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秦漆器铭文的几个问题

通过考古资料及相关秦陶文、瓦文、兵器铭文的比较研究,对秦漆器的部分铭文做进一步的阐释。     

秦子姬簋盖初探

珍秦斋藏秦子姬簋盖是新发现的春秋早期秦铭文材料。本文解释了铭文词句,又根据《史记·秦本纪》的有关记载,并参考宝鸡太公庙出土秦武公及王姬钟铭文的研究,认为铭文中的“秦子”是指秦出子,“秦子姬”乃是其生母“鲁姬子”。这对于讨论青铜器铭文研究中的“秦子”问题以及秦国早期历史的探索,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龙阳灯铭文补释

陕西省西安市北郊尤家庄战国墓地出土铜灯的铭文中“龙阳”是楚国地名,“邑子”,文献习见,在铭文中是墓主的同乡。秦墓中伴出楚漆器、楚铭文和秦铭文,这为墓葬之中多元文化共存提供了新颖的资料。     

秦青铜礼器铭文文学意义考论

秦青铜礼器是秦文明的重要载体之一.作为秦文化的重要物质遗存,它具有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方面的宝贵价值.秦青铜器铭文作为秦文学之萌芽,其内蕴丰富,文笔凝练,韵语优美,颇具西周青铜礼器铭文的叙事风格与艺术特色,说明它与西周礼乐文化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     

新出秦公器铭文与籀文

新出秦公器铭文与籀文●李朝远１９９３年底,香港文物坊肆间出现一批有铭的秦公青铜器和无铭但形制与有铭秦公器相似的器群。上海博物馆马承源馆长采取果断措施,将其中有铭文的４鼎２簋抢救回归。承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函告,该器群出土于甘肃省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地。...     

珍秦斋藏秦铜器铭文选释

澳门萧春源珍秦斋藏秦有铭青铜器有簋、鼎、盘、盉、(?)、壶、权及多件兵器。其铭文涉及秦的政治、军事、历史、文化,极为重要。本文选取其中10件铜器铭文进行考释,认为:十四年口平匽氏戟作于秦惠文王后元十四年(前311年),器主即四川青川县出土木牍所见的“内史匽”,时任上郡守;二十一年相邦冉戈作于昭襄王二十一年(前286年);三十年诏事戈时代有昭襄王三十年(前277年)及始皇三十年(前217年)两种可能性,而以前者的可能性为大;三十二年相邦冉戈作于昭襄王三十二年(前275年),该戈内上套一件鸟柲冒(帽),应是赵惠文王二十三年(前276年)赵国器物,秦人缴获后继续使用,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藏同铭乌柲冒原称鸠杖首,不确;元年上郡假守暨戈作于庄襄王元年(前249年),暨即与白起同时之秦名将王龁;口年相邦吕不韦戈作于秦王政元年至六年间;三件“少府”弋铭文, 则讨论秦宫庭机构少府的职能;咸阳壶铭文讨论了秦的度量衡制度、器物命名及编号习惯。     

韩伯丰鼎铭文新论

韩伯丰鼎铭文只涉及王命的传递,其中“史”当读为“御史”,该史所转达的“兹命”包括铭文中的全部言辞,核心要义“伯氏宕”是内史在王命基础上所发布的命令,但该命的实际决策者是御事司和周王两方。由此可见西周王权确至高无上和内史职权较大。     

秦文字释读订补(八篇)

秦文字释读订补（八篇）●王辉１９８７年,袁仲一先生《秦代陶文》出版①,越三年,拙著《秦铜器铭文编年集释》出版②,对出土秦文字多所汇集。此后,又有几批重要秦文字资料刊布或即将刊布。如甘肃礼县大堡子山大墓秦公鼎、簋、壶③的盗掘,陕西凤翔南指挥秦景公大墓磬...     

《秦出土文献编年》与秦史研究

在新近出版的饶宗颐先生主编的《补资治通鉴史料长编稿系列》中,有王辉先生新著《秦出土文献编年》一书。王辉先生精研秦文字多年,在学术界已为人所熟知。此前王辉先生就著有《秦铜器铭文编年集释》、《秦文字集证》等书,本书是继这些著作之后王先生整理研究秦文字的又一专门著作,也是秦史资料研究的另一重要成果。     

茂陵从葬坑出土铜器度量衡刻铭试析

1981年咸阳地区文管会、茂陵博物馆对陕西兴平茂陵一号无名冢一号从葬坑进行发掘,发现了许多有历史价值的文物,发掘简报已在《文物》1982年第9期发表。出土铜器中有十六件刻有记重、记容铭文,为研究西汉度量衡制度提供了新资料。铜器上刻记重、记容铭文,大概始于战国,也见于秦统一之后,而在西汉时风气尤盛。零星出土的器物不计算在内,就目前所见,成批出土的铜器上刻记重、记容铭文     

秦东陵出土漆豆研究

秦东陵出土漆豆的制作工艺、彩绘纹样均运用了最基本的制作方法和彩绘艺术,与楚式漆豆有相似之处,漆豆的铭文风格充分彰显了秦漆器的艺术特色,对研究漆器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从随葬器物组合来看,秦墓中随葬漆豆却非常少见,这种现象可能与当时的社会因素有关联。     

秦代政治与儒家伦理探微——以秦刻石铭文为中心

本文以秦刻石铭文为中心,分析秦帝国政治与儒家伦理的复杂关系,揭示伦理因素对秦朝政治的重大影响。由刻辞中所见秦意识形态及其治国实践的变化,无疑反映了秦始皇和李斯君臣对政治模式的修正。在天下一统的历史形势下,秦事功型政治传统确实出现了向伦理型政治转轨的迹象。秦政与伦理之间复杂互动历程表明,秦文化创造其事功奇迹的同时,也造就了自身的专化特征,从而丧失了大一统时代政治价值目标重建和政治文化转型的自我更新功能。     

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主之管见

大堡子山秦公墓位于甘肃省礼县永坪乡和永兴乡交界处呈东西向的丘岗之上,西有永坪河纵贯其境,南有西汉水蜿蜒流过。上世纪90年代初该墓地经受了大规模疯狂盗掘之后,传出大量的青铜重器百余件和金箔饰片若干。有学者通过对散见于海内外的秦公重器的形制、铭文、纹饰、铸造特点以及相关史料的研究,并结合1994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大堡子山秦公墓地进行抢救性发掘材料的分析,     

对秦《石邑戈》铭文解释的商榷

《考古与文物》一九八三年三期登载的《辽宁宽甸县发现秦石邑戈》一文,报导了宽甸县出土的石邑戈,这是迄今首次发现的秦丞相李斯造戈,今仅就作者对铭文解释,提出两点商榷: 一:文章说,铭文中“左工”应与工师相同。此说不甚确切。兵器铭文所见之职称,除有工师外,还有“左工师”及“右工师”之职。左工师职名见于江陵拍马山出土铜戈,铭云:“三十四年村丘命燮,左工师誓,冶梦。”(《考古》一九七三年三期)     

谈张家山汉简《秩律》简452之“襄城”及相关问题

学界普遍认为张家山汉简《秩律》简452之"襄城"乃《汉书·地理志》上郡襄洛县之讹误。本文结合秦国上郡兵器铭文、赵国尖足布币铭文,指出战国后期秦国上郡辖有襄城县,秦封泥所见"襄城"亦即此地。上郡襄城县地处今陕西省榆林市境内,与《汉书·地理志》上郡襄洛县没有任何关系。     

秦王卑命钟

1973年枝江问安出土。钟通高38、甬高10．5、两铣间距20．7、壁厚0．9厘米。钟体大部分饰有花纹,以蟠螭纹为主,间有雷纹、谷纹、绚纹、贝纹等。钲上钟乳计36枚,上饰涡纹。钟内甬底处有一近圆形凹槽。舞内及内壁两侧均有长方形调音槽。钟外一面刻铭文十二字,钲部四字“秦王卑命钟”,鼓左八字“竟堋(墉)王三定救秦麴”。该钟铭文不全,应为一套钟的一件。据铭文和形制特点分析,此钟当为春秋中期至战国早期遗物。现藏宜昌市博物馆。     

新出秦兵器铭刻新探

秦兵器铸造分中央与地方两大系统,过去传世已有不少,只是缺乏研究,不明制度、规律,尤以很多仅深记用地,只一两字,旧并不知其为秦兵器。解放后出土不断见于报导,但兵器铭刻多草率苟简,细线而小,又多锈蚀残泐,以致极难辨认,有时“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解放后新出秦兵器不断见于报导,因无全面考察与总结性研究可从利用,不仅诸多已出同铭或相关的兵器未能利用,铭文本身误释、误考之处往往有之,至于分国、断代之规律,与制度、历史、地理之阐明,更非所详。作者留心古兵器研究,已三十年,精诚所注,往往“金石为开”,古语信不我欺。三晋、燕、齐等国兵     

战国兵器铭文研究三则

本文从战国兵器铭文出发,讨论了三个小问题:第一,四川省青川县出土的"九年相邦吕不韦戈"铭中的蜀守名应为"登";第二,"四十六年上郡守凌"戈铭中的"凌"应即秦昭王时期的"王陵";第三,赵国兵器铭文"邦大夫"的执掌可能与后世的"户部"相似。     

大堡子山秦公陵园述略

大堡子山秦公陵园的发现,为西垂作为具体城邑及其方位的判断提供了有力依据。而陵园本身的发现及其所出土文物,也进一步说明了嬴秦崛起于陇山以西。秦公陵园的发掘主要分为大堡子山城址、大型建筑基址、祭祀遗迹三部分,所出器物以金器和青铜礼器为大宗,也有车马器和兵器,其中鸷鸟形金饰片、青铜鼎及铭文、青铜簋及铭文、青铜镈及铭文、附镈三虎等都更加表明了秦都东移后仍有公族率部留守故都,保持着宗庙陵畤祭统。     

从青铜弩机铭文看秦兵器生产标准化的局限性

秦俑坑青铜兵器上的刻铭为我们研究秦代青铜兵器的生产、加工以及劳动力组织都提供了不可多得的信息。弩机上的刻铭似乎与其它兵器上的铭文有所不同,不仅大部分是数字和符号,并且在同一个弩机的各部件上刻有同一数字和符号。从以上的初步分析看,这些刻铭反映着多重信息,不仅仅是秦时期"物勒工名,以考其诚"的体现,而各部件为了更好地组装在一些,浇铸后要进行打磨。工匠将打磨好并能装配在一起的部件做一标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有三个部件或两个部件上刻有同一数字铭文或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