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士大夫”的特色及其变化——以两《唐书》用词为中心

本文从两《唐书》中“士大夫”一词的使用及其意义入手,认为“士大夫”一词在唐初多指门阀士族,后来主要指称“熟诗书、明礼律”的官员。士大夫在唐代并没有形成一个有固定特色的阶级。社会对他们还没有比较统一的认识和要求。社会舆论的主要担当者是“士君子”。到宋代,“士大夫”不再指门阀士族,甚而成了士族的对立面。宋代的“士大夫”具备了唐代“士君子”所具有的操守和左右舆论的能力,成为一个成熟的有自己固定特质的阶级。     

宋朝的治国方略与文臣士大夫地位的提升

在宋代历史上,士大夫集团无疑担当了政治精英的角色。学们已经注意到：宋代士大夫影响力的增强对皇权产生限制,出现“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现象。宋代士大夫地位之所以提高,学界以往更多地侧重在大力推行科举制度等具体“重”方面的原因,而于宋朝在政治上对士大夫阶层的选择,特别是其相关治国方略及处理武关系所产生的作用仍然探究不足。     

论美国文官群体的历史演变

19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美国历史的发展,以文官制度的逐步完善为契机,文官群体的政治角色、经济地位、价值观念以及社会影响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逐步朝着成为美国社会中的一个独立阶层的方向发展。首先,从"政治附庸"发展到"行政主管",文官群体的政治角色发生转换,其政治势力得以迅速膨胀;其次,从收入菲薄到待遇优厚,文官群体的经济地位得到提升,政府的财政负担也随之加重;再次,从"官本位"发展到"权本位",文官群体形成了带有现代官僚特征的价值取向,同时也开始蜕变为一个有人格缺失的群体;最后,从声名狼藉到公众认可,文官群体不仅扩大了社会影响,而且也在新的层面上形成了真正的官僚主义。     

清代旗、民法律关系的调整--以“犯罪免发遣”律为核心

本文通过“犯罪免发遣”入律及例文的变化 ,尤其是诸多案例所暴露的问题 ,揭示清代社会两大法律主体———旗与民法律关系的调整及其意义     

汉代法律体系及其研究方法

汉二年萧何“为法令约束”与萧何“次律令”两事,不是同一层次更不是同一行为,萧何为汉制定具体法令始于汉元年任丞相时,而非汉二年。萧何作律九章即编纂律典在高帝五年统一天下后。研究《二年律令》的性质,必须区分其文书性质与律令性质的差别,将其文书性质定性为当代行用律令的抄本,并没有解决其题名“二年”的问题。正律、旁章、傍章、律经、罪名之制、事律等概念,出现在《晋书·刑法志》、魏律《序》、颜师古注引文颖说等重要史料中,是我们赖以认识汉律结构的重要概念,决不能随意摒弃,否则必然导致史料的虚无。汉律律典构造、“九章”之外律篇的归属等问题,是关系汉代法律体系的根本问题。只有直面问题,深入探讨,才可能深刻认识汉代法律体系的内涵和特质。     

全球化背景下未来法律发展趋势小议

随着世界各国的经济活动越来越国际化,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都被纳入到统一的全球经济体系之中,故“经济全球化”、“全球经济一体化”等提法应运而生。与此相呼应,许多专家学者也提出了“法律全球化”、“法律一体化”、“法律趋同化”、“法律民族化”等相关概念。但究竟哪个提法更为合理,尚没有统一的认识。本文运用比较法对这些概念的异同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并提出了全球化背景下未来法律的发展趋势。     

英属北美殖民地法律的早期现代化

关于英属北美殖民地社会经济属何种性质的讨论,涉及到对当时法律制度的历史地位进行评价的问题,美国学术界在这些方面至今还存在很多争议。从美国学者的学术交锋来看,尽管英属北美殖民地是否已进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仍有待商榷,但当时市场经济的扩张确实已达到了一定的程度,从而使殖民地的法律制度出现了早期现代化的趋势,主要表现为陪审团在民事审判中的初步式微、从事实性答辩向法律性答辩的转变、普通法令状制度的逐步健全、专业律师队伍的出现和仲裁的正规化或边缘化。因此,英属北美殖民地法律在美国法律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殖民地时期绝不是美国法律的“黑暗时代”,当然也不可和19世纪混为一谈。     

论20世纪末美国文官考核制度的变革

20世纪末期美国政府在文官考核制度方面进行了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从单一的判断功能向多元复合功能的转变,从依据长官的主观评估向依据雇员与长官及同行多重评估的过渡,是这一时期美国政府文官考核制度中出现的新变化。这一变化对提升文官的素质、提高政府的效率产生了影响。     

“主仆名分”与宋代奴婢的法律地位——唐宋变革时期阶级结构研究之一

新发现的《天圣令》有关令文 ,反映了北宋时期还存在着良贱制度 ,这种制度到南宋时才完全消亡。在阶级结构调整过程中 ,原来旧的针对贱口奴婢的法律无法适用于具有良人身份的雇佣奴婢 ,宋统治者通过立法 ,对雇佣奴婢的法律地位作出明确规定。在“主仆名分”制约下 ,雇佣奴婢被纳入家族同居范围 ,与雇主结成密切的依附关系。雇主侵害雇佣奴婢依常人法处置 ,雇佣奴婢侵害雇主 ,则依家族同居法加重惩处。即使是主雇关系已解除 ,“主仆名分”的影响仍然存在。宋代奴婢的法律地位随着良贱制度的存亡而上下波动 ,有所变化。     

汉代持质的立法、执行及流变

后世所谓持质的法律概念,在西汉初期的律文中并不明晰,而是包含于劫人求财的律文中。后来虽有专门的法律对持质加以规范,但持质作为独立的罪名,仍存于律之外的法律形式中。在经历了一系列的立法变迁后,至曹魏修订新律时才正式入律。从史料可知,汉代立法、执法处理持质犯罪的基本思路是维护社会治安,消灭盗贼,而不是保障人质的人身安全或人身权利,所以法律要求官吏不顾人质安全,对劫持者进行攻击,但执法者却常常对豪贵者加以特殊对待。与此同时,持质所属律篇的变化,则反映出对相关犯罪概念认识的深化与立法标准的改变。     

论南北朝交接地区的墓葬--以陕南、豫南鄂北、山东地区为中心

从南北朝交接的三个关键地区墓葬文化因素的构成,及相关的历史、地理背景和文化传统中可清晰看出,陕南、豫南鄂北、山东地区是南朝文化向北传播的三个重要通道。     

也谈弓形器的形制及相关问题

弓形器是商周时期用于挂缰的挂缰钩,有窄背和宽背两种。窄背类弓形器部分出自人骨腰部,在蒙古鹿石中相类的器物均挂于腰间并与弓及弓袋共出,因此其应挂在腰带上。车马坑中多放置宽背类弓形器并多置于车厢内,在鹿石中还见将辔系于车厢上的马车形象,因此一部分宽背类弓形器应绑缚在车厢前部用以挂辔。     

西安地区出土的北朝隋唐石刻造像塔

佛塔源于印度,因用于藏舍利而被神化,受到佛教信徒的虔诚礼拜,多于其外刻浮雕。大塔一般露天建造,称露塔,小塔则在庙内供奉,称堂塔或塔庙。本文所论及的只是小型石刻佛塔。     

南北朝人口史若干问题探讨

本文在研究南北朝人口史时,尽量利用现存史籍中潜在的有用信息,得出以下结论:(1)《魏书》中所云“倍而已矣”应作“倍而余矣”,是指北魏境内各地正光以前的在籍户口,约为西晋太康年间该地区在籍户口的两倍有余,即2.46倍。(2)作者估算,北魏熙平、神龟年间有人口2025万人左右。并估计从北魏到隋,全国户口比在6.0左右。(3)陈朝灭亡时的户数,实为刘宋时该地区的户数。     

中国六朝与韩国百济的交流——以陶瓷器为中心

中国的六朝瓷器在百济的每个时期都具有不同的性质,从客观数量上看,不只是“职贡答礼”的结果,而且可能具有一种贸易的性质。     

辽宁铁岭市歪石砬子辽金遗址发掘简报

歪石砬子辽金遗址位于辽宁铁岭市镇西堡乡歪石砬子村北1公里的坡地上(图一)。1993年5月,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铁岭市博物馆在配合铁岭电厂贮灰场基建工程的文物调查中,在贮灰场占地范围的南部发现了该遗址,并组成考古队,对其进行了发掘。共开5米×5米探方12个(编号为93TDT1~12,以下简称为T1~12),探     

略谈宋元时期山东地区瓷器手工业的磁州窑因素

磁州窑系是宋元时期北方地区最大的民窑体系。本文从山东地区发现的磁州窑系瓷器入手,分析了山东地区磁州窑输入瓷器的分期特点,以及磁州窑对于山东地区制瓷工业的影响,并探讨了发生这种影响的原因。     

两汉时期高句丽的封国地位

公元前 37年高句丽在汉玄菟郡高句丽县建国时 ,高句丽人已经在西汉郡县制的管辖之下生活了 70多年。高句丽王被王莽政权贬为侯 ,说明其在西汉末为王国 ,东汉光武帝复其王号 ,也证实了高句丽在两汉时期的封国地位。随着高句丽的发展 ,东汉时期高句丽曾侵扰辽东、玄菟、乐浪等地 ,但这都属于边郡地方的冲突 ,高句丽作为边郡封国的地位没有改变。     

殷周贵族行车礼俗探析

殷周时期贵族行车十分讲究。他们在享受生活和权力的同时 ,逐渐在行车过程中形成了一些特殊礼俗。从对道路的严格管理及专路专用 ,到行车时保持的一些特殊礼俗 ,诸如繁妆其车 ,乘车的尊序 ,登石上车以及对车器独特的养护方法等 ,都直接或间接地向我们展示了这一时期礼制秩序下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     

秦汉行政中的效率规定与问责

秦汉行政中的效率规定主要表现为政府对行政事务的完成明确限期。以限期为中心的效率规定在秦汉政治中具有普遍性,不仅体现在政府的行政立法之中,而且也被广泛应用于和日常行政运作关系更为密切的文书命令中。秦汉时期,效率规定已经有了和唐代类似的、比较科学性的规律性。针对违反"效率规定"的行为,秦汉政府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备的问责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