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早期佛教造像滇缅道传入论——兼与吴焯先生商榷

中国南方早期佛教造像主要分布于长江流域诸省,在长江上游四川省发现的早期佛教造像历来为学术界所重视。最近,吴焯先生发表了《佛教蜀身毒道传播说质疑》和《四川早期佛教遗物及其年代和传播途径的考察》两篇研究四川早期佛教艺术的重要文章,重新考订了四川早期佛教造像的年代和传播途径。吴先生的基本观点是:四川早期佛教造像年代为蜀汉时期,其传入途径未经滇缅道(亦称蜀身毒道),而系经“丝绸之路”南段,从青海道到四川。笔者认为,四川早期佛教造像时代大多为东汉晚期,系从印度经滇缅道传入,对此笔者曾有论文涉及。本文将阐述滇缅道的开通过程、年代,中印早期文化交流和商业贸易,并进一步论述四川早期佛教造像风格、年代、滇缅道沿线早期佛教艺术及其传播,以求教于吴焯先生。     

“早期佛教造像南传系统中日学术研讨会”述评

《东南文化》1990年1至3期发表南京艺术学院阮荣春先生文章,该文以3万多字篇幅,系统地研究了印度和中国佛教造像的起源,他认为,汉晋时期由中印度经长江流域至日本存在一个受秣菟罗造像风格影响而形成的早期佛教造像南方传播系统(简称“南传系统”);中国早期佛教造像先兴于南,而后盛于北,因该观点与中国早期佛教造像受西域传入的犍陀罗艺术影响的传统观点相悖,由是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1991年4月,南京艺术学院、北京大学、南京博物院和日本龙谷大学派员成立了《早期佛教造像南传系统》(日方称《佛教初传南方之路》)研究班,先后五次到中国南方的浙江、江苏、安徽、四川、云南等省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工作,获得汉晋佛教造像资料140余处,其中有确切纪年的30余处.     

蜀身毒道 南方丝绸之路

正"蜀身毒道",即南方丝绸之路。身毒即今印度,《史记》曰,大夏"东南有身毒国"。《汉书》云:"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后汉书·西域传》载:"天竺国,一名身毒。"印度与中国早在二千多年前的西汉时期就有商旅往来,起于今四川成都,经雅安、芦山、西昌、攀枝花到云南的昭通、曲靖、大理、保山、腾冲,从德宏出境,进入缅甸、泰国,最后到达印度和中东,总长超过二千公里。     

西南丝绸之路研究的认识误区

古代西南丝绸之路研究，本世纪２０年代引起学界之重视，４０年代由于抗日战争需要而修筑滇缅、中印公路，许多著名学者认为此即张骞所建议开通之古道，对其后研究影响甚巨。其实这种认识存在着一定误区。如果从汉武帝开发西南夷之缘起，张骞指求身毒国道之措施，《华阳国志·永昌郡》“身毒国”方位之考定，古时僧人求法路线之走向，佛教传入四川之途径，西南地区出土文物之分布等众多因素进行综合考虑，古代西南交通特别是它的早期，言川滇缅印道，不如言柯道与蜀交趾道更为符合历史实际。     

“早期佛教造像南传系统”研究专栏

近几十年来,在中国南方考古中,不断有汉末到西晋时期的佛像与佛饰器物出土,但人们对这些器物的学术价值一直未给予足够的重视,1989年前后,南京艺术学院的阮荣春先生对其作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我刊1990年1—3期发表的《早期佛教造像的南传系统》一文,集中反映了阮氏的研究成果.近两年,这一研究课题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注意,因为它牵涉到印度佛教造像传入中国的时间、途径、过程、地域、风格、表现手法即中印、中日早期佛教文化交流、中日早期佛教造像的流派、印度早期的佛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等一系列重大学术问题,需要进行艰苦细致的、多学科的综合研究.为此,1990年,日本著名的佛教大学龙谷大学委派研究印度、中亚佛教学及佛教史学和研究中国历史文     

“画纹带佛兽镜”质疑——与王仲殊先生商榷

近段时期以来,南方地区的一些学者提出了“早期佛教造像的南传”问题,引起了中外学者的反响.就目前南方各地相继发现的一些佛像和与佛像有关的文物看,似乎向我们揭示,在我国佛教传播的早期,存在着一条佛教造像的南传路线.对此,已有许多学者论及.在造像方面,大家所熟悉的铜镜,也是佛教造像的载体,它上面的佛教造像,也是早期佛教造像南传系统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如“佛饰镜”.目前,很多地方都发现铜镜上存在佛像或与佛教有关的图纹,其中,湖北鄂州出土铜镜中佛饰所占的比例尤为突出,对此,王仲殊     

中国南方早期佛教艺术初探

中国南方的早期佛教艺术过去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也没见过系统的研究.近两年,南京艺术学院的阮荣春先生对其做了深入的考辨并提出“早期佛教造像的南传系统”的问题.遂给人们不少的启发.这一年来,我有幸参加了由中国的南京艺术学院、北京大学、南京博物院和日本的龙谷大学联合进行的“早期佛教造像的南传系统”(日本专家称之为”佛教初传南方之路”)课题的调查与研究,这方面有了一些初步的认识,这些认识得以产生,一是建立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二是来自于实地的调查与思考,三是合作中得到阮荣春先生及日本专家山田明尔、木田知生、入泽崇诸先生的帮助,在此,首先向他们表示真挚的感谢!一、南方佛教艺术的肇始     

汉武帝“西夷西”道路与向家坝汉文化遗存

据《史记》卷一一三《大宛列传》和卷一一六《西南夷列传》均记述,张骞判断"邛西"有往"身毒国"的通路,与"大夏"联系"道便近"。于是汉武帝派遣使者"间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國"。这是汉代交通史上的大事,也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大事。所谓"邛西"、"西夷西",是民族构成复杂的地区。"间出西夷西"的交通行为,也是边疆史与民族史研究者应予特别关注的。向家坝库区考古发掘获得的文化信息,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和理解汉代"邛西"、"西夷西"地区的民族关系和文化形势。屏山福延镇斑竹林M1汉代画象石棺墓出土陶俑造型有可能与"僰僮"有关,可以看作有关汉武帝"西夷西"道路探索这一学术主题的珍贵的文物资料。     

早期佛像输入中国的路线与民族化民俗化

本刊曾于1990年1—3期连载了阮荣春先生《早期佛教造像南传系统》一文,文章根据近年来于长江流域发现的60条例早期佛教造像实物,联系印度、中国以及日本的有关资料,首先提出了“佛教造像先兴于南后盛于北,在公元三世纪前后已存在着一条从中印度经长江流域到日本的佛教文化传播线”的观点,引起中日学术界关注。1990年底,由南京博物院、北京大学、南京艺术学院和日本龙谷大学学者联合组成的中日联合研究组对中国南方进行了为期三年的考察调查,并先后于四川成都、江苏南京、日本京都和名古屋召开了四次中日学术研讨会,不但使南方早期佛教实物由原来的60余例增至300多件;而且研究的范围进一步向纵深发展,国内外研究或关心的学者也大量增多。为配合这项中日合作研究项目的开展,我刊曾于1991年第3期起开辟了《早期佛教造像南传系统》研究专栏,前后两年,在学术界产生了积极深远影响。“南传系统”的研究是个全新的课题,是个跨国度的系统工程,要研究的题目很多,其中许多问题随着国内外诸多学者的间入正逐步理出头绪。目前中日联合考察调查工作虽已结束,但真正的研究工作尚刚刚开始。基于此,我刊决定继续开办“早期佛教造像南传系统”专栏,不定期地刊载有关研究文章以及新发现的实物资料,热切希望关心本项目研究     

南方丝绸之路质疑

我国电视剧《南方丝绸之路》的放映吸引了不少观众注意到这条古代的商道。《人民日报》所载《滇西古道行》一文说:“云南是我国的西南边陲,同时又是连接东南亚的通道……公元前二世纪,西南各族先民就曾跨越险峰幽谷,穿过密林湍流,同南亚各国进行贸易往来。这条中国最早开辟的对外通道被称为‘蜀身毒古道’。从蜀(今四川成都)僰(今四川宜宾)出发,到叶榆(今云南大理)再经巂曹(今云南保山)滇越(今云南腾冲)出骠国(今缅甸)而至身毒     

略论四川早期佛教造像

本文论及的四川早期佛教造像,包括迄今发现的四川东汉晚期、蜀汉时期的佛教造像.近年来,四川地区在考古工作中陆续发现了一批早期佛教造像资料,已有学者进行了初步研究.但是,人们对四川早期佛教造像的年代(如乐山麻浩崖墓佛像,绵阳摇钱树佛像)认识不太一致;关于四川早期佛教造像的来源,也颇多争议;至于它的特点,尚无人涉及.针对上述问题,我们拟从四川早期佛教像的年代、特征、与长江中下游地区早期佛教造像的关系和来源诸方面,略抒己见,作为引玉之砖,祈请方家匡正.     

成都地区南朝石刻造像佛衣的类型

<正>清末至20世纪末,成都地区[1]相继出土多批南朝佛教石刻造像,并涌现出一系列研究探讨这批造像时代与渊源的文章,如《四川茂汶南齐永明造像碑及有关问题》[2]、《成都万佛寺出土佛像与建康佛教》[3]、《试论成都地区出土的南朝佛教石造像》[4]、《四川南朝佛教造像的初步研究》[5]、《成都地区南朝佛教造像研究》[6]、《关于中国成都地区的佛教造像——以520~540年间造像为中心》[7]等。近年随着考古资料的刊布,揭示出的内容愈益丰富,特别是其中     

南方丝路永昌道三大珍贵石刻群

南方丝绸之路,中国古代典籍称之为“蜀——身毒道”.它自蜀(成都)出发,经东(五尺道)、西(灵官道)两道南下,汇合于叶榆(大理)云南驿(祥云),然后穿过汉代第二大郡永昌郡郡治所在地(今保山),再西经腾冲或南过姚关进入缅、印(身毒).永昌境内这一路段历称永昌道,又称博南古道,它蜿蜒于横断山南部的群峰众河之中,跨越过世界第二大峡谷滇西纵谷,一路之上,无论在那些沃丰秀美的平坝中,还是险道盘空的峻岭上、广袤幽深的莽林内、陡峭神奇的峡谷间、滔滔奔腾的江河旁,都广布着绚烂多     

“早期佛教造像南传系统”调查资料

这里统计的“早期佛教造像南传系统”调查资料,其地域范围限于中国南方佛教造像传播系统,流传于北方或国外的实物,可明确为南方所造者,亦属统计之列,佛像以及受佛教影响的装饰器物,此处统称为佛教造像.迄今发现的早期佛教造像已达146例,其中有些资料散见于各种报刊杂志,而更多的则是我们中日联合研究组经实地调查得来.由于我们的调查工作刚刚开始,所进行的几次调查主要在江、浙、皖、川、滇几地区,故这些地区造像所占比例较大,广西、广东、湖北、湖南、江西等地的调查尚待深入,和信还会有更多的发现,故上述统计资料,并不能反映南传系统的全貌.在140例造像中,31处有确切年代,最早的为云南大理市大关北郊汉熹平纪年墓出土的七件吹萧胡僧俑.(此七件遗像装束与吴地魂瓶上的胡僧俑完全一致)最晚者为纪年墓浙江绍兴凤凰山西晋水嘉7年出土的佛饰魂瓶.表明这个时期佛教造像已在由云南、四川至江、浙等地的长江流域兴起.佛教造像传入中国的途径是多元的,除了我们以前所说的滇缅道入长江流域和交阴或广州入长江的秣菟罗造像系统外,或间有犍陀罗系统的渗入.如四川绵阳出土钱树桩上的佛像头部似有犍陀罗束发式特征.与彭山、乐山等地出土佛像有一定区别.本表中对器物造型、风格未作分析,拟另文论述.传入中国的早     

佛教传入巴渝地区的时间和路线

佛教在大致相当的时间从北方、南方传入中国,在东汉中期、明帝之后从长安、汉中方向南下入蜀,先至川西,东渐巴渝.胡人不等于胡僧.巴蜀地区早期佛寺的出现当在蜀汉晚期.佛教入蜀,比吴地佛教西渐荆州稍早.东汉以前滇缅通道是存在的.滇、蜀早期佛教应有来往.     

早期佛教造像南传系统中的楚文化因子

一、问题的提出 1990年,阮荣春先生在《东南文化》第1—3期上撰宏文指出;公元三世纪前后,从中印度秣菟罗地区到我国长江流域,直到东瀛日本,存在着一条横跨三个国度的早期佛教造像传播路线。为了区别于传统的由北印度犍陀罗地区到我国北方丝绸之路直到黄河流域的“北传”佛教造像传播路线,他将兴盛于我国长江流域,以秣菟罗造像风格为其特征的佛教造像系统命名为“早期佛教造像的南传系统”。中日两国学者又先后数次投足长江流域,他们上入巴蜀滇黔,中穿三峡洞庭,下探禹穴山阴,沿着早期佛教造像南传路     

夜郎新议

一、西南夷君长“以百数”, 不是“十数”。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开头就说:“西南夷君长以十数,夜郎最大”。可他在文末又说:“西南夷君长以百数,独夜郎、滇受王印”。同是一篇《西南夷列传》,前后矛盾,究竞谁是谁非?这是《史记》留给后人的一大疑案,长期以来无人对此进行剖析,本文拟首先对此作一探讨。首先,我们应该看到,司马迁对西南夷的社会状况是不太清楚的,他在为这些少数     

古道觅踪

在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境内,从大渡河南岸的甘洛,经越西、喜德至自治州首府西昌市,有一条蜿蜒于崇山峻岭、峡谷急流之间的古道,它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灵关道。”灵关道北接成都,南连云南大理,越腾冲出缅甸而至印度,这是我国最早通往西域的“蜀身毒道”(成都至印度),因此,灵关道乃蜀身毒道的重要组成部份。(从成都出发,当时还有另一条经现在的宜宾到云南的古道称五尺道或称僰道,也是蜀身毒道的组     

早期佛教造像的南传系统(续)

就三国、西晋造像之分布,实际上已勾划出一条以长江流域为主线,由西向东的流势图.以上就这些造像从风格上分析,与秣菟罗系统东传是紧密相关的,然而.秣式造像又是通过怎样的途径进入长江流域的呢?本节拟从东传之“道”上作一探讨,任继愈先生在其《中国佛教史》中.曾联系四川出土的佛像提出过这样的问题:“四川的佛教是从什么途径输入的呢?……我们认为更大的可能是通过云南输入的.”因其注重佛教史的论述,不可能在交通方面进行认真考证.四川与印度的交通史料远可溯及西汉:张骞出使大月氏,得知四川所出蜀布邛竹杖可经印度运往大夏,于是建议汉武帝开辟这条中印通道.此后汉武帝屡次发兵.然每每受阻于昆明而未能疏达.时至东汉.中印缅道(即经缅甸入印)得     

也谈新昌石雕弥勒像的造型变化

浙江新昌大佛寺为浙东著名古刹,创建于东晋.寺内有齐梁间石雕弥勒像一尊,号称江南最大的石刻佛教造像(见图),也是我国早期石窟造像在南方的代表作品.论其造型的变化,影响最大的是《中国名胜词典》所载:“像原为立像,元元统二年(1334) 用条石砖块砌成双膝,改作现状.”(着重点为笔者所加,下同)这种看法似乎已成定论广为传播.对此,笔者不敢苟同.下面,略陈己说以就教于方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