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历史学派”传统与纳粹主义

不少历史学家与经济学家将罗斯福“新政”与希特勒“新经济政策”视为凯恩斯主义模式运用上的开端 ,这早已成为一种习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曾著文《凯恩斯主义在美国》 ,对此作过一点小小的“修正”。这位前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谈到 ,1 933年罗斯福就任美国总统并开始奉行“新政”以后 ,凯恩斯本人以及他的思想在美国仍然遭到冷遇 ,以致于美国既未能真正克服 1 92 9至 1 933年的经济大危机 ,也未能阻止 1 937至 1 938年危机的到来 ,只是到 1 939年 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 ,凯恩斯主义的补救方法才真正为美国所接受。…     

德国政界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反思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特别是联邦德国的政治家曾对希特勒和民族社会主义给德国和其他受害国人民带来的"灾难"进行过多种多样的反思和探讨。从总体上说,他们的认罪、道歉和赔偿的态度是比较真诚的,但不谐之音时时可闻,争论也非常激烈。政治家们对历史的认识,不仅与其个人修养、价值观和党派立场有密切联系,而且也与国内外的局势变化息息相关,并且往往表现出为现实政治服务的目的。历史反思与现实政治自始至终都是难分难解的。     

德意志犹太人的社会集团与纳粹统治

伴随着19世纪以来的德意志现代化进程,德意志犹太人早已分化成不同的社会集团,并不同程度地融入德国社会。如果没有德意志民族主义的恶性变种——德意志现代种族主义——的强大压力,没有极端仇犹的纳粹党在德国的统治,这种多元化社会的发展是会继续下去的,德意志犹太人也就不会被迫成立“德意志犹太人全国代表机构”这样一种联合体。因此,这个联合体在1933年的出现,反映了德意志社会现代化进程的一场彻底的大倒退。     

纳粹经济纲领与德意志“经济改革派”

纳粹党人并不是在经济理论与方案上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上台的 ,他们经济观念的最终形成 ,对经济新思想和新建议的集合 ,出自于 1 92 9年至 1 93 3年经济大危机年代德意志经济理论界的热烈讨论。在这场讨论中 ,出现了一场由主张“国家干预主义”的德意志“经济改革派”对正统主义经济与货币理论的反叛。正是借助了德意志“经济改革派”的帮助 ,纳粹党人才为他们意识形态上的理想目标找到了一种能付诸实践的经济纲领。也正是在纳粹政权的手中 ,“改革派”的经济理论和实际建议 ,才变成了服务于“政治优先权”的指令性经济措施和金融技术工具     

德国纳粹时期《历史杂志》的纳粹化

作为一门与现实紧密相连的学科,历史学应在关注现实和服务现实的同时,不屈服于现实。德国长期以“科学”和“独立”著称的《历史杂志》,却在纳粹上台后逐渐转向纳粹化,在经历过“主编易人风波”后,更是通过提升主编权力、改变办刊宗旨和增加纳粹主题刊文数量的方式,完全屈服于纳粹政治,沦为纳粹的附庸。在此期间,由于杂志刊发了一些纯学术和批判纳粹类型的文章,后世学者往往把它看作“消极抵抗”的代表。事实上,这种行为只是杂志号召历史学家为纳粹政治服务的一种手段,不能被视为抵抗纳粹的证据。《历史杂志》的纳粹化对德国社会和历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恶劣的影响,不仅助长了德国的反犹主义行为,美化了纳粹的侵略行径,而且降低了德国传统政治史学的权威性,削弱了杂志自身的可信度和公信力,使其丧失了在全球史学界原有的地位。     

历史公案——海德格尔与纳粹

1889年9月25日，在德国南部的一个名叫麦斯基尔希教堂镇上，一个婴儿诞生了，其名为马丁·海德格尔（MartinHeidegger）。在当时谁也没有意料到这个农村小孩此后会成长为著名且伟大的哲学家。     

二战后德国史学家对纳粹大屠杀的反思——以约恩·吕森“三代人”理论为中心

纳粹大屠杀以其历史经历的极端性打破了德国历史的连续性,并作为历史意义的断裂和历史创伤,打破了战后德国人的代际认同、集体认同和民族认同。黑格尔“命运的因果性”、兰克“内在的关联”等德国传统思想资源成为对纳粹大屠杀进行历史反思的思想和意识前提。作为当代德国具有代表性的历史学家,约恩·吕森提出德国人在战后反思纳粹历史的过程以1968年和1989年为界,形成了以参加战争及战后重建的一代、战后一代及战后二代这三代人的历史意识和民族认同取向为主导的嬗变过程。吕森以“命运的因果性”命题为核心来阐述战后德国人为纳粹历史悔罪的理论储备与精神机制,由此形成了第一代人的沉默、第二代人的道德批判和第三代人的历史化处理方式。“三代人”理论对纳粹历史反思的代际处理具有“理想型”和“形而上学罪责”的思维特征,其本身也是关于纳粹反思的学术性成果之一。     

二战后德国史学的发展脉络与特点

二战后的德国史学主要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1．批判史学的突破阶段（1945年至60年代中期）;2．社会史学派的崛起阶段（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3．社会史学派与后现代史学流派竞争阶段（80年代中期以来）。而第三阶段又与东德史学的解体以及东西德史学的统一过程在时间上大致重叠。二战后德国史学主要有两个特点：其一是围绕纳粹主义历史根源问题对德国近现代史的批判研究,其二是研究领域随着新学派兴起的不断扩展。     

战后德国的历史反思与再教育

二战后美国占领政权通过历史反思与再教育实现了西德民主的再造。其中历史反思主要包括:去纳粹化、去军事化、去中央化和去垄断化;而再教育则通过黑、白名单的制定,彻底结束了德国人认知当中的种族主义和精英主义。在此过程中发挥作用的是对文化政策的提前计划与政策准备。它们使德国人意识到,宽容和责任意识对于民主制度是多么重要。     

战后德国史学界对纳粹大屠杀罪行的反思

正以客观性为圭臬的专业化历史学科形成于19世纪的德国,德国因此被誉为"现代历史学的摇篮"。20世纪以来,接踵而至的两次世界大战对德国历史学产生了巨大冲击,围绕如何看待近代以来尤其是当代的德国历史、应该树立怎样的历史意识等问题,德国史学界内部产生了严重分化。但有所不同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史学界普遍沉溺于因战败所带来的民族愤懑情绪之中;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大多数历史学家则保持了较为清醒的头脑,主动剖析"刚刚发生的民族之过     

德意志之名:德国国名的起源与国号的演变

现代德语中,德国国名"Deutschland"一词起源于中世纪早期日耳曼民族语言的名称"theodiscus""diutisk"等词,具有语言、民族、地理和政治等多个层面的含义。国号中通常会包含国名的地理或民族因素,但长期以来,德国特殊的政治体制和政治形态导致中世纪时期大部分德国国号与自身的地理和民族名称相分离。直到1871年,"德意志"(Deutsch)才成为德国国号的主要部分; 1949年,"德国"(Deutschland)才成为国号的组成部分。德国的国号根据历代统治者政治理念的改变而不断变化。通过考察德国国名的起源与国号的演变,可以更为深刻地理解德国历史的特殊性和延续性。     

德国纳粹时期的妇女政策与妇女

母亲和妻子角色在纳粹妇女政策中居于中心地位 ,但制度化的种族主义政策构筑了其妇女政策的基础。表现在人口政策、家庭政策、社会政策以及妇女组织等诸多方面的种族主义特征 ,成为纳粹区别于同时代其他国家的妇女政策的典型特征。在具体政策方面 ,纳粹实利主义的妇女政策 ,成功地利用国家改变了妇女就业、家庭与社会生活 ,同时利用妇女、家庭与妇女组织支持了国家政策。家庭政策和福利措施不但使妇女顺从了纳粹的意志 ,重要的是成就了纳粹妇女政策的目标。妇女在纳粹总体政策中始终只具有工具性意义 ,妇女被作为政党工具、服务工具、生育工具、劳动工具贯穿整个纳粹存续之始终。     

历史上的三个“德意志帝国”

在当今政治经济文化日趋多元化的时代,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一直是不可为世人所忽视的独具特色的国度。德国。这个古老的西方大国,究竟有着怎样的历史背景,恐怕非专业人士便知之不多。提到德国历史,最容易勾起人们联想的,无疑就是希特勒及其铁蹄所统治下的法西斯德国。法西斯德国又称“第三帝国”,那么在这之前,德国的帝制又是何种状况呢？带着这个疑问,让我们一起走进德国历史上的帝国时代。     

传统判例制度的历史承继与当代反思

判例是司法活动的产物,在东西方司法实践中,判例制度不断演进反映的是不同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和民族特性。但长期以来,学界对判例制度存在一定的误解和偏见,言及判例即归于西法;言及判例法必谈及英美法系,殊不知成文法体系的进步离不开判例对规则的总结和完善。在当代司法体制改革纵深发展中,“同案同判”成了价值目标体系中最核心、最基本的环节。纵观历史,判例制度从西周开始萌芽,历经秦汉发展,至唐代改革,再经宋代以后判例制度的普遍适用,历经千年起起伏伏,但始终未曾消失。故,本文从历史承继和当代反思的层面中,就当代判例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做深入探讨和研究。     

申叔时与中国最早的历史教育论

在中国历史上,历史教育有悠久的传统和重大的意义.《国语?楚语上》所记春秋中期楚国大夫申叔时论傅太子之道,是目前所见历史文献中较早和较明确的关于历史教育的论述.申叔时所提出的九种历史文献及其教育作用,包含广泛的内容和社会意义,在中国古代历史教育史上有重要的影响.本文根据三国吴人韦昭《国语解》和相关补注文本,以及先秦文献进行考察,确认申叔时是中国最早的历史教育论者之一,并对其深刻的历史教育理念做出探析.     

论日本的历史反思与自我国际定位

为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65周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于2010年9月4日至5日在北京主办了中国社会科学论坛(2010年.世界史)二战后东亚与欧洲历史反思与和解进程比较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承办,中国德国史研究会、德国汉斯.赛德尔基金会与中国日本史学会协办。来自中国、朝鲜、韩国、日本、越南、美国、俄罗斯、德国、法国、波兰、匈牙利、捷克12个国家的70多位学者参加了会议。与会学者们就二战后德国与日本对本国侵略历史的态度、东亚与欧洲和解进程的差异及其原因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并就如何汲取战后欧洲国家反思与和解的积极经验,推动日本的历史反思与东亚的和解进程提出了许多富有建设性的意见。本期的圆桌会议栏目选择了四位与会学者的发言在这里刊登。宋志勇的文章从整体上对德国和日本战后历史反思的不同态度做了勾画;鲍尔康泊和依田3家的文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这两个国家对其在二战中所犯罪行的反思程度;李薇的文章则从战后整个世界政治格局的宽阔视野、日本近代的思想文化和当前国际政治较量的角度,较为深入地分析了为什么日本不能正视自己所犯罪行的原因。通过这些文章的发表,我们希望能够推动这一专题的讨论与研究,有...     

19世纪德意志地区农业改革与经济结构转型 ——以普鲁士为研究视角

19世纪是德意志地区农业改革兴起并迅速推进的时期。在此期间,实行了以废除农奴制度为核心的制度变革,不仅有利于土地自由交易,也取消了对人口自由迁徙与财产流通的限制。农业生产技术也取得重大突破,四圃轮作制的推广,化学肥料的较早使用,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高,新型农作物的大面积推广等,促进了德意志地区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19世纪德意志的农业改革,在提供工业化所需劳动力的粮食供应、原料、资金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由此推动了德意志由以农业为主导产业向以工业为主导产业的转型。     

回首百年足迹 汲取历史智慧——上海学者的20世纪历史总体性研究

20世纪无疑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光彩夺目而又剧烈动荡的世纪。在这不平凡的百年岁月中,人类以科学知识的高度积累、生产力的快速发展、社会财富的巨大增加,奇迹般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但同时这又是人类遭遇问题最多的世纪,人类被推人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动荡与冲突之中,并为此付出了巨大而惨重的代价。在“世纪换千”这一重要历史性时刻,就百年来人类的历史运动作一总体性审视和反思。     

如何培育健康的历史意识——试论德国历史教科书中的二战历史叙述

历史教科书肩负有塑造国家与民族之回忆文化的职责.德国历史教科书中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叙述经历了多种变化,这些变化历程也反映了二战后德国政治文化的变迁进程.德国当代历史教科书着眼于培养年轻一代的罪责意识,通过集体罪责的分层化、消融化、当下化和立体化,试图建构年轻一代健康的历史意识.“历史意识”已经成为德国当代历史教学中的核心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