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蔚县出土辽代绿釉陶塔及《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陶板

2020年8月,河北蔚县蔚州镇东关小学在挖掘集中供热管道沟时发现大量带字绿釉陶器残片,经拼对修复,发现是一座无垢净光塔和10块书写有《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的陶板。此塔及经板的发现,对研究辽代《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的内容及底本溯源、辽前期蔚州政区归属、辽代宗教信仰和官制等有一定参考价值。     

瓯海出土“无垢净光陀罗尼经函”不是东晋物

《文物》1998年第11期刊登了《浙江温州市瓯海区出土东晋铭文砖》一文,报道了两座晋墓的纪年铭文砖材料,其中永和八年(352年)墓中除纪年铭砖外,还出土一件石质经函,由此作者将其定为东晋时遗物。据经函盖拓片“无垢净光陀罗尼经函”,可知石函用于存放该经。《无垢净光陀罗尼经》为唐代所译之经典,共1卷,收录于各《大藏经》中。据《宋高僧传》卷二《寂友传》记载:“释弥陀山,华言寂友,覩货逻国人也。……天授中     

《无垢》经“辛未除月索林”考——兼论此经为唐代开元印本

1966年,韩国庆州(古新罗都城)发现《无垢》经印本。韩国学者认为此经为古新罗印本,并以其刊印时间早于敦煌所出《金刚经》而认为是现存世界上最早雕版印本,进而推论印刷术为韩国人发明。1980年以来,我国及美籍华裔学者对此进行深入研究,一致认为此经并非新罗所印,而为传入新罗的唐代印本。本文从“武周制字”、唐代“印纸”两方面论述了《无垢》经不是最早的印本;重点对年款进行了考证,首次明确提出此经刊印于唐玄宗开元十九年(731年),并对社会背景进行了探讨;同时从唐新关系、唐代佛教在新罗的影响角度,进一步说明此经只可能从唐传入,不可能是新罗所印。     

西夏文《佛顶无垢经》考论

现存的文献中发现有多个不同版本的《佛顶无垢经》,本文指出这些不同版本分属两种不同的题法:一为《佛顶无垢总持》,一为《无垢净光总持》。两种不同的题法应该源自不同版本的翻译,一从汉文本而来,一从藏文本而来。这样同一主题的作品分别从不同的源头翻译过来的现象此前很少为学术界涉及,这一现象的存在可以再一次丰富我们对西夏佛教传译史的深刻认识。     

雕版印刷起源于中国

“四大发明”是中国作为文明古国的象征之一,这些发明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和进步起了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这一点举世公认。但近年来国外有些学者撰文说印刷术起源于韩国,其主要根据是1966年在韩国庆州佛国寺释迦塔中发现了一卷雕版印刷的佛经——《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初步断代其印于公元706年——751年之间,并且肯定此经刊行于当时的新罗王朝。     

日藏观智院抄本《文选》叙录

观智院本《文选》现藏于日本天理图书馆,属三十卷抄本系统,白文无注,内容起自《过秦论》"明智而忠信",下接《非有先生论》《四子讲德论》《王命论》《典论·论文》《六代论》,至《博弈论》结尾,卷末标"文选卷第廿六"。"文选卷第廿六"下有识语"元德二历中春于庄严寺书毕",元德二年即中国元朝至顺元年(1330)。此本国内难得一见,研究更是少之又少,仅傅刚先生《文选版本研究》一书中有一段简短介绍;虽藏于日本,然日本学者也并未对其进行系统深入研究,目前仅见花房英树先生一篇解题。因而本文通过异文比勘与旁记分析两部分将观智院本的概貌呈现出来,并对其价值作简要叙述,以期引起学界对此本的关注与研究,使其价值早日得以发挥。     

新发现的几种《文镜秘府论》传本

<正>作为日本人编撰的中国诗文论著作,《文镜秘府论》对于研究中国六朝至唐代诗文论,特别是研究这一时期的作诗法,有着特别重要的价值。《文镜秘府论》传本的研究,又是其他研究包括理论研究的基础。《文镜秘府论》的传本,六十年前日本小西甚一曾作过调查。他载录有19种,其中抄本18种,版刻本1种~①。1984年,日本汲古书院影印出版六地藏寺藏《文镜秘府论》,卷末附月本雅幸所著"解题"也列有一传本目录,除小西甚一所列19种之外,多列5种~①。     

《新疆通志》篇目初稿编印成册征求意见

根据《新疆通志》编纂方案(修订稿)的设计,《新疆通志》为多卷本丛书,除卷首、卷末外,全书共78卷,各卷篇目,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新疆通志》编辑室与各专业志编辑室广泛征求专家意见,多次反复修改,初步拟出并编印成册。每部专志都已设计出     

何震的无政府主义“女界革命”论

一何震与《天义报》1907年6月10日,一份新杂志《天义报》在日本东京发刊。卷末的“编辑兼发行人”(后易为“编辑兼印刷者”)一栏,除创刊     

评菊地利夫著、辛德勇译《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

正日本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菊地利夫教授撰写的《历史地理学方法论》著作(东京:大明堂1977年版),是一部在日本历史地理学界有着广泛影响的著作。自1987年起,由辛德勇老师翻译后在学术季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上进行连载,当时题名为《历史地理学导论》。译文刊出后,也引起了中国历史地理学界的重视。然而,年经     

对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理论的最初探索——论评张闻天的《中国底乱源及其解决》

1922年1月5-6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刊登了张闻天的《中国底乱源及其解决》的论。该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初期传播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但迄今尚没有引起研究的重视,为此笔特撰写此,以抛砖引玉。     

新发现的日本珍贵文物——平清盛泥金写本《阿弥陀经》

北京大学发现12世纪日本的重要历史人物平清盛的珍贵文物———泥金写本《阿弥陀经》。平清盛是日本平安时代末期的一代英雄 ,讲述平家兴衰故事的日本文学名著《平家物语》被誉为英雄史诗。有关平清盛的文物 ,留存至今的有两套精美的手写佛经 ,其中一部“平家纳经”是平清盛于日本平宽二年 (1164年 )发愿 ,由平氏众弟子分写 ,加上平清盛的愿文共33卷。北京大学藏有一卷以泥金写的磁青纸上的《阿弥陀经》 ,卷末以泥金题款“权中纳言平清盛”。此卷与“平家纳经”中的《阿弥陀经》出自同一写经师之手 ,行款、字体、笔法几乎一丝不差。经比较可以确认 ,此经是平清盛泥金写经中前所未知的一种 ,其重要性和珍贵性显而易见。     

李长之“司马迁生于公元前135年说”驳论

<正>关于司马迁的生年,主要有公元前145年与公元前135年两种说法。公元前135年说(亦称建元六年说)者,学术界一般以郭沫若为代表,其实祖述者为李长之。李氏举证十条以立其说,文章题称《司马迁生年为建元六年辨》(以下行文简称"李文"),最早发表于1944年5月出刊的《中国文学》一卷二期,后收入1948年开明书店出版的李氏专著《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一书。李文发表未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到了1955年,郭沫若在《历史研究》第6期发表《"太史公行     

美国芝加哥菲尔德博物馆藏宋拓兰亭序“许巽行印”、“子顺”二印补证

<正>《文物》2010年第2期所刊陈松长教授《美国芝加哥菲尔德博物馆藏宋拓兰亭序跋》一文,称卷末浅黄纸左侧有两方钤印,一为白文"许巽行印",其下为朱文"子顺"。并认为许巽行"或即是清代乾隆年间的文人",但字"密斋",不知与"子顺"是否同一人。其所未断之处,笔者谨补说如下。     

清编《全唐文》整理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正>《全唐文》1000卷,成书于清嘉庆十九年(1814),是一部唐五代文章总集,也是迄今为止篇幅最大且最受学界重视的唐五代文献总集之一,堪称唐文之渊海。今距清编《全唐文》编纂成书,时间恰已两百年,将两百年来有关《全唐文》的研究、整理作一回顾,梳理其眉目,综览其得失,似对当前唐代文史研究不无裨益,亦可引起学界对唐文整理与研究的关注与重视。一、前人整理、研究《全唐文》之成绩《全唐文》由于包罗极广,成于众手,缺少统一的筹划,故疏漏乖谬之处在所难免。其成书伊始,即有学者进行考订和辑佚。陶敏对百年来《全唐文》研究     

孤证不为定说--《遵义市志·史实查记》商榷

1998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新编《遵义市志》 (以下简称新《志》) ,卷末附有《史实查记》 ,专记其它新修史志与该志记述不一的 6项史事之查证结论及根据。其中 ,1 93 5年 1月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无妇女委员会组织一项 ,经遵义地、市、县中共党史研究室联合调查核实 ,虽未写明证据 ,但结论出自权威部门 ,理属可信 ,不在商榷之列。此外 ,其它 5项结论无不以单一文献为根据 ,别无旁证 ,按学术常规衡量 ,均难视为定论。因限于刊物之篇幅 ,以下仅举其中 3项为例予以剖析 ,聊供商榷。一　播州长官司学始建时间问题新《志》据莫与俦《补葺遵义府学记》定为…     

左权县《北街村志》出版发行

<正>2010年6月30日,左权县《北街村志》由山西春秋电子音像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全志记述上溯事物发端,下限2008年,50余万字,130余幅图片,卷首加序、凡例,其次设概述、大事记,卷末附丛录、限外辑要。各专志依次设     

《尔雅》古今研究述评

《尔雅》作为中国语言学史上较早的一部重要著作,引起了古今学者的重视,所以研究《尔雅》者,古今不可胜数,现存的专著就有一百六十余种,论文百余篇。这些专著与论文对于《尔雅》的研究都有一定的成就,其对中国语言学的贡献不可抹煞。本文拟就古今《尔雅》的研究作一述评,以见其千余年来我国语言学界《尔雅》研究的得失功过之大概。     

丁文江“新式的独裁”探析

<正>关于民主与独裁的争论和丁文江政治思想的研究,此前学术界已有相当的关注(如陈仪深:《〈独立评论〉的民主思想》第三章"民主的价值争议"部分,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9年版;雷颐:《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困境——30年代民主与专制论战透视》,《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3期,第151~165页;黄道炫:《30年代中国政治出路的讨论》,《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5期,第154~168页;沈庆林:《丁文江的政治思想》(《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5期,第176~188页;胡适:《丁文江的传记》,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谷小水:     

沈家本与《古书目四种》

引用书目是中国古书目录的一种,它至迟在宋代就产生了。它常常冠于一书的卷首;或附于一书的卷末;或收载于它书中;或自成一专书。一方面,说明一部书徵引博赡有据;另一方面,随着古书的大量散佚,学者们经常通过某些古书的引用书进行辑佚,因此也越发重视引用书目的编辑。清代以来,辑佚之学大兴,治引用书目的人也越来越多。如著名学者朱彝尊、汪师韩、赵翼、叶德辉、金武祥等,都重视或编辑过引用书目,而沈家本的《古书目四种》则是这一时期引用书目的代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