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三年困难时期不吃一口肉

1959年至1961年,是我国经济非常困难的时期。1959年秋,毛泽东主席到山东、安勘、河南等地视察,看到久早不雨,庄稼枯萎不收,不禁长叹：“天灾人祸啊!”回到北京,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全国人民都在定量,我也应该定量。是不是肉不吃了？你们愿意不愿意和我一起带这个头？”大家回答：“愿意!”于是主席宣布：“那好。我们就实行三不：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定量!”     

问一个记录中国变迁的美国非虚构作家--迈克尔·麦尔：越了解外面的世界，越知道中国小村庄有多特别

P：为什么会对中国东北感兴趣,甚至跑到大荒地村住两年就为了写一本书？ M：我是1995年作为“和平队”的志愿者来到中国四川的,两年后到了北京。写上一本书《再会,老北京》时,我住在大栅栏的胡同里,还在大栅栏小学当老师。学校里一些学生不能在北京参加中考,小学毕业就要回到家乡生活。我很好奇他们都去了哪里,所以想了解中国乡村的变迁。但我并没有找到相关的书．就想自己去写一本。大荒地村是我妻子的家乡,那里生活着她的一些亲戚．     

我眼中的“阎王殿”──回忆“文革”前的中宣部

“文化大革命”前夕,毛泽东在1966年春的一次中央会议上有一句尖刻的评语：“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一句话导致了中共中央宣传部的灭顶之灾。部长陆定一成为“文革”中的首批受害者之一。中宣部的几位副部长,如张际春、李卓然、张子意、周扬、张磐石,也跟着蒙受不白之冤。当年12月我从外地回到北京时,大街小巷都已刷成一片红色。我怀着惶恐的心情走进曾经工作过十年的中宣部大院,只见楼上楼下铺天盖地贴满“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和“砸烂阎王殿”的大字报,高音喇叭里还传来刺耳的口号声,给人以大难将临、红色恐怖…     

我因不敢为她说句公道话而遗憾终生——悼念贺惠君同志

1998年7月,我正住在北京我的女儿家里。有一天晚上,我接到李致同志的电话,说贺惠君同志去世了,我除了委托他替我送花圈外,什么也没有说,因为我为这个噩耗惊呆了。我放下电话,不禁长叹一声：“晚了。”女儿听了,不知何意,我也不想告诉她。我回到我的小房里,不住地说：“晚了,这是我一生最大的遗憾。”     

追忆我国与科威特建交谈判

1970年“八一”建军节刚过,正在江西省上高县外交部“五七”干校劳动改造的我,接到校部的紧急通知。外交部令我尽快回京,另有工作任用。我带着“三夏”大忙的汗渍和满身泥土气息,匆匆回到北京。第二天去外交部报到,干部司和亚非司是必然要去的地方。部两栋办公楼内外空空荡荡,人迹寥寥。我心里知道,当时留在外交部坚持业务工作的人员已经缩减到最少程度,大多数人都已分散下放到外交部5个干校“脱胎换骨”去了。偌大的一个西亚北非司分管中东地区23个国家的事务,一段时间内只有8个人留守工作,亚非司“八大员”的雅号由此而得名。在当时的特殊…     

梦中之湖——碧塔海

一九九八年是“缘”让我回到了故乡。回到了香格里拉的怀抱。亲身感受和领略了英国作家詹姆斯·希尔顿笔下描绘的人间乐园“香格里拉”。被誉为“心中日月”的香格里拉是半个多世纪以来,打动世     

未名湖畔访吴老

１９６０年１０月 ,从我离开北大分配来贵州以后 ,整整二十年没有能回到母校去看看。这些年的风风雨雨始终阻隔着那条通道。就像困滞他乡的游子一样 ,时间越长 ,越是深切地怀念着我的母校 ,怀念我昔日的师长和同窗好友。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这个情结才算解开。１９８１年１０月我终于得到一次出差北京的机会 ,回到了阔别已久魂牵梦萦的北大。然而当时的心情是复杂的 ,有喜悦 ,有苦涩 ,也有古人所云“近乡情更怯”的滋味。回到北大 ,我住宿在朗润园校办招待所里。经打听 ,平素我最敬仰的老师之一吴组缃先生已从镜春园搬到朗润园 ,招待…     

阿瓦达北京

我在2006年的12月23日原因不明地抽了一次风。从广州飞到北京来,住在西四环一家早上7点半服务员就耍拍门逼着你出去瞻仰市容的小宾馆里。平安夜那个下午,人山人海中我转了两次地铁又转城铁,加上在寒风中走路半小时,终于成功抵达清华南门外的万圣书园。在那里买了一本冯内古特的《没有国家的人》,书里说“我们都在世界上到处游荡,你别说不是这样”。然后我回到广州就辞职,游荡到了北京。     

一个人的执着——梁思成的古建之路

梁思成先生1901年4月20日出生于日本东京,正是他父亲、我国著名学者梁启超先生因“戊戌政变”失败后亡命日本的第三年。1912年,他随梁启超先生回到北京,1915年进入清华学堂学习,这是一所留学美国的预备学校。1923年毕业,1924年到美国留学。先后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和哈佛大学研究院学习建筑学专业,研究建筑历史。1928年回国,应张学良将军的邀请在东北大学创办了建筑系。1931年回到北京参加中国营造学社,开始了他古建研究的生涯。1946年,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他回到母校清华大学创办了建筑系,担任系主任一直到1972年。1972年1月因“文革”期间受迫害致死。     

毛主席关怀我们成长

1958年3月,毛主席要我下到江西工作。走 时订了一个“君子协定”,下去工作3年,然后回主席身边工作。 我到江西担任副省长、省委常委,并兼农垦厅厅长,协助省委书记刘俊秀同志分管农林牧渔及农林垦殖场。对这项工作我是很有兴趣的,一年到头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在下面搞调查研究,解决一些实际问题。1960年9月底,我正在九江地区参加农林垦殖座谈会,突然接到江西省委办公厅的电话。电话说:“北京中央公安部徐子荣(副部长)同志来电话,要东兴同志回北京一趟。中央负责同志有事与他商谈。” 我接到电话后立即回到南昌,买了第二天(9月26日)的火车票,于9…     

我当年的“造反”生涯

一段历史流逝的是时间背负的是沉重直面是一种勇气“文革”初期,我当上了造反派红卫兵。赴京串联之后回到成都,觉得当务之急是要投入火热的斗争。既然已经受到了毛主席的亲自接见,就应该挺身而出捍卫他的革命路线。以前那种游离于运动之外的状况,是结束的时候了。在北京时,我得到了一份材料,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关于两个多月以来“文     

一个航空义务工役制士兵的回忆

从1969年初春,我在北京应征入伍来到新疆乌鲁木齐机场,到1973年4月复员回到北京,我在新疆整整战斗生活了4年。30多年里,我常常在睡梦中     

中国首台高端光刻机赴法国参展记

<正>1969年“文革”期间,清华大学大批教职员工被下放到江西鄱阳湖畔的农场,在“工宣队”督导下“改造思想”,跟贫下中农学种水稻,精密仪器系的青年助教徐端颐也在其中。1970年的一天深夜,北京突然来了一个紧急电话,命令徐端颐立即返回北京,有重要任务。回到北京后,徐端颐才知道,原来是要他负责研制国家半导体工业和国防工业急需的关键设备——“自动光刻机”。     

酿蜜的人──忆著名养蜂专家刘继宗

我把他比做一只蜜蜂,一只不知疲倦的工蜂——这就是原省政协常委、省劳动模范、著名养蜂专家刘继宗,人们都尊称他刘技师。算起来,他离开我们已经有十三个年头了,但时间愈长,他那质朴勤劳的身影,在我眼前却越觉清晰,更加明朗。我们的初次相识,是在1975年。这一年,人们大都已经看清了“四人帮”的丑恶嘴脸,对‘文化大革命”已普遍表示厌倦,我蹲的“准牛棚”已经撤除,便成了无人监管的“逍遥派”。因为家母欠安,我向单位的掌权者请了个假,匆匆回到家乡正安县。每次回家,家乡的业余文学爱好者都要邀我座谈,要我讲授些文学创作的…     

1950年解放军进入东交民巷

1950年1月,解放军开进北京东交民巷,北京市军管会正式征用美、法、荷等国设在东交民巷的兵营。“丧失了整整50年的东交民巷真正回到祖国的怀抱。”     

宿州路徜徉录

人,也的确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缘分”。我的青年、中年时光,大部分是在合肥宿州路南端度过的。后来,经过几次大转移,合肥——北京——合肥——灵璧县尹集公社陈滩大队插队落户——宿县——合肥蜀山路和屯溪路,现在,又到宿州路的北端落户了。在宿州路的南端开始了我的合肥生涯,过了40多年,又将在宿州路的北端度着“夕阳红”的岁月,也许,也将在这里打上我人生的“句号”。前前后后,已越二分之一的世纪,又回到了合肥的“起点站”,这就是“缘分”吧。1951年严冬,皖南、皖北行政区合并,我们一行数十人原属于青年团皖南区工委的机关工作人员,来…     

张云逸大将的廉政风范

1956年3月,我从河内中国军事顾问团回到北京不久,总参谋部干部局决定调我给张云逸大将当秘书。6月中旬,我拿着军委办公厅的介绍信,到南池子18号向张云逸报到。张云逸亲切地询问了我的年龄、家庭、工作经历、文化程度等情况后说：“我年龄大了,已不担任多少实际工作,是半工作半养老了,欢迎你来帮助我做点事情。”“我这里还有管理员、副官、公务员、司机等七八个工作人员、”说到这里,张云逸若有所思地说;“组织上安排这么多同志来帮助我工作,照顾我的生活,还有一个警卫班,我几次提出减些人,这么多人给国家增加多少开支啊！我心…     

爱读书的罪过

1966年,我在湖北汉川搞“四清”运动,夏秋之交,由于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四清”运动提前结束,10月初我回到了湖北应城县三合区参加“文化大革命”,当时,我认为自己没有什么问题,对于过好“文化大革命”这一关,还充满了信心。殊不知,我是区委书记,首当其冲受到冲击,     

奶奶和杨靖宇二三事

“文化大革命”中,我的岳父姜椿芳横遭“四人帮”迫害,被关进秦城监狱近7年之久。年过80岁的奶奶每天都在家门口向街上不断地张望,盼着儿子能早日回到家中。当夜幕降临时,她老人家又双手合十,向上天祈求,嘴里不停地叨念着：“月亮婆婆保佑我的儿子快回家吧。”她实在太想念儿子了。     

张瑞芳不再染发

<正>我在上海市文联工作期间，电影表演艺术家张瑞芳生前曾接受我多次采访。2010年的一天，我去探望她，望着她的满头白发，不由问道：“张老师，关于你的白发，听说还有一段故事？”张瑞芳老师答道：“说来还真惭愧。”原来，这是20世纪70年代初，张瑞芳随代表团出访日本后回到北京。第二天她就去探望邓颖超大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