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管控与民间信仰——以1912-1931年间辽宁演戏酬神为例

演戏酬神属于民间信仰,亦是民间自发的活动,即以演剧的方式酬谢神灵.祈雨得验、避过水火兵虫等天灾人祸、修建庙宇等活动,都是演戏酬神的缘由.民国年间,地方政府已将酬神演戏的活动纳入到社会管理之中.有严格的基于法律的审批程序,地方政府对演戏酬神的管控基本出于非常具体的民生与管理的考量,包括防疫、治安、民间舆情等,但维护治安是第一位的.这反映出民国地方政府这一时期在公共事务管理上是有一定效率和务实的,而严格的管理在客观上也有利于破除迷信、移风易俗.     

军事化与土匪化:近代豫西南地方势力的变异北大核心CSSCI

晚清以降,区域性军事力量(晚清督抚势力、湘淮军、民国军阀)迅速崛起,成为影响近代政治走势的重大因素,同时造成了民间势力的异化及其对地方政治的影响。近代豫西南地方社会结构的变化导致民间势力迅速“匪化”。一方面,与官府联系紧密的地方精英在编练团练、防匪自卫的过程中逐渐掌控地方武装,民间军事化尤其是绅权“武化”的色彩日益明显;另一方面,普通乡绅在社会资源的争夺中处于边缘地位,他们为了在衰败的社会环境中求生存,开始与地主豪强甚至匪股联合。这两方面的因素加剧了豫西南民间势力的“土匪化”进程。     

民国时期的资源勘查和开发

民国时期的资源勘查和开发虞和平民国时期由于经济的多元化发展，加之科学和教育事业的发展，资源的开发较之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代更为加强，更有成果。不仅政府采取各种政策和措施开发资源，民间也在各自的经济活动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开发着资源。与晚清时期相比，耕地以更...     

从方志、族谱看晚清湖南宗族的地方社会控制

在晚清湖南社会,宗族通过建祠修谱,管理族内民众,维护封建纲常、伦理道德和社会秩序,是与地方政府官员共同管理地方事务的基层力量。通过地方志和族谱可以看到,处在晚清社会中的湖南宗族和团练、保甲等相结合,通过所掌握的宗族权力,对地方社会的稳定发挥着积极作用,很大程度上承担控制地方社会的责任。     

地方政府的百科全书--评《广西通志·政府志》

我国方志自明代形成比较规范的体例以来,一直很重视地方政权沿革与典制的记载。传统方志在“沿革”、“职官”、“官署”、“名宦”或“宦绩”项下保存了大量的地方政权资料,为当代志书留下了可贵的遗产。然而传统农业社会的国家组织简单,地方政府职能以钱粮、刑名等为大端,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功能不发达。所谓“国家的权力只下延至县一级,县以下是自治的乡村”之说虽未免言过其实,但国家政权对民间社会的干预和组织力度的确与现代国家不可同日而语。因而新时代地方志对地方政权的记述实是一项创造性很强的、无先例可循的探索。建国后(主要…     

市场机制与政府行为--抗战时期广东国统区粮食市场管理的个案考察

抗战前的广东粮业已有较为完备的市场和交易制度：一个以民间商人自主经营自由竞争为特色、国家政府政治强制干预并不多见的开放型的市场运行机制颇具常态,粮食市场在同业公会等民间社会整合力量的监控、协调下一切皆井然有序。然而,抗日战争时期,粤省政府试图以行政力量和法律手段对国统区粮食的经营及运销实施统一管理与调控,这样战时经济中自由的市场机制与政府统制行为发生冲突与较量：黑市经济便是市场机制为维持自身延续在政府统制政策下而扭曲变形的真实写照;也正因市场机制的存在,政府在粮业管理中亦采取了一些调适政策,以期寻求统制经济下二关系的动态平衡。事实证明：倘若漠视市场机制规律,政府一味凭借威权,结果只能促使黑市经济泛行,腐败大规模滋生。     

地方政府的百科全书——评《广西通志·政府志》

我国方志自明代形成比较规范的体例以来,一直很重视地方政权沿革与典制的记载。传统方志在“沿革”、“职官”、“官署”、“名宦”或“宦绩”项下保存了大量的地方政权资料,为当代志书留下了可贵的遗产。然而,传统农业社会的国家组织简单,地方政府职能以钱粮、刑名等为大端,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功能不发达。所谓“国家的权力只下延至县一级,县以下是自治的乡村”之说虽未免言过其实,但国家政权对民间社会的干预与组织力度的确比现代国家不可同日而语。因而新时代地方志的地方政权入志体例实是一项创造性很强的、无先例可循的探索。建…     

论现代政府的活动边界及其公共管理职能

政府行为对市场经济介入的合理度“,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屏障以及避免通过推行意识形态对“私人领域”的侵入是现代政府的经济、政治、文化活动边界,从而决定其公共管理职能是为法律和产权奠定基础,维护一种宽松的政策环境,投资于基础设施,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促进社会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市场机制的发育和成长,促进相对公平的收入分配,维护社会稳定。     

《戒石铭》及其流传考

宋代以来,在地方官署里或署衙前,往往立有石碑或石壁,上面刻有警戒官吏的铭文,这就是《戒石铭》.广义地说,地方官署中刻在石碑或石壁上的警戒性的铭文,都可以称为"戒石铭".但在过去,地方官署中刻在戒石上的文字,大都是由后蜀孟昶所撰、后来经宋太宗节录的"尔俸尔禄,民膏民脂.     

向隅独泣——晚明泰州经济困境与地方应对

晚明泰州经济的衰败很大程度上是国家黄、运治理政策形塑的结果。明代治黄以保运为先,造成淮河入海通路被侵占,遂使淮扬运道、祖陵与下河州县同罹水患。在治水技术无法提供兼顾三者的解决方案时,明廷鉴于祖陵、运道对皇室与国计的特殊意义,选择将下河作为排泄区。这种角色设定导致泰州水害频发,破坏了原先优良的农作环境,当地经济也随之陷入困境。泰州士绅既无力扭转大的水利格局,也未能说服国家提供更多的赋税优惠,水利与税收分配的主导权始终掌握在国家手中。这表明在地方与国家核心利益发生冲突时,地方社会所能体现出来的自主性与能动性有限,很难抵制国家行为对地方民生的侵害。晚明泰州的遭遇显示帝制国家对地方社会保有较强的穿透力与影响力,地方史研究亦需充分考量"国家"要素。     

20世纪八九十年代西部农村的庙会文化——以陕北地区为个案

改革开放以来,陕北乡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单一的农业经济向多元经济转变,城镇化速度加快,农村社会阶层出现分化,社会大环境的变化使重新兴盛的庙会既继承了传统庙会的功能,同时又表现出以庙会活动为中心形成社区文化共同体、从传统神灵信仰转换为社会需求的表达、在维护乡村秩序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开始在社区公共事务中发挥作用以及促成民间庙会与地方政府的互动等新的特点。对其作出全面、客观的评估,对推动西部大开发,促进农村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将会起到积极作用。     

清代四川客长制研究

随着清初大量外省移民进入四川,客长这一具有移民社会特质的地方基层管理人员便在四川城乡各地出现。通过对客长的任免程序、功能及其与保甲制关系的考察发现,在面对移民占人口比例绝大多数的"非常态"社会中,清地方政府从具体的实际出发,将民间自发的管理方式纳入官方既有的管理体制之中,既强化了对地方的监管,又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地方的稳定。     

晚清劝善思想中儒家与宗教关系的新转向 ——以江南善士余治为中心的考察

学界普遍将晚清善士余治置于以晚明袁黄为开端的江南劝善系谱之中,但这与余治的自我定位及实际情况存在出入,通过考察余治劝善思想中儒家与宗教的互动关系,可以发现,与明末清初劝善运动中儒学的宗教化转向相比,晚清地方儒者的劝善活动则表现出在民间信仰中强调儒家主导地位的新动向,这与清末民初的救世团体及康有为的孔教运动之间存在某种思想关联.对余治劝善思想中这一面向的考察,有助于在更为广阔的思想和时代背景之下重新思考儒家与宗教的关系问题.     

“五四”后地方社会的“新文化”与旧民俗——以吴江双杨会为考察中心

“五四”以后,随着新文化运动的下行,地方社会的多元变化与民间信仰活动之间的联动值得关注。藉由所创造的“舆论社会”,受“新文化”影响的地方新知识分子积极表达自己的民俗观。在空间层面,地方知识分子可以结合地方社会事务运用“新文化”。从历时性角度看,地方知识分子更为切身地对民间信仰活动进行舆论影响,并为后来南京国民政府对民间信仰的改造埋下了伏笔。在“礼俗互动”的隐性机制下,地方政府在实践中对民间信仰活动往往留有余地。与双杨会相关的地方士绅,则与时俱进地将之改造为“物产赛会”,以适应“新文化”和现代性思潮。对历史上迎神赛会类民间信仰活动进行考察,应回到历史语境,还原历史现场,展现历史事件的复杂性。     

《清代南部县衙档案》中的祈雨文献研究

祈雨是传统社会人类在旱灾发生时的一种祭祀与礼仪活动。《清代南部县衙档案》保存有大量主题集中、内容连贯、以颂扬神灵及官员自省为主的祈雨文献。这些文献围绕南部县衙展开,县官在祈雨过程中处于上传下达的核心地位,县衙官役是祈雨活动的重要参与者与筹办者。晚清西学东渐的时代背景中,知县对求雨方式产生质疑,但因祈雨活动能减轻民众恐慌、维护地方统治而依然存在。     

晚清新加坡华侨赈捐与华侨民族主义之酝酿

论文梳理了新加坡华侨赈捐活动三个不同阶段的特征,探讨了晚清华侨民族主义从无到有、从政治制度认同发展为超越乡土观念的民族意识这一历史脉络。在前两个阶段的赈捐活动中,主要是新加坡华侨与清政府之间的联系。而在1900年之后,新加坡华侨的赈捐活动则与中国的民间力量产生了更多的关联,新加坡的同济医院、新加坡中华商务总会等组织积极参与到赈捐活动中。面对来自祖国民间的求赈呼声,新加坡华侨自发联系、自行组织助赈活动,产生了超越乡土观念的社会意识,进而生发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推动了晚清华侨民族主义的形成。     

介乎国体安危与华夷之辨之间——晚明政府对待外来宗教态度辨析

本文以发生在万历末期南京和崇祯时期福建的两次有官方背景的天主教事件为研究对象,将两次事件中留下的官方文告与同一时期士人反对天主教的文章进行横比,再以之与前後朝代官方反对民间宗教组织的政策和行为进行纵比,分析出晚明政府对待外来宗教和外来文化的基本特点是服从於社会治安管理的需要,当政府认为其不危害社会时,可以容忍,反之则倾向於加以限制,其中并不包含明确的是否文化异端的考虑。因此,虽然晚明政府对一个团体之社会价值的认定有很大主观性和偏见,但也不能认为晚明中国政府习惯於排斥外来文化和宗教。     

晚清政府对基督教和传教士的政策

晚清政府对基督教和传教士的政策王立新晚清政府的基督教政策是清末对外关系的重要内容,与频繁发生的教案有重要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传教士的文化与教育活动。本文拟就晚清政府对基督教与传教士的政策做一初步研究。一、清朝禁教政策的解冻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前的限...     

论唐代官员的办公时间

唐代官员的办公时间并非全国一致,可分为京师官署、地方州县和方镇幕府三种。这三类官署的办公时间有相同和不同之处。本文征引正史和诗文等材料,考察了这三者的运作细节。     

中古英格兰的教区行政

中世纪后期,教区是英国最基层的行政单元,在济贫、道路的修建与维护、教堂的管理以及民众日常生活方面,教区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教区中,社会活动的主体是教区居民,他们监督教区官员的行为,教区的生活体现着自治性与参与性,培养了地方民众早期的民主意识。教区也在国家政权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为英格兰“地方自治之家”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