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徽州书画商人的经营活动

明末清初活跃在江南的徽州书画商人,其经营活动旨在获取商业利润,其间自有"浮慕"者,但决非能以"附庸风雅"概而言之。徽州著名书画商人吴其贞、王越石,以及方樵逸、胡雅竹的经营都相当成功,不但积累起雄厚的家资,而且搜罗收藏了大量书画珍品瑰宝,还培养了其家族或邻近地域的不少书画经营人才。明末清初李日华、张丑等人的收藏鉴赏事业,有赖于广大徽州书画商人的商业经营。     

明代专业役户徭役优免

在明代,政府根据财产和人丁的多少量定户的等级,并按照户的等级佥派徭役。在徭役的佥派上,国家规定了很多不服或少服徭役状况称为优免。而专业役户在承担了某种特定的徭役之后,对于一般性的民役是可以优免的,只是根据规定,不同的专业役户,优免额有所不同而已。     

徽州文书所见明末清初的粮长、里长和老人

徽州文书所见明末清初的粮长、里长和老人周绍泉农村社会实态研究,是明清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作为农村社会实态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即明清农村地方社会制度的研究,可以区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根据朝廷和官府的规定,农村地方社会制度是什么样子,比如农村地方行政设...     

清代徽州族长的权力简论

族长是清代徽州宗族内部的最高领导者,对宗族内外事务拥有较大的控制权。这些权力主要包括宗族祭祀权、族内事务主持监督权、族内纠纷调处裁判权、对宗族经济生活的控制权、对族人的处罚惩治权、宗族对外交涉权等。由于族长拥权较重,徽州宗族在族内制度设计时对族长制订了一些防范、惩罚措施,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遏制宗族自治中的不利因素,使徽州宗族社会秩序沿着相对较为健康有序的轨道惯性推进。     

新见元代徽州儒户帖文及其相关问题研究

文章通过对徽州家谱所收《休宁县儒学教谕刘文新袭儒户帖文》的解读,首先以具体例证明确了元代儒户承袭的一般程序,同时对至元二十七年儒户抄籍的法律效力也加以了确认。其次,确定了作为宋代以来学校执事官的斋谕,在元代亦得以延续,并可以在家族间承袭。正是由于斋谕在元代的准学官地位,帖文中刘文新方在时隔十一年申请确认其儒户身份并承袭斋谕。最后,通过进一步分析帖文的内容,确认家谱中对刘文新及其父刘福龙所任学官的记载,基本明确了明代嘉靖年间家谱纂修之际被美饰后的始迁祖刘福龙和刘文新的身份。     

明代京师富户之役考论——以徽州文献为中心

洪武、永乐年间曾经两次大规模迁徙富户到京师,这是明初统治者为巩固自身统治而采取的重要措施。依据新发现的徽州文献,结合其他文献资料,对此可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明初的京师富户之役是为修建新都而针对特定富民群体设定的一种极为严苛的徭役,被强迁的富户为此付出了极为沉重的代价。明中期以后,京城的大规模建设业已完成,统治者的治国方略和政策措施也做了一定的调整,对京师富户役进行了多次宽免。在明代中期的役法改革中,京师富户役逐渐演变为一种在原籍地摊派征收的银差,明初强迁至京师的富户之役则逐步消亡。     

元镇守建德“怀孟万户府”与镇守徽州“泰州万户府”考——兼及元代的纯只海家族

镇戍万户府为元代江南地区最常见的军事组织,其中怀孟万户府与泰州万户府分驻建德路与徽州路,两万户府不仅防地相邻,而且最高长官达鲁花赤均出自蒙古珊竹氏纯只海家族。文章介绍了纯只海家族的情况,并对两万户府的组建背景、军事长官、军事活动以及最后消亡等作了较为详尽的研究。     

明代賦役黄册所見州縣軍户探研——以上海圖書館藏古籍紙背文獻爲中心

上海圖書館藏《樂府詩集》紙背文獻中,有四葉詳載明代州縣軍户充發衛所等事項的賦役黄册,其性質爲明正德七年南直隸揚州府泰州寧海鄉二十五都攢造之軍户黄册。明代在軍户充軍和清勾管理過程中主要參考的"軍黄二册"中民册部分,當指此處黄册對軍户充軍及勾補等具體内容的注文。黄册中所載明宣德時期整頓衛所的細節内容,則爲我們了解衛所勾補軍户時"先營丁,後户丁"原則提供了典型案例。此類一手史料的發現和解讀,爲我們理解明代軍户制度與賦役黄册制度二者間的關聯提供了細節史料,體現了明代衛所册籍與賦役黄册間登載内容的一致性。此類明代州縣層面清勾軍士細節材料的保留,爲學界從州縣及賦役黄册層面解讀明代軍户制度,及利用各類原始資料進行史學研究提供了一種新的思路和方法。     

清代徽州增图的新认识：婺源县十六都四图的例证

清康熙二三十年间,各地为舒缓差役负担过重和不均问题,相继推行了里甲赋役制度改革,增图就是在徽州推行的一项改革举措。其做法是在原图之外增立新图,允许粮户脱离原图,组合成新图。参与增图的民众,地域构成比较复杂,不仅包括本都粮户,也有来自距离较远的其他地域的粮户;他们之间大多本无密切的亲属关系,主要为了获取图甲组织中的制度身份而参与增图。不过增立新图后,围绕钱粮缴纳及新图的运作,这些粮户之间形成了较为密切的关系,甚至出现了同姓修谱之举和全图建立会社的情形,显示了王朝制度在清代社会关系、群体、组织的生成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晚明清初江南"打行"研究

"打行"是晚明清初活动于江南地区的打手组织,其产生主要基于游民的激增、市镇的繁荣、社会结构的活化、官绅地主对"暴力"的需求以及募兵制的兴起等因素.打行虽然属于社会阴暗现象,但这一现象从反面揭示了江南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     

明末清初社会变动与地方志的编纂——以《松江府志》为例

文章以明末清初《松江府志》的编纂为例,阐明地方志的编纂深受社会变动的影响,具有因时而变的特点。明末,由于中央政权的式微,松江士绅在编纂地方志时有较大的自主空间,可以依照士绅主体的选择,对地方事务进行评议,突显地方特色,引导地方社会的价值取向,成为地方事务话语权的主体。而在清初府志的编纂中,处处体现了中央试图加强对地方社会的控制,不仅主持之人为官方儒学教授、他邑之人,不再突显地方士绅的作为;撰写也是以中央统一标准,有关地方社会的特殊习气不再彰显。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朝国家控制力加强、地方舆论空间相对缩小、士人社会地位下降的历史趋势。     

明末清初时事小说考订

本文对明末清初时事小说的鉴别标准作了辨析,对每部作品的作者、成书时间、所写事件结束时间及两者之间的时间差作了考订,以期能更准确地反映时事小说的面貌。     

明末清初皖北地区的秩序变乱与重建

明代皖北地区的地方政治呈现出以官府为主导的单轨特点,表面的稳定下蕴藏着变乱的隐患。明末战乱重创了官府权威,引发了空前的社会混乱,朝廷派遣官军进驻皖北,并在军事力量的支持下建立了战时统治秩序。依靠官军的保护,皖北州县有限地恢复了社会统治,但也因为供给军需、兵民冲突等问题,出现了新的社会危机。甲申之变后,弘光朝廷无法控制四镇军阀,皖北爆发兵乱,致使战时秩序崩塌、地方统治瓦解,民心士气亦由此尽丧。清军顺利占领皖北地区以后,凭借强大的国家机器重建了由官府权威主导的社会统治秩序,以相似的路径终结了明末以来的乱局,获得了民心的顺服。     

清代前期朝鲜族历史述略

清初经两次对朝之役等,相当数目朝鲜族参加到明,清交替的历史行程中,或以清军将士冲锋陷阵,或以经济生活的直接承担者辛勤劳做,在这样的历史进程中,也有一些朝鲜族因其历史表现,得以青史留名。     

元末明初至中华民国时期土族政治制度概述

土族是我国民族大家庭的成员之一,也是青海省特有的少数民族之一。主要聚居在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及乐都县、同仁县和门源回族自治县。另外,在甘肃省的天祝藏族自治县和卓尼县等地也有一少部分土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     

明末至清前期西学的再认识

明末至清前期的"西学",有自身的核心关切、内在结构和话语系统。从当时的"西学"、"天学"、"性学"和"超性学"等概念的历史和内涵角度,来把握相关问题,能增进今人的理解。当时的西学,也存在助益近代性的因素和超越时空的文化蕴涵。前者主要表现为实证的"全球意识"的引入,随之而来的时空观念的变化,以及以演绎推理为主的逻辑方法的传导及其意义等方面;后者则可从当时创译并流传开来的大量新名词新概念的价值,或一些长期被遗忘的人文学科译著的内涵挖掘等方面,来加以解读。     

明末清初俄使出访中国初探

俄中交往始于１６１８年的佩特林使团访华。本文考察俄国人开辟俄华通道出使中国的背景,考证使团的人数、路线、行期,评说《见闻记》的内容、特色和价值,分析俄中交往暂辍的原因,研讨佩特林访华的余波和影响,以及有关的问题。     

明末清初画家孙杕考

梅花碑是杭州一处很著名的地方,在佑胜观路以南。此地原为南宋德寿宫旧址。明末清初,杭州两位共享盛名的画家孙、蓝瑛合作画了一张梅石图,刻成石碑立于此地,于是由碑名衍化为地名。直到晚清,这里还摩肩擦踵,热闹非凡。     

李鸿章与晚清漕粮海运

晚清漕粮海运与李鸿章的关系密不可分.他通过恢复海运扩大漕粮海运的参与省份,调整海运规章、抚恤海运群体,扶植轮船招商局、促进漕粮运输工具近代化等方式,对漕粮海运的变革产生了全方位影响,成为推动中国社会走向近代的重要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