蒙昧主义何以在革命旗帜下泛滥——一位学者的绝笔

冯建辉教授是我刊的老作者,他为本刊写了多篇文章。这些文章凝聚了他对党和国家命运的思考,也表达了对本刊的厚爱。在他去世前一个月,仍抱病为本刊写了这篇绝笔之作。他逝世后,他的女儿寄来了他的《告别书》。现将这篇绝笔及其《告别书》予以刊发,以表达本刊同仁对冯教授的缅怀之情。     

关注历史学理论建设的史学家——为纪念林甘泉先生逝世周年而作

正"他是一位关注历史学理论建设的史学家!"——这是许多年来,林甘泉先生留给我的深刻印象。当得知他离去的消息时,悲恸之际,我想到的依旧是这句话。为缅怀这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我就以此为题作一篇小文,以寄哀思。一1982年,在《光明日报》理论部邀集史学界同行参加的一个小型座谈会上,我认识了林甘泉先生。这次座谈会的主题,是讨论有关史学理论发展问题,当议论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时,记得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李大钊和郭沫若分别从理论     

推荐一本好书—《谈小说的写作技巧》

十多年前,我在《在小说王国里徜徉》这篇长篇论文里论述徐君慧教授的小说创作与小说理论研究时,曾指出徐教授既是作家,又是学者,是学者型的作家,作家型的学者,一身而二任。他只求奉献,不计索取。     

人民日报批判无政府主义惹祸

王若水在他的著作中谈到他上书毛泽东惹出大祸一事,我是亲历者。这件事的导火线是《人民日报》1972年10月14日发表了一整版的批判林彪煽动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3篇文章。其中两篇是我约稿和初步加工的,另一篇短文则是我动手写的。现在我写出本文,把事情的来龙去脉交代清楚,并介绍王若水同志有关的     

情系河湟——鲍义志文集《河湟情怀》序

鲍义志同志嘱我为他即将付梓的文集《河湟情怀》写一篇序言,并说,我是为他的文集作序的最佳人选.这不仅仅因为我们同为河湟子孙,更由于在文化领域多有交往,而且在许多方面有着共识,所以对他的请求,我自然欣然允诺.     

陈毅演讲：反对毛泽东不一定是反革命

1967年下半年,红卫兵组织了多次批斗陈毅的大会。在一次召开批斗他的大会上,陈毅发表了一篇特殊的演讲。这篇演讲原本是陈毅即席讲的,并没有标题,演讲后整理出《我这个外交部长》这个题目。在这篇演讲稿中,陈毅磊落地表明了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一一现在该我发言了!我是政治局委员,我还是外办主任、外交部长,我又是个副总理。我这个外交部长,有很多副部长、部长助理;外办还有几个副主任。我是个头头,是外事系统的头头。     

谭震林在《红旗》杂志发表两篇重要文章的经过

正一1981年6月10日上午,我刚走进红旗杂志社办公大楼,在楼梯口遇到了总编辑熊复。这是他近期出国访问归来后第一次和我见面。他叫住我,和我热情握手,笑着对我说:"我已经在电话中和谭震林同志说好,明天上午,我去他家看望,向他约稿,你和我一同前往,为他代笔写一篇纪念建党六十周年的文章,准备在《红旗》7月纪念专刊上刊用。"     

记胡乔木的两份写作提纲

我手上保存有胡乔木的两份写作提纲.一份是1984年他亲手交给我的,要我帮助他写一篇论述经济体制改革文章的提纲;一份是1989年他为赴美讲学准备讲演稿的提纲,是在信中寄给我的.我认为,这两份提纲,对了解胡乔木的思想和生平事业、研究新中国历史都有参考价值.文中引用时,用的是原件.     

关于陈友仁

陈友仁是大革命时期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我和他曾经有过一段工作上的关系,是从1926年秋到1928年春,约有一年半的时间.这篇回忆文章就是根据这段工作关系写成的.由于我只接触到他一生中的一小段时间,这篇文章自然说不上对他有怎么深刻的了解,其中的论断和评语,可能带有片面性或缺乏公允.这就有待于将来努力加以改正或校订了.     

关于高本汉《古代中国的丰产符号》的几点讨论

正友人高本汉(B.Karlgren)友好地送给我一篇他的论文抽印本《古代中国的丰产符号》(载《东方博物馆馆刊》第2期,1930年),我认为这是了解古代中国宗教最重要的一篇文献。尽管如此,高本汉谈到的某些问题,对我来说仍有进一步申述的必要。本文只把话题放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我以前讨论过的,另外一个是和高本汉不同的。     

亚洲史研究的未了情——悼念何芳川教授

何芳川教授走了。他走得那样匆忙、那样突然,以至于我动笔写这篇悼念短文的时候,我还是不敢相信他已经永远离开了我们。     

陈逸飞本身就是神话——忆对陈逸飞的最后采访

逸飞先生驾鹤西去竟已15周年了,要不是朋友提醒,我几乎忘了,因为我的手机通信录上还保存着他的号码,好像他并没有走,还是那样不知疲倦地在忙着他的大视觉,他还会随时打电话给我……我在网上搜索自己写过的有关他的文章,没想到居然搜索到一篇1998年发表在《焦点》杂志上的文章,题目竟然是《陈逸飞的活法》。记得那时我给某报采写了一篇《陈逸飞:寻找曾逃亡上海的犹太人》的长篇通讯,说的是陈逸飞拍《逃亡上海》和《上海方舟》这两部电影中的动人故事。     

记李一氓同志的为人和他的几个重要观点

为纪念李一氓同志逝世十周年,除将《模糊的荧屏》改名《李一氓回忆录》再版外,还计划出一本纪念文集。他的夫人王仪同志要我再写一篇回忆文章,这在我也是义不容辞的。因为同一氓同志相交的四十年里,我受到他的关怀和教导实在太多。我一直视他为恩师,不时向他请教。而他对我这个没有什么学历的晚辈后生却全然平等相处、以朋友相待,并给予极大信任。这就使我们成了忘年交。特别是最后十多年,更是经常相会,无所不谈,可以说是我今生接触和来往的老同志中惟一可称得上莫逆的一位。因此,对于他,真是情深似     

老友施拉姆

美国友人传来施拉姆先生的噩耗,使我非常悲痛,我们是研究毛泽东而结识的好朋友。1980年后,他多次作为这方面的美国学者来中国,以及我应邀到美国访问,我们都开门见山侃侃而谈,使我得益匪浅。2005年我88岁时,他为我写了一篇祝寿文章《李锐是我的朋友》,其中有对我的勉励之言:"我们每次见面,他的直率和富于挑战性的见解总是令我耳目一新。"毛泽东是20世     

让孩子走进生活

我为女儿不能在班上“出类拔萃”而着急。她的作文,总在65分左右沉浮;她的数学,居然出现“小学生身高108米”的笑话。“你真笨真笨真笨!”我气得只差对她动武了。看到她眼里“金豆儿”一颗接一颗往下滚,我的心又软了,“嗨,就这命!”我嘴上说泄气的话,心里却不认输,就把她的试卷、作文本送给我中学时的一位老师看。他看了之后说了三点看法。一是说我女儿学习是勤奋的。他说她的作文六篇中就有四篇写的是自己刻     

但开风气不为师——纪念李时岳先生

1996年初,我写信给李时岳先生,请他为《历史研究》杂志的《20世纪中国历史学回顾》专栏写一篇关于中国资产阶级研究的文章。这个专栏是我刊近几年的重点栏目,各编辑室分别设计了若干题目,尽力邀请有建树的专家学者各抒己见,回顾以往的研究情况,并且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一些前瞻性的意见。我们近代史编辑室经过认真考虑,认为关于中国资产阶级的研究特别值得注意,应当邀请一位在这方面有研究、同时又有比较系统的理论思想的学者,为这个专栏写一篇有影响的文章。可以邀请的学者有好几位,谁是最合适的呢?我们当时认为,李时岳先生是最早提出重视资产阶级研究的学者之一,而且他在这方面有自己的一套主张,应当是这次约稿的首选对象。     

朱哥，永远的23岁

5月是吃四季豆的季节。阳光静静地洒进厨房,我闲闲地打理着四季豆。“如果干煸,用那种扁扁的四季豆最好。”这是一个朋友告诉我的。只要一吃四季豆,我就会想到他。如果他缘那些活着的朋友一样,在城市某个角落过着干篇一律的日子,我怀疑自己还会这样强烈地想到他。他选择了一种惨烈的方式来结束生命——把自己抛到窗外去。     

石海蜗牛的梦想

在爬行十多年后,石海依然把网游当成他对世界和人生的表达来做,“游戏是一种手段。有些人是因为商业模式和手段的考量,主营业务衰落,那么我收个游戏来丰富我的产品基因;有些人原本就是个投机商人,他觉得游戏这个机可以投,所以他没有什么行业理想。我？这就是我的人生”     

跟随谭老下乡采访

今年是谭震林同志诞辰108周年。我这个小兵今年90岁,之所以冒昧写这篇怀念谭老的回忆文章,是因为我1957年跟随他在攸县农村蹲点六个月,亲身体会到谭老这种务实求真的好作风。当时就敢言“反右”扩大化,而且“一言挽救了小书生”,我从心底里敬佩,至今铭感在心。因此写这篇回忆文章,请读者指正。     

从生活中汲取营养 让作文充满着活力

《语文课程标准》提出写作教学“应引导学生关注现实,热爱生活,表达真情实感”,叶圣陶先生也说过：“生活就如源泉,文章犹如溪水,泉源丰盈而不枯竭,溪水自然活活泼泼地流个不停。”这不禁让我想起了一篇作文课《一元钱和一只青蛙》。那位老师指导孩子写作文,不是理论加理论,而是请孩子与老师一起根据生活经验表演小品。在老师的现场指导下,孩子们深入观察,发挥想象,终于写出了一篇篇好文章。这次作文教学的成功就在于老师让作文与生活相联系,并从生活中提取素材,让他们有话可说,有事可写,有感而发,自然就能写出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