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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校政治色彩是不用说的了,过去就叫“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像康泽这些人,都在那里当过“训导”。后来学校改名叫“中央政治学校”,听起来要平和一点。(抗战胜利后又改名“中央政治大学”,现在在台湾还叫这个名字。)进去了我才知道,学校招生跟一般大学也差不多,就是面向社会,一般高中生都可以报考,不一定非得国民党员才能进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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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在尼泊尔山区,离西藏很近。儿时就渴望去山那边的神秘世界看看。后来,我实现了去中国的心愿。中文老师给我起了个名字高亮,跟我的尼泊尔名字读音很像。”高亮和记者说话时,始终和善地笑着,散发出温文尔雅的学者气息。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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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给大家讲个故事吧,”在莫斯科国际《纪念》协会简陋的会议室里,谈兴正浓的罗津斯基教授说,“当年滨海边疆区有个官迷心窍的家伙——叫什么名字我一时想不起来了——为了往上爬,昧着良心把两千多名中国人打成日本间谍。间谍罪就是死罪。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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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幸有一个好母亲!”家父蔡尚思生于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11月10日,福建省德化县西墩乡人。他的母亲郭有(1882—1922年)虽目不识丁,但父亲的人生观自始至终无不于潜移默化中浸淫了她的教诲——“我自幸有一个好母亲,一直怀念她,认为她的最大特色有:(一)不迷信鬼神天命等;(二)怀疑所谓圣人能想出什么救苦救难的好办法;(三)对男女不平等的礼教表示深恶痛绝;(四)痛斥抱有升官发财的念头,以骑在老百姓头上、能刮地皮为光荣者,实在连猪狗都不如……这就是我少时所受的最大的一种教育——家庭教育。”蔡尚思之所以很早就有了要为人民说话、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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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认识我们家老头儿汪曾祺的人,都说他人很随和,一块儿参加活动时很少跟人较劲,还经常抖点小机灵,逗得大家哈哈笑,和年轻作家的关系尤其好。其实,这个老头儿既有随和的一面,也有认死理儿的时候,认死理儿时甚至是相当固执的。在家里的地位不高老头儿在家里脾气挺好的,少有疾言厉色的时候。由于脾气好,他有时还难免受点儿欺负,被家里人呼来喝去的。老头儿地位不高的一个标志,就是全家人都管他叫“老头儿”。最初是妈妈叫,后来是我们兄妹叫,再后来他的孙女和外孙女也都跟着叫了起来。不管谁叫,他都乐呵呵地答应,好像这就是他的名字。倒是外人有些看不惯,比如我的丈母娘。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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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接触到几个在学校里学习比较好的孩子的家长,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很少与孩子的老师接触过。除了开家长会的时候和班主任见了几次面以外,其他老师连面都没有见过。其实,家长是没有必要总和老师见面的,有什么问题直接跟孩子说就是了,为什么硬要找老师呢?我们要相信自己的孩子,同时更要相信老师。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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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郁男生不想上学快下班时,一名17岁腼腆的男生在母亲陪同下走进办公室。我热情地请他们坐下,笑着问他:"你叫什么名字?"他面无表情地说:"王志飞。""读高中了吧?上高几呢?"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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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初(1950-1953年)我在上海市上海中学(以前叫“江苏省立上海中学”)读高中。那时的上海中学为什么好,为什么在全国赫赫有名,归根结底是那里英才荟萃。其中当然也包括学生生源好(考进上中很不容易,这有茅盾的短篇小说为证),但最重要的还是上海中学的老师棒,几乎个个都棒。至少我觉得听他们讲起课来比我后来在北大的那些老师还精彩。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