汲取圣贤文化精华促进先进文化建设

“圣人”一词在我国历史上很早就出现了,《老子》中说:“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成。”《易·乾·文言》中说:“圣人作而万物睹。”《论语·述而》中说:“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荀子·性恶》中说:“故圣人者,人之所积而致也。”司马迁在《资治通鉴》卷一中说:     

历史研究的碎片化与现代史学思潮

梁启超的《新史学》为大多数历史研究者所熟知。在其《新史学》的第二章“史学之界说”中,梁公对于历史的性质做了如此的阐说：“第一、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第二、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第三、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     

《宋史》论赞评析

“论赞”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史论形式。《宋史》论赞是元史臣对宋代历史的一种考察,一种“盖棺论定”,而这种考察和盖棺论定是以统治获得资政启示和进行教化为主要目的,其着眼点集中在一代成败兴亡的教训、总结典章制度的得失和褒贬历史人物的善恶上。《宋史》论赞以儒家思想,特别是理学思想的价值取向为圭臬,但运用司马迁以“通古今之变”的研究方法把握宋代历史兴衰治乱规律,和继承中国历史编纂的“直书实录”的优良传统,是《宋史》论赞的突出特点。     

杨万里的历史通变思想

杨万里的历史通变思想的内涵是主张历史变化不已,但有“一治一乱”章法。他提出“穷必革”和“圣人惧于革”,总结出变中有常、“中正立而万变通”、“兴天下之大利,为天下之大益”和革除弊政重在用人等原则,要求区别对待“一代家法”与“祖宗家法”。杨氏以史事参证《易》理     

从语言的特征推断《周易》的编纂年代

关于《周易》的编纂年代,前人的研究,已打破“文王拘而演《周易》”的说法,但意见并非一致。诸如,余永梁、顾颉刚主张《周易》作于西周初叶;陈梦家主张《周易》作于西周中叶。他们都是以周民族的历史、风俗制度以及书中卦爻辞所记史实为依的。陆侃主张《周易》“托始于周初,而写定于东周”,论据是:一、春秋时尚无定本,观《左传》所引与今本不同;二、《周易》辞句与东周文字相似,如“屯如邅如”,“贲如濡如”等,类似《小雅》、《国风》、《论语》中辞句。郭沫若和日本学者本田成之则从古书对勘断定“《周易》之编纂成书,实自孟子以后,战国晚年”。李镜池则主张《周     

《后汉纪》对《后汉书》的校勘价值

魏晋南北朝时期,以《东观汉记》（已久佚·有辑本）为基础撰成的东汉史书凡14种,其中纪传体10,编年体4。然经过漫长历史的选择淘汰,所存者编年体惟东晋袁宏（328—376）后汉纪）30卷（下简称“袁纪”）,纪传体惟刘宋范晔（398—445）《后汉书》90卷（下简称“范书”。西晋司马彪《续汉书》的“八志”30卷合人范《书》而得传）。刘知几已有“世言汉中兴史者,唯袁、范二家而已”①之评论．二书可谓东汉史籍之双璧。但是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范书因采用纪传体而被列为正史,遂备受统治者的提倡,更为世人所重视而屡屡为之注释,尤其是梁…     

关于《续论中国近代史上若干问题的“情”与“理”》质疑的答复

1990年《史学月刊》第3期发表拙文《续论中国近代史上若干问题的“情”与“理”》。(以下简称郑文)1992年,郭世佑先生在《史学月刊》第1期发表质疑文章《“情”与“理”不宜作为评价中国近代史的价值标准(《续论中国近代史上若干问题的“情”与“理”》一文质疑)》(以下简称郭文)。郭文洋洋万言,其质疑之具体、细致、不厌其烦、不惜笔墨之功实令人感佩。笔者从中获益匪浅。历史问题,有不同评价、不同见解,这是不足为奇的。史学工作者都在力求恢复历史原貌,力求客观评价历史、说明历史。如果史学界出现郭先生所期望的,思路都如郭先生那样的“一致性”,那才是不可思议的。本来,对郭文所持的不同学术观点,可以置而     

符号修辞四体演进视角下《史记》体制义例新探

以符号学“四体演进”理论探究《史记》体制义例,在以往“五体”之成说的基础上,对《史记》百三十篇先后演进的动态进程加以历时、纵向地描述剖析。在“由内容而结构,以结构为内容”这一前提下,以《史记》文本编排义例为主、“四体演进”理论为辅,用新视角作为“考古工具”,发掘文本的历史现场,将百三十篇划分为“神祇时期”“英雄时期”“人的时期”“颓废时期”这四大格,探寻序目内部的动态进程和太史公谋篇布局的深层目的。更进一步以《史记》文本反哺“四体演进”之说,为“反讽之后？”的疑虑提供《史记》答案。     

元人咏史散曲中的悲剧意识

由于民族压迫,仕路闭塞,社会黑暗,元代文人“予是以有用之才,而一寓之乎声歌之末,以舒其怫郁感慨之怀。盖所谓不得其平而鸣焉者也。”(胡侍《真珠船》)因此,元散曲中流露出一种既怀才不遇而又超脱不羁、既愤世疾俗而又玩世不恭、既悲观厌世而又故作旷达的时代情绪。这种悲剧意识尤为突出地表现在以咏史为内容的散曲中。对历史上赍志以终、含冤而死的英雄,作家们表示了自己的惋惜和同情。如写诸葛亮死时“五丈秋风,落日茫茫。”(鲜于必仁《折桂令·诸葛武侯》)伍子胥死时“半夜潮声,千年孤愤。”(薛昂天《朝天曲》)岳飞死后,“钱塘路,愁风怨雨,长是洒西湖。”(周德清《满庭芳     

为“高山苗”辩

苗族,大多住在山坡上,而有“高山苗”之称。又说：“高山苗,水仲家,仡佬住在石旮旯。”乃是以其居住的环境不同而名之的。可是,有的人却以“山居”、“水栖”为其居住民族的一种习性而津津乐道。这并非今日才有,早在历史典籍中就有过记载。如称“盘瓠”蛮“好山恶都”(《搜神记》)：“好人山壑,不乐平旷”(《后汉书&;#183;南蛮传》)。     

息国铜器及其历史地理分析

一、息国历史、族姓简述息是淮北诸侯之一,《左传》作“息”,《说文》、《玉篇》和《释文》并作“鄎”,古文字中有无偏旁无别,息、鄎实为一字,同从“自”得声。《左传》隐公十一年“郑、息有违言,息侯伐郑,郑伯与战于竟,息师大败而还。君子是以知息之将亡也,不度德,不量力,不亲亲,不征辞,不察有罪。犯五不韪,而     

读《史记·孟荀列传》

《孟荀列传》历来被认为是《史记》中疑义较多之文。第一,以“孟荀”名篇而孟荀事迹极简略;第二,《自序》所述作意为“猎儒墨之异文,明礼义之统纪,绝惠王利端,列往事兴衰”,孟轲是儒家嫡宗,被尊为“亚圣”,荀卿以“大儒”自负,韩愈亦以为“大纯而小疵”,何以列之于“儒墨之异文”?第三,《自序》“明礼之统纪”为要旨,篇首于“利诚乱之始”发无限感慨,而篇中甚少谈及“礼义”及“兴衰”者,是原作即疏漏或传写有讹脱?衡之以一般文章常规,这些问题也都切中要害。但是,天下文章本无常法常轨,唯以达情抒旨为上。其见愈深,其旨愈远,则其文愈“微而显,续而绝,正而变,文见于此而起意在彼,若有鱼龙之变化,不可得而踪迹者矣”。《孟荀列传》正是这种文章,“读是书者,可不参考互见以究其大旨之所归乎?”（引自吕祖谦《大事记》）欲究《孟荀列传》之大旨,必须先明确司马迁的身世和思想观点上的一些特征。第一,司马迁不仅有深厚的民族自豪感,而且有强烈的家族自豪感。“昔在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世序天地……喜生谈、谈生太史公”。《太史公自序》一开始就以峥嵘之笔叙述了时历千祀“世序天地”的家谱。紧接着又以顺流之势写其父司马谈“无忝     

对周易文化推向世界的思考

以周易文化为源头的中华传统文化,走向世界是历史的必然。周易文化产生于中国,但它早已属于世界。其发展是“中国之易学”、“亚洲之易学”和“世界之易学”。在秦汉时期《周易》随着儒学的外传而开始走出中国,自唐代以来则成为亚洲邻国知识分子研习的经典,到明清之际又从欧亚大陆的东端走向它的西端。在这一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易学通过文化融合而奉献给世界。     

《易·序卦》对社会历史发展的论述

先秦时期,人们对于社会历史发展已有了一些看法。大家所熟知的是《韩非子·五蠹》中的一段话,他说: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本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是之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蜯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鲧禹决渎。“近古之世,桀纣暴乱而汤武征伐。”韩非是以历史进化的观点来看待历史发展进程的,他在这面所说的“上古之世”,是指原始社会而言,“中古之世”,是原始社会到文明社会的过渡阶段,“近古之世”是已进入文明社会的阶段。但对于社会结构的本身,还未说到。在韩非以前,孟子也说到社会发展历史状况。《孟子·滕文公上》记孟子的话说: “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     

辞令

《礼记·经解》:“属辞此事,《春秋》教也。”春秋时士大夫重辞令,孔子也重辞令,所谓:“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他极重视《春秋》在表述上对文辞的斟酌。司马迁说:“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这反映出孔子对历史撰述在文辞要求上的严肃态度。《左传》作者概括了《春秋》在这方面的成就,说:“《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后来《左传》、《史记》都继承、发展了《春秋》的成就,取得了更大的成功。     

商周文献资料论稿选刊

文献是真有历史价值之反映人类活动的文字记录.我国古籍,分为经、史、子、集四部,由来已久.先秦之书,只有经、子、集三部而无史,但经、子实也没有严格区别,只是因为自汉以后,特尊儒学,乃自诸子书中提出儒家之书,而称之曰经.六经之名,始见于《庄子·天运篇》引孔子对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以为文.称六经为六艺始见于《史记·滑稽列传》,亦引孔子日:“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     

竹韵飘香处

洛宁竹文化源远流长。据《汉书律历志》记载：“黄帝使伶伦取竹于嶰溪之谷(今洛宁金门山)以生而空窍,厚薄均者,断而截间而吹之。”以为黄钟之官,制十二筒以应凤凰之鸣。《九州纪要》“金门之竹,可为笙管,言竹之合节耳”。《玉泉记》载：“取宜阳竹为笙管,河内葭莩为灰,吹之以候阳气”(宜阳、洛宁旧同属一个政治辖区)。《后汉郡国志》：“宜阳有金门山,竹为律管”。     

屯垦戍边千古业 志书一卷万年铭——读《新疆通志·生产建设兵团志》

一部新志带着边塞的风云,荒原的神秘,绿洲的碧涛,农场的芳香,新城的风貌,兵团的精神,飞到笔者案头。这部新志就是《新疆通志》第37卷——《生产建设兵团志》(以下简称《兵团志》)。《兵团志》是皇皇志林中一个新志种,她的面世必将引起方志界的热切关注。笔者欣然读之,感奋不已,予以评述。纵述史实——展示屯垦戍边的悠久历史　　屯垦戍边,在新疆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对此,《兵团志》作了较为详细的记述。《兵团志》的编纂者根据志书所写内容的实际,不受志书“横排”之限,而适当采用“纵排”之法,以展现屯垦戍边的历史。起先志界“横排到底”…     

城市志应致力于城市功能的记述

一、城市是一个历史范畴 城市出现于人类社会,有久远的历史。最初的“城”与“市”是两个概念。“城”比“市”出现得更早,我国古籍传说中的“夏鲧作城”距今约四五千年以前。《管子·度地》谓:“内为之城,城外为之郭”。《古今注》亦有:“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之说。筑     

楚辞研究热点透视（六）

屈原出生地有“秭归”、“江陵”二说,而“生于江陵,长于秭归”当更接近事实;屈原绝笔诗有五说,一般以《史记》载录之《怀沙》为准;关于屈宋比较有四说,涉及到屈宋诗歌流变与人品高下之探讨;《远游》之作,从汉至明,皆以为屈原作,清代以后才分为“屈作”与“伪托”二说;关于《渔父》是否为屈原作的争鸣,主要缘于王逸《章句》之矛盾、《史记》载录之理解、渔父形象之真伪以及第三人称之口吻。尽管歧义纷纭,亦非无迹可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