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宣之交清廷内部派大使政争史实考辨

1908年7月,清政府派遣唐绍仪赴美致谢退还庚款事并赴各国考察财政。袁世凯命唐绍仪与列强各国秘密商谈互派大使问题。1908年12月10日,唐绍仪从华盛顿给清廷发回电报,报告美国当选总统塔夫脱提议与清政府互派大使事。该电报引发朝廷内部的激烈政争。摄政王载沣和军机大臣张之洞等对袁世凯私自策划派大使事深为不满。他们不能认可大使所享权限和礼节,并不愿承受派大使所需经费。1908年12月25日奕劻被迫致电唐绍仪令其"缓办"派大使事宜。袁世凯仍不死心,27日又向摄政王和军机大臣上呈主张派大使的《节略》、《说帖》等文件,载沣、张之洞等人不为所动,否决了袁世凯的主张。12月31日,清廷发电报谕旨给唐绍仪,请其通知美国政府,将互派大使一事"作罢"。     

清末民初东北地区海关的设立及其业务活动

东北地区海关的设立肇始于1864年,随着20世纪初东北地区主要城镇对外开放,国际经济交往日趋活跃,于1907年起在各口岸陆续设关.清政府设关的本意在于实施进出口货物的监管和缉私以增加税收,然而设关伊始就受制于帝国主义列强,特别是在日俄两国的一再要挟下,清政府多次被迫与之订立不平等的关税协定,使日俄两国获利甚巨.东北地区海关的设立不但没能保障本国的经济利益、反而成为帝国主义列强对东北地区进行经济掠夺的门户.     

晚清官派留德学生研究

留学政策是晚清政府的一项重要政策。随着中德贸易和外交往来的开始,以及中国人对德国认识的逐步加深,清政府开始陆续向德国派遣留学生。1876-1911年的中国留德学生构成了这个时期中国留学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留德学生主要来自湖北和江浙,他们在德国的学习以军事训练为主,但后来逐渐转向法律和自然科学等科目。留学生的管理对清政府来说是个难题。随着留学人数的增加,中德双方都在努力探索解决方案,但实际效果并不理想。     

二战爆发前后国民政府的中法英军事结盟计划

日军侵占海南岛后,国民政府向法英两国提出了远东军事合作计划,希望能组建类似军事同盟性质的组织,共同应对日本的侵略。英国无意参与此类计划;法国虽然原则上赞同中国的提议,但无力单独付诸行动。法国不希望因拒绝国民政府的军事合作计划而导致中国倒向日本,故曾希望获得美国的支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为防范德国、苏联之间可能成立军事同盟,法国方面曾积极提议调解中日战争。德国突袭波兰后,国民政府再次向英法提议发表一个军事合作宣言,但此时英法仍未能意识到联合中国结盟抗日的重要性。     

斯大林智斗罗斯福

1944年底,二战进入尾声,法西斯德国败局已定,苏、美等战胜国为了商讨战后利益分配问题,决定举行一次会议。美国首先提议会议第二年春天举行。但这一提议遭到时任苏共中央总书记斯大林的反对。他在给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电报中写道:"由于形势     

德国与中日甲午战争

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给正处于外交转型中的德国提出了挑战也带来了机遇,德国一改过去只关注经济利益而避免卷入政治纷争的传统立场,开始介入远东的权力角逐,这也成为德国远东政策的一个重要分水岭。战争初期,德国表面采取超脱的中立姿态,多次拒绝清政府与英、俄等国的调停提议,实质是鼓励或偏袒日本的战争行为。由于担心战争可能对远东利益格局乃至欧洲地缘政治产生不利于德国的变化,且出于帝国主义追求海外殖民地的贪婪和防范东方文明崛起的"欧洲中心主义",在战争后期、中日谈判及"三国干涉还辽"期间,德国大幅度调整政策,积极推动并参与"三国干涉还辽"。尽管很难明确判定哪项动机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但这不影响我们得出"德国是三国干涉还辽的积极推动者与重要参与者"的结论。研究这一案例,有助于认识此时期德国在远东的外交以及在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     

甲午战争爆发前美国对中朝英请求调停的态度

甲午战争爆发前,美国对于日本在朝蓄意挑起对中国战争的行为,并没有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予以阻止,只是作了形式上的劝告;对朝鲜的多次调停请求予以拒绝;拒绝参与英国倡导的＂联合调停＂,即使是友谊的干涉也不同意;对清政府请求促使中立两国同时撤兵的请求,也予以拒绝。美国之所以采取这种政策是与其国家利益息息相关的。     

甲午战争爆发前美国对中朝英请求调停的态度

甲午战争爆发前,美国对于日本在朝蓄意挑起对中国战争的行为,并没有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予以阻止,只是作了形式上的劝告;对朝鲜的多次调停请求予以拒绝;拒绝参与英国倡导的"联合调停",即使是友谊的干涉也不同意;对清政府请求促使中立两国同时撤兵的请求,也予以拒绝。美国之所以采取这种政策是与其国家利益息息相关的。     

英国与德国的重新武装

对于20世纪50年代前期德国的重新武装,英国初则支持美国的大西洋联盟框架而反对法国建立欧洲军的普利计划;在美国对法妥协的斯波福德计划失败后。转而对普利计划采取较积极的态度;法国计划失败后,又通过艾登计划最终将德国重新武装纳入大西洋联盟框架。上述政策的变化受到两大因素的制约,即美国压力下重新武装德国的迫切性和重新武装的框架——大西洋联盟还是超国家的欧洲机构。前决定了英国对法国计划态度的转变,后则决定了英国不会加入欧洲防务集团并始终希望建立大西洋联盟框架。实际上,英国的方针是一贯的,造成法国计划失败的主要原因还在于法国人自己。     

安徽首任出使美日秘国大臣崔国因

1875年,由于马嘉理案的发生,清政府向英国派出了首位常驻使臣。在此后的36年时间里,清政府又先后向英、美等国派出了50多名驻外使臣。其中有6位来自安徽,崔国因即是其中之一。     

晚清政府与罗马教廷的外交历程

1881-1892年,以李鸿章为主的清政府官员,一致主张联络罗马教廷,废除法国保教权,稳定中国基督教局势。总理衙门采纳这种主张,并努力将其付诸实践,却由于法国政府的干扰而未能成功。1892年后,清政府官员对联络罗马教廷的主张发生分化。陈其璋等人建议继续实践,而薛福成等人则认为不能将解决中国教案问题的希望寄托于罗马教廷,主张另辟蹊径。总理衙门的意见与薛福成等人相似,自1896年后放弃与罗马教廷建交通使的计划。19021906年,吕海寰等官员发起建议联络罗马教廷的新高潮,但清政府未予采纳。     

晚清政府的海洋主张与对南海权益的维护

晚清时期,南海诸岛丰富的自然资源、重要的交通地理位置以及军事上的战略枢纽地位,引起了西方列强的觊觎,此时南海诸岛的主权问题已经较为明显地凸现出来。在与列强斗争过程中,晚清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加强南海诸岛的开发建设,并自觉运用国际法来捍卫我国的海洋国土主权。     

晚清无业游民与政府救助行为

晚清时期无业游民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清政府改变了传统制度下单纯的、临时性的救济政策,采取了复合型的、长远性的教养兼施的救助行为,解决了一部分无业游民的再就业问题,并产生了一些积极效应,培养了一批手工艺人才,推动了城乡手工业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传统手工艺技术的保存和传播。     

论姚启圣对郑氏集团的招抚

自清军入关以来,郑氏集团就一直是活跃在东南沿海的一股重要的抗清力量,清廷对其或剿或抚,或剿抚并用,以求将其彻底收服。姚启圣在任福建总督期间,武力征服之余,非常注重对郑氏集团的招抚。在招抚政策的制定,招抚工作的实施,以及投诚人员的安插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这从一定程度上削弱和瓦解了郑氏集团,为施琅出兵澎台,清廷顺利统一台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南京国民政府前期官费留学经费考察(1927-1937)

近代中国留学事业蓬勃兴起.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在留学管理政策等方面基本延续了晚清和北洋政府时期的相关政策,但还是有一定的区别,主要体现在留学经费的来源与使用方面.南京国民政府初年留学经费来源渠道不一,在经费拮据的前提下,政府实行了严格的预决算制度.此外,政府还通过鼓励团体和私人资助等形式多方筹措资金,以保障公费留学生的培养所需.经费使用方面,政府在保障学费供给的前提下,为鼓励留学生学业更进一步,对于继续深造的学生往往给予一定资费补助,同时加大了对自费留学生的奖励和扶持.通过对南京国民政府初年留学经费来源和使用情况的考察,发现其经费虽捉襟见肘,但经费的筹措与使用逐步明晰化、制度化,因而在留学生培养上取得了一定成效.     

邓承修与中法桂越段边界交涉——以台北“故宫博物院”典藏桂越段边界条约档案为中心

清中期以前,越南被视为藩属,清廷未曾与其划分明确界线。中法战争后清廷与法国签订《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十款》,越南与清朝藩属关系断绝,划界之议遂启。光绪十一年,清廷派邓承修与法国官员进行划界事宜谈判,经过冗长的交涉辩论,最终双方签订界约、绘制界线舆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邓承修与法国勘界官员所订条约、界图和相关档案,是还原这段桂越段边界交涉情形的重要资料。     

试析清政府在帕米尔交涉中的对策

在中国近代史上,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而引起多起边界交涉,中英俄帕米尔交涉即其一例。本认为帕米尔交涉可分为四个阶段,并对每一阶段中清政府所采取的对策进行了分析,指出清政府在交涉中采取的“以夷制夷”策略僵硬、落后,对英俄的目的认识有误,致使交涉措施失当。尽管帕米尔问题是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与扩张的结果,但清政府对帕米尔悬案的形成也难辞其咎。     

定额制度与区域文化的发展——基于清代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研究

一般学者认为学额是量化研究清代区域知识分子的一个最重要的参数,也是衡量地域化儒学发展和普及程度的标志之一,进士则是反映各地文化水平的最重要指标。但是清代许多相邻的州县学额相同或相差不大,出产的进士数量却相差甚远。文章以清代长江三角洲地区为讨论范围,在阐述学额、解额制度的基础上,详细考订了各府州县学定额的变化过程。然后选取清代前、中、后三个时期,分别统计各州县中举人、中进士人数,进行相关分析,表明定额和各地中进士人数显著相关,即定额制度对各地文化发展有很大影响。     

Neutrality and submarine warfare: Germany and Spain during the First World War

The Spanish government maintained official neutrality during the Great War because deviating from neutrality would supposedly endanger the nation’s already limited political and social stability and even threaten the survival of the monarchic regime. In August 1914 there were no direct Spanish interests in the conflict and no benefit to be obtained from any intervention by Spain, which was very weak in military terms and in the international arena. Nevertheless, Spain’s geographic location and its commercial dependence on the Entente made it especially vulnerable to the pressures of France and Great Britain, both of which attempted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 services that Spain could offer in the economic war; Spain’s importance increased with the prolongation of the fight. Germany, in contrast, could not hope for more from Spain than its strict neutrality because of its highly important political and economic ties with the Entente and its defencelessness before England and France, from which Germany could not protect it. Because Germany could not wait for Spain’s participation next to her, the primary target of German diplomacy had to be to resist the influence of the Entente and maintain Spanish neutrality while preventing Spain from inclining towards favouring the Allies. To achieve this objective, Berlin fed, with vague promises, the idea that a Spanish collaboration would be rewarded with the annexation of some territories. On this basis, we can begin to study German–Spanish relations during the Great War, which came to be determined by incidents that were caused by the submarine war. The dependence on the Entente also helps to explain the last evolution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Germany and Spain, which could follow no other policy than that imposed by the final development of the war: taking up a position near the winners and distancing from, and nearly rupturing ties with, Germany. Using both Spanish and German documentation allows us to reach different conclusions that aim to contribute substantially to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pain and Germany during the Great War.     

长白府设置的背景及意义

1860年之后,东北柳条边外地区内忧外患并发。为了摆脱危机,清政府于光绪初年设东边道及通化等县,管辖鸭绿江中游到长白山腹地的广大地区。随着人口日增和边疆危机的加深,加强边政建设,尤其是地方行政设治,成为当务之急。1908年清政府批准设立长白府。长白府设置后,首先完善内治,强化控驭;其次加强对朝侨管理,抵制日本的侵略图谋;最后,招民实边,建设边陲。经过边臣疆吏不懈努力,荒芜略辟,边陲粗安,使清朝在其垂暮之年,力行边政,阻遏了侵华势力对我长白山地区的领土觊觎,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维护了国家主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