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揭阳县令史定若干史料考

2002年年底,广西一揭姓先生到揭阳寻根问祖,言明“汉初时揭阳令史定是他们揭氏的始祖”,笔者以此为线索,在查阅了《揭氏族谱》及有关资料之后,本文提出若干新说,以此向方家讨教。     

史定与揭猛

史定,西汉南越国最后一位揭阳县县令,《史记》、《汉书》有记载。 揭猛,西汉南海郡揭阳县县令,《汉书》所说揭阳定、封安道侯。《揭氏族谱·史揭合序》的作者苏过说汉武平南越,封史定为安道侯,赐姓揭、赐名猛,揭猛就是史定。     

韩安道侯、揭阳令史定的历史贡献——《广东廉江揭民族谱》序

史定其人其事,最早见于司马迁《史记》的一文一表。一文为《南越列传》,一表即《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南越列传》只于篇末有一句“闻汉兵至,及越揭阳令定自定属汉”。为什么南越的揭阳令史定会“自定属汉”呢？这里面有丰富的历史内涵。但司马迁论述简要,这方面没有说清楚。而《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则记载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封史定为安道侯兼揭阳令,是年三月乙酉日为其侯国元年。我查考司马迁所撰写的《建元以来侯者年表》,里面记载汉武帝封功臣70余人为侯,其中以县令因功封侯者,只有史定一人;而封侯又再兼任县令者,也只有史定一人。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汉武帝南平两越、统一南中国时,史定立下了特殊的功勋,是非常之人立非常之功。否则以区区一县令归汉,是断不可能封侯的。司马迁与史定同是汉武帝时人,所以其史料记载最为可靠。     

揭当时接任父职（揭猛）——揭阳令小考

近日,古都西安一文友知道我在研究“西汉揭阳令史定”的课题,遂寄来一本书,书名《寻根探秘百家姓》,为大32开本,由王大良编著、陕西旅游出版社2004年出版。在第242页“揭姓”词条上这样载：“揭氏是一个出自复姓‘揭阳’的姓氏,姓氏来源相传与西汉安道侯揭阳定有关,史称‘揭定’。原来以‘史’为姓,因担任揭阳令而被称为‘揭阳定’。汉武帝时,他被封为‘安道侯’,他的后代就以‘揭阳’为姓。     

司马迁结局论证

司马迁是我国占代的史学巨匠,关于他的最后结局,两汉史文记载模糊。唯卫宏《汉书旧仪注》(以下简称《汉旧仪》)载录:“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陵降匈奴,故下蚕室。有怨言,下狱死。”这条资料对于探讨司马迁一生的结局极为珍贵。1955年,郭沫若先生提出“司马迁之死可能是不自然的骤死”,1956年又以上举《汉旧仪》记载为主要沦据,明确指出司马迁“在既受宫刑之后”,又“再度下狱致死”。公平地说,这一结论是目前仅有的以汉代明文记述为据的研究所得。但多年来,相当一些同志却坚持旧说,认为《汉旧仪》之文不可信,进而否定郭沫若的论点,近年仍可见到这类文章。其根据主要是两个:第一,汉武帝没有见到景帝本纪的可能,因汉太史令不掌记     

司马迁“卒于太始四年说”献疑——太史公卒年考辨之三

一关于司马迁的卒年与死因,由于《汉书》缺载,遂或一大疑案。汉唐以降,学者们为解决这一重要课题,耗费了诸多心血,提出了种种假说或论断。在纷纭异说中最具影响的,首推王国维先生的司马迁“卒年与武帝枢终始说”,次数程金造先生的司马迁“卒于武帝以后说”。这两说尽管持论各异,取证不同,但却不谋而合地都认定:司马迁担任中书令后,尊宠任职,安享天年。但据我的固陋之见,这两种“善终说”并无坚实的基础。王先生的大前提——至迟在后元二年郭穰已为内谒者令,事实上并不存在;而他的小前提——内谒者令即中书谒     

四块糖果的启示

当年陶行知先生任育才学校校长。一天,他看到一名男生用砖头打同学,遂将其制止,并责令他到校长室等候。陶先生回到办公室时,见男生已在等候。陶先生掏出一块糖给他:“这是奖励你的,因为你比我按时到了。”接着又掏出一块糖给他:“这也是奖励给你的,我不让你打同学,你立即住手了,说明你很尊重我。”男生将信将疑地接过糖果。陶先生又说:“据了解,你打同学是因为他欺负女生,说明你有正义感。”陶先生遂掏出第三块糖给他。这时男生哭了:“校长,我错了,同学再不对,我也不该采取这种方式。”陶先生又拿出第四块糖说:“你已认错,再奖你一块,我们的…     

揭开中国文明的“老底儿”

北大教授李零先生说,很多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都是“揭老底战斗队”。其实,在“揭老底”这方面,考古的能量比文献记载还大,因为考古有时还可以“揭”文献记载的老底儿。     

西晋左民曹职品考述

学界一般认为,西晋官员刘卞试经后担任的“台四品吏”就是八品的尚书令史,被降资品后则任九品的尚书令史,但《初学记》的记载提供了另一种解读的可能。经考证可见,左民曹主掌户籍与谱牒,左民令史则从属于左民曹,执掌内容一致。从现有材料来看,刘卞试经后所任“台四品吏”既有可能是六品的尚书郎,也有可能是六品的尚书左右丞、尚书都令史或者七品的尚书典事;刘卞“下品二等”后担任的“左民令史”,很有可能就是《通典·晋官品》所载八品的“主谱令史”。     

政声卓著的父子翰林——齐弼、齐鲲

齐安乡是福州南郊仓山的偏僻山村,是齐姓族人的聚居地。据《福州姓氏志》记载,齐姓入闽始祖于唐德宗年间（780～804）奉命入闽平乱,后隐居高盖山北支脉的齐坑山,以农耕繁衍生息,聚成村落,遂取名“齐安”。至清代,已形成“五房三村”（齐安乡、吴厝头、蛟边、湖边村）,堂号“天池”。它被公认为闽省齐姓发源地。经过几代齐氏人读书风气的传承和积累,终于在康、乾、嘉年间,形成世代书香门第,更有脱颖而出、荣耀省垣的齐弼、齐鲲父子双翰林。     

论太原王氏文化

王姓是当今中国姓氏排行第二位的大姓,拥有人口近一亿,约占全国汉族人口的百分之七点四。得姓始祖太子晋,名晋,字子乔,系周灵王太子,约出生于公元前565年,卒于公元前548年,寿不过十八岁。据史籍谱牒记载,“太原王氏”奉2500多年前的周灵王太子晋（前565-前548年）为始祖。其子宗敬后担任司徒,时人号日王家,因以为氏,之后历代相传,“王”也就演变成为他及其子孙后代的姓氏。在山西太原晋祠修建的“子乔祠”就是对王姓始祖子乔的纪念。     

“送故”吏与送“故吏”——读《世说新语》札记之一

《世说新语．雅量》“褚公於章安令迁太尉记室参军”条云：“公东出,乘估客船,送故吏数人,投钱唐亭住。”文中的“送故吏”旧有二解,一是“故吏”送褚公,一是褚公送“故吏”。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送故”条引此,将“送故吏”解为“送故”之吏;高敏《魏晋南朝“送故”制度考略》也据之证明晋时县令离任,有故吏相送之制。朱铸禹在《世说新语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中则认为是褚公送“故吏”,     

关于柳州地名语源

柳州市,是广西最大的工业基地和重要交通枢纽。这座城市为何取名为柳州?王维屏教授在其所著的《中国地名语源》里认为:“广西的柳州市,唐代文学家柳宗元曾谪居于此,为了纪念他,因以为名。”但笔者认为柳州地名语源并非王维屏先生所说的那样,而是另有它源。据《旧唐书·地理志》记载,柳州本昆州,后易名南昆     

《曹全碑》碑主新考

著名的汉《邰阳令曹全碑》出土以后,清代西北学者张澍将曹全其人收录于他的《续敦煌实录》中,与《后汉书·西域传》中提到的另一位敦煌历史人物曹宽并列。清人王先谦、朱彝尊等人以《碑》证史,认为曹宽就是曹全,《后汉书》误“全”为“宽”,“要当以碑为正”。本文提出几个疑点,认为曹全与曹宽是两人而不是同一人,证实张澍的观点是正确的。     

浑源雷氏与朔州李氏的纠葛

雷思、雷渊和雷膺是山西浑源历史上有名的文学世家,《金史》和《元史》均有记载。但是清代成书的《四库全书·山西通志》和《四部丛刊·大清一统志》中,雷思及其后裔雷渊、雷膺与朔州李完及其“后裔”李渊、李膺出现雷同记载笔者就此作一简单探讨,以辨明其中是非真伪。一、李完与雷思李完(?——1197),字全道,朔州马邑人,由经童出身,复登词赋进士第。初授陕西澄城县主簿。在任期间关心民间疾苦,澄城人民曾为他立生祠,以示感戴。由于为官清正廉明,迁为定襄县令,召补尚书省令史。金朝有迭县令外出查访的制度,金世宗曾选能吏8人按行天下,李完     

刘业勤和他在揭阳一则轶事

刘业勤,广西桂平县拔贡生。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任揭阳知县(据刘业勤《重建天后宫碑记》则应为三十一年),至乾隆三十五年(1770)任满。乾隆四十年(1775),又回任揭阳知县,至乾隆四十六年(1781)始离揭回京。刘业勤为官清正廉洁。断案曲直分明,时有“包青天”之称。在任期间,他根据揭阳县城群众要求,结合自己实地考察情况,修建桥梁道路,疏通城内大小溪河。同时又主持编纂《揭阳县志》,邀请番禺著名才子凌鱼(进士)和本邑中有才华的文人一起编修,并亲拟《凡例》,撰写《序言》,至乾隆四十四年(1779)五月纂定《揭阳县志》8卷。 在长达267年的清王朝统治中,揭阳共经历126任知县,其中有刘业勤(广西桂平     

揭千古之谜──汉铙歌《石留篇》解读

揭千古之谜──汉铙歌《石留篇》解读叶桂桐一、千古之谜《石留篇》汉烧歌十八曲，不仅词句诘屈，而且有的篇章“声辞合写”，刘宋沈约已云“训诂不可复解”，而其中的《石留篇》又最为难解，遂成千古之谜。这十八曲汉铙歌虽然如此难解，但因其是汉乐府中的重要内容，所以...     

考清朝源流 析其中真相──读《满洲开国史》

孟森先生是近代明清史研究的鼻祖,一生写过很多颇具影响而又堪称留世的著作。《满洲开国史》可谓其中之一。孟森先生在《满洲开国史》一书中,论及建州女真时说,“即考源流．乌能不析其真相”（见该书第４４页,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以下引用该书时只注页数）。我认为,这句话就是孟森先生著《满洲开国史》的宗旨和主要目的。也就是说,该书主要是考究清朝源流,“集中揭发二百年间清与明之关系真相,诚为历史上一大快事”。①满洲在明初称建州上,后又析为三卫,其中建州左卫为清世直系所自出。清自认之始祖肇祖原皇帝猛哥帖木儿…     

一件贵州出土的汉器纪闻

治黔史的人,都有一个十分伤脑筋的难题——明以前即乏实物足资实证。我到贵州,迄今已四十个年头了,所读的几部民族史,都觉得所述乏证,仅据民间口口相传的故事为史,缺乏说服力。令我十分不解的是,紧邻贵州的我的家乡云南昭通,汉、唐器物的出土,却极丰富。我的老师,著名史学家张希鲁先生,远在1941年时,便十分关注此事,他说：”云南汉代古物最丰区域,莫过于昭通。昭通与贵州威宁接壤,相距飓尺,岂古人足迹,止于昭通而不过咸宁？抑有古物而贵州人士米见？”他因之有“何滇之窗,而黔之贫”的疑叹。（均引自张希鲁撰｛西楼文集·…     

从族谱看江南穆斯林的宗教制度

对于中国穆斯林的族谱,研究者甚少,学术界甚至有人怀疑这类族谱的存在.金吉堂先生在《中国回教史研究》第三章谈到了今后中国伊斯兰教史的研究,并论述了史料的搜集方法及“谱·帐”,他认为:“谱为族谱,氏族志之所从出也”.这说明:他已注意到了族谱的重要性(100页).该书末尾221页的引用书目中有《三河芦庄何氏族谱》,该书第一章第二节为“回教民族说在历史上的证据”,认为今日的回民,其先祖为外国人(25页),并言:“三河芦庄何氏族谱,明叙其先为蒙古人,其太始祖某在明初随成祖靖难有功,卒葬于平西三里河,子孙蕃庶,遍于平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