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俄”到“联俄”背景下清朝对朝鲜政策

19世纪80年代,清朝在对朝鲜政策上经历了从“防俄”到“联俄”的转变。“防俄”作为清朝对朝政策的首要目标持续至19世纪80年代中期。明治维新后,日本很快走上对外扩张道路,朝鲜首当其冲,武力打开朝鲜国门、积极参与甲申政变等行为让清朝切实感受到日本对中朝藩属关系的威胁,开始视日本为最大对手,清朝的对朝政策由“防俄”转为“联俄”。     

太平天国存在十四年的原因

太平天国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时间较长的一次农民革命运动。它存在了十四年,势力发展到十八个省,攻下了六百多个城市,动摇了清政府统治基础,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本文试从几个方面浅析太平天国存在十四年的原因。19世纪SO、6O年代社会大背景,为农民起义和发展提供了土壤。太平天国运动在这块“肥沃”的土地上得以滋生和成长。19世纪SO、6O年代,清朝统治日益腐朽堕落,对农民剥夺凶狠,农民挣扎在贫困和死亡线上;佃农辛劳一年所得”,交纳地租后,无以养生糊口,在亩收不过两石余的江南地区,“而私租之重者至一石二…     

关于美国宪法的史学评介

今年是《美国宪法》诞生二百周年。1787年制定的美国宪法是一部有生命力的文献,是一部历时二百年而不衰的法典。它创造了世界上延续时间最长的民主政体。19世纪初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称这部宪法为“政治体制方面最伟大的进展”。19     

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在战前欧洲华侨史上的意义

进入 19世纪之后 ,欧洲资本主义列强迅速崛起 ,并以其强盛之国势而凌驾于东方之上。两次鸦片战争 ,曾经不可一世的东方大国一再败北 ,古老“天朝”摇摇欲坠。于是 ,在清朝封建统治集团一片茫茫然不知所向的迷乱中 ,一批试图资夷力、师夷智以鼎新革旧的洋务派们在“自强”、“求富”的大纛下 ,踌躇满志地登场了。自 19世纪 6 0年代始 ,洋洋洒洒的洋务新政一项项出台 ,其中 ,向欧洲派遣留学生是引人注目的一项。喧闹一时的洋务运动虽然很快就偃旗息鼓 ,但是 ,通往欧洲留学的道路开通之后 ,后续者却源源不断。尤其是进入 2 0世纪后兴起的赴法勤…     

关于“江楚会奏三折”中的人才思想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接二连三的经历了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和庚申之变．这给垂死挣扎的腐朽清王朝来说,无疑是雪上添霜。为了维持摇摇欲坠的统治,缓和尖锐的社会矛盾,清朝统治者于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1900年1月29日)发布上谕,称“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     

南海华人海上武装与越南西山农民起义

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在浩瀚的南中国海,常有不少华人海上武装船只出没,对清朝的海疆事务与中印半岛的政局,产生了重要影响。这就是所谓的“海盗”问题。当时,被总称为“海盗”的人,大体上有三种类型:一种是在封建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下,冒死突破“海禁”、出洋谋生的贫苦人民。另一种是反抗清朝统治的武装力量,即顺康时期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亡明文武”和各种参加反清斗     

丙午厘定官制与封建政治文化

政治文化,是指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所流行的政治态度、信仰、情感和认知等等,其“物化”的形式主要是政治体制。中国的封建政治文化,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社会存在的反映,它建造和维系了悠久的封建专制统治。但是,历史推进到清朝末年,西方新兴资产阶级的立宪政治形成世界性的时代潮流,中华古国的封建政治体制受到猛烈撞击。1906年(夏历丙午年),清王朝内外危机日益深重,实在无法照旧统治下去了。为了自救,清廷大体依准出洋考察政治大臣的奏请,宣布“预备立宪”,并首先统一厘定了中央官制。这对传统的封建体制可谓一次整体性     

当落后成为一种力量

梳理19世纪的中国史,会看见一条清晰的轨迹：中国的近代化之路,每往前走一步,都是挨了一次打之后：1840年鸦片战争后,几个先觉者发出“睁眼看世界”的呼吁;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有识之士兴起洋务运动;1894年甲午战争之后,有了维新变法;1900年庚子之变之后,开始“新政”、“立宪”、“革命”……中国这个封建老大帝国的步履,不可思议的蹒跚、滞重,一步一停顿,以至于用上六七十年的时间,仍未能自强。     

两次鸦片战争期间清朝对欧美小国的外交

两次鸦片战争期间,清朝政府将欧美小国与欧美列强“一视同仁”,宁愿让欧美小国享受欧美列强从清朝攫取的除割地赔款之外的种种特权,也不轻易满足欧美小国提出的符合近代国际惯例的一些要求.这样,清朝对欧美小国的外交也不断丧权辱国.究其原因,在于清朝以传统的“天朝上国”思想来指导近代对欧美小国的外交;清朝对欧美小国外交的最主要目的,是为了维护“天朝上国”的体制,而不是保护近代意义上的国家主权.     

中国历史“两大变局“管窥

所谓中国历史上的“两大变局”指的是:春秋战国到秦汉间的第一次大变局;从鸦片战争开始至今尚在进行的第二次大变局。第一次变局变了五六百年,定型后,延续了二千多年,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仍在变中的第二次变局,还要变多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第一次大变局”说的提出春秋到秦汉为一大变局说,先见于明清之际的思想家王夫之(1619———1692)、顾炎武(1613———1682);后有清朝的史学家、文学家赵翼(1727———1814)。而冯友兰先生则进一步做了明确阐述,并谈到鸦片战争以来的第二次大变局。王夫之说战国时代是“古今一大变革之会”(《读通鉴…     

伯克制略考

伯克系突厥语的音译，意为“王”、“首领”、“统治者”。从10世纪开始，至清朝晚期，在新疆天山以南的广大地区均实行伯克制度，历时近9个世纪。伯克制在稳定当时的社会、发展经济等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19世纪中后期，带有浓厚的封建农奴制统治的伯克制度明显暴露出了管理方面存在的漏洞和诸多社会弊病，严重阻碍了新疆地区的进步和发展，1887年，清政府正式取消了伯克制度。     

开姆尼茨：令人刮目相看的城市

19世纪,这里曾是德国工业革命的中心;“二战”期间,这里被战火和硝烟埋没;民主德国时期,这里是社会主义的旗帜;如今,这里是德国城市改革的试验场。     

政治体制改革的不彻底性及其原因

1953年初,在不断加剧的危机背景下“高度中央集权”的苏联政治体制达到了顶峰,斯大林葬礼那天登上主席台的赫鲁晓夫等人在接受了一笔沉重遗产的同时,也接受了改革的契机。赫鲁晓夫在其任职期间(1953—1964年),对苏联“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虽然,有的改革措施不乏创新之举,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如果从改革的目标——建立一个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来看,这次改革则是“一次不成功的试验”、     

宋美龄与张学良

北京时间2003年10月24日5时17分,宋美龄在美国逝世,享年106岁。这个当年被美国总统罗斯福夫人称为：“娇小和纤弱”的“中国第一夫人”,以其顽强的生命力横跨3个世纪：她亲眼目睹了清朝的没落、民国的启建、军阀混战和日军侵华带来的灾难;她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更见证了冷战时     

“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作为一衣带水的邻邦,明治维新之前的日本同当时的清朝一样,都是备受欧美列强欺侮的半殖民地国家。19世纪60年代,善于学习的日本在保留天皇的基础上实行了彻底的西化,“脱亚入欧”论从此被日本政府奉为圭臬,成为日本列岛上下喊得最响亮的口号,、从那时起,“不甘处岛国之境”的日本在拼命跻身世界强国的同时,也在开始做称霸亚洲的美梦。,保守自闭、停滞不前的清朝成为日本征服亚洲的首要目标,毕竟那时的中国风采不再,已不足以让日本艳羡和学习了。     

清朝在松花江口的两次抗俄斗争

19世纪50年代,俄国逐步侵占清朝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地区一百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在入侵过程中,俄国多次试探性的闯入松花江口,企图侵占松花江腹地的领土。为了阻止俄国进一步的侵略野心,清朝驻守黑龙江沿岸卡伦守卡官兵,在吉林将军及三姓副都统的指挥下进行抵抗,两次迫使俄国入侵者退出松花江,有力的维护了松花江腹地的领土安全。     

论英国保守党的“重建”

英国保守党是当今英国的两大资产阶级政党之一。该党是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由托利党演变而来的,这个演变过程被称作是保守党的“重建”。国外历史学家们对“重建”的评价莫衷一是,因此对保守党形成时间的意见亦很分歧。概括地说,他们主要有以下两种不同的观点: 一种认为保守党是在19世纪30、40年代形成的,即罗伯特·皮尔任党的领袖时期。这就肯定了“重建”的地位和作用。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是以研究19世纪初英国政党中和罗伯特·     

辛亥前传：革命党人的暗杀时代

从某种意义上说,辛亥革命爆发的前十年,也是清朝的最后十年,堪称“暗杀时代”。但总体说来,在暗杀这种事上,革命党人才是真正的主角。百年前的那一批中国的“恐怖分子”,几乎囊括了20世纪中国的所有名人：孙中山、黄兴、蔡元培、章太炎、陈独秀、汪精卫、徐锡麟、秋瑾、陈其美、陈炯明……在他们的策划和实施下,“暗杀”得到了普遍的运用。因为暗杀,清朝加快了倒台的步伐;因为暗杀,它在民国开创后得到了延续,成为解决政敌的手段;因为暗杀,我们再看百年前那场革命时,对革命党人有了新的认识。     

清代前期边疆通论(下)

清朝政府最后完成对边疆地区的统一是在18世纪中叶,而其对边疆实行的有效管辖和对边疆地区的施政却是在17世纪中叶就已经开始,在清代前期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独具特色的边疆政策,主要包括：边防政策、边疆民族政策和边疆开发政策。一、边防政策边疆政策的首要内容是边防政策。清代前期的边防指导思想是什么？有的学者提出,康熙皇帝所说：“本朝不设边防,以蒙古部落为屏藩”①;“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之长城更为坚固”②,是清朝以蒙古等少数民族为屏藩的边防指导思想,这种思想适应了当时的历史发展需要。也有的学者认…     

清代蒙古文史著对“传国玉玺”的书写

皇太极所获林丹汗“传国玉玺”,对蒙古人而言具有政权更迭的象征意义。清代满蒙文档案,以及《蒙古源流》《金轮千辐》《水晶鉴》等十余部成书于17—19世纪的蒙古文史著中有关皇太极获玺事件的记述表明,在清廷无意以“传国玉玺”促成蒙古诸部承认其统治合法性的前提下,清代不同时期的蒙古文人对“传国玉玺”史事的书写呈现出较大差异。清初蒙古文人集体回避了与“传国玉玺”有关的话题;而随着对清朝文化和政治认同的增强,清中后期的蒙古文人则逐渐站在清朝的立场讲述“传国玉玺”故事,并基于个体经验差异,对玉玺来历、性质以及皇太极获得玉玺的过程等进行了多样化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