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军在安徽正面战场的抗战（上）

国民政府军在安徽正面战场对日本侵略军的抵抗作战是英勇壮烈的。
　　国民政府军在大陆出版的历史著作中除规范称中国国民革命军外,还称国军、中国军、中国军队、国民党军。名称的多样系由多种语境造成。抗日战争爆发、第二次国共合作成立后,中共领导的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又称第十八集团军）、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分别隶属于第二战区、第三战区序列,但由中共独立自主领导抗战。在抗战中,国民政府军担负着正面战场对日作战任务,同时开辟敌后战场,抗击日军;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抗击日军。中国抗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最终取得了伟大的历史性的胜利。     

海安——曾为华中抗日的指挥中心

今年是新四军、八路军挺进苏北80周年,新四军"联抗"部队成立80周年,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成立80周年。80年前,在新四军东进、八路军南下海安之后,海安一度成为华中抗战的政治中心和军事中心。韩国钧与苏北联合抗日座谈会1940年7月8日,粟裕率新四军江南指挥部主力,突破日伪军的多道封锁线,胜利北渡长江,与刚刚取得郭村保卫战胜利的新四军挺进纵队、苏皖支队会合,正式拉开了建立苏北抗日根据地的帷幕。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的正规化建设——以五师为例

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要求全体八路军、新四军实施正规化建设。抗战初期,中共在鄂豫边区为扩大抗日武装力量,接收了包含地方游击队、国民党溃散部队、新兵及反正伪军等各方人员参加新四军。但兵员迅速扩充后,部队各项建设难免出现了相对滞后的局面,存在政治教育不到位、本位主义、游击习气及军阀作风等问题。1941年2月新四军第五师正式建军,之后即从政治思想建设、党的组织建设、军事建设等方面入手,对部队实施正规化建设。经历正规化建设的五师,内能安定根据地,外能打击日伪军,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卓越贡献。     

抗战后期中共对美援的争取

抗战后期,中共曾努力争取享有美国对华租借军事物资(简称美援)的分配权。1942年5月,中共改变以往对美援可能助长蒋介石摩擦政策的担心,提出分享美援。至1945年夏,争取美援工作经历4个时期:1942年5月至1944年7月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为展开时期;1944年7月至1944年10月赫尔利介入国共谈判,为高潮时期;1944年10月至1945年4月赫尔利称美国禁止给中共武器援助,为挫折时期;1945年4月至1945年8月15日朱德要求美方停止对国民政府租借法案的继续执行,为观望并最终放弃阶段。几经波折,终因意识形态的差异、共同利益的逐渐缺失等原因,致中共争取美援失败。在此过程中,中共逐渐把握了美国对华政策的本质,积累了初步的外交经验。     

美国记者镜头里的抗日民兵

正1944年夏,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冲破重重阻碍,从国民党控制下的重庆一路北上,到达延安及中共领导的华北抗日根据地进行战地采访,向全世界真实报道了抗战圣地延安,报道了模范抗日根据地陕甘宁边区及艰苦卓绝、英勇抗日的八路军,写下了轰动中外的《红色中国报道》(后来被译为《北行漫记》)。下面是福尔曼在1944年8月到10月采访晋绥边区时拍摄的     

新四军、八路军华中“连通”战略的缘起与逐步实现

将新四军、八路军在武装上连成一体,打通南北地域,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八路军、新四军先后改编组建之初就存在的构想,其关乎抗日战争胜利的格局与性质,以及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的成败未来。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新四军、八路军"连通"战略构想中,两军在南北同时发展,会合华中,在努力保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提下,依据国际国内军事政治态势的变化,或以新四军为主,或以八路军为主,或抓住时机两军主力南北同时对进而实施。新四军、八路军华中"连通"战略目标最终在陈毅率领江南新四军主力北渡长江,与黄克诚率领的八路军主力在苏北胜利会师而正式宣告实现。     

山东抗日根据地的独特历程

在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中共基本上没有在山东建立过一支红色武装和红色政权,更谈不上创建革命根据地。但是在短短的八年抗战期间,中共建立的山东抗日根据地无论在总人口、党员、军队数量,还是歼敌人数等方面,都遥遥领先其他抗日根据地。为什么抗战期间在山东发展起来的八路军、新四军,能够成为抗战胜利后解放军的最大主力部队,如立下赫赫战功的第三十八军、二十七军?本文系统梳理了山东抗日根据地创立的独特历程,力图回答这一问题。在纪念全面抗战爆发80周年之际,回顾这一段历史,不仅是为了缅怀前人的业绩,更可以从中获得有益的启迪。     

立足敌后:抗日战争与中共军事力量的成长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等武装力量,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开展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在持久抗战背景下,中共军队不仅开辟了广大敌后战场,与正面战场协力合作,更放手发动民众,创建抗日根据地,自身也由小到大,由弱到强,逐渐发展为夺取抗战胜利的中坚力量.不论从哪个方面看,抗战时期都是中共军事力量成长的关键阶段,影响深远.     

八路军、新四军军服的变迁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后换发国民革命军服装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由于形势的急剧变化,国民党对两党合作     

新四军唯一一部纪录片拍摄的前前后后

正抗日战争期间,北方的八路军曾经拍摄了一系列纪录片,如《南泥湾》、《延安与八路军》等,我们今天能见到的许多珍贵历史镜头,正是得益于当时所拍摄的这些纪录片。而在南方敌后抗战的新四军,也曾拍摄过一部纪录片,这就是淮北地区的第四师拍摄的唯一一部纪录片《新四军的部队生活》。新四军第四师想要拍摄一部影片,最初还是受了八路军的启发。1942年春天,新四军四师部分指战员在参加延安整风运动期间,观看了延安电     

浅论敦煌出土的唐代围棋子——兼谈围棋的发展历史

围棋活动是供人们养身,陶冶情操,开发智力,培养综合、分析和逻辑思维能力的一项文体活动。本文对敦煌唐墓出土的围棋子及其发展历史进行了探究。     

祥和吉庆 如意康宁——浙江翰越堂藏古代艺术品精粹展览侧记

2013年1月18日,“吉祥如意——浙江翰越堂藏古代艺术品精粹”展览在西子湖畔的浙江省博物馆孤山馆区开幕。这是浙江省博物馆近年举办的浙江私人收藏精品系列展览之一,主办方选取了王永良翰越堂3万余件文物艺术品中含有较明确吉祥寓意的精减143件,以为贺岁特展。     

巩固党在农民群众中的执政基础

我们党要扩大社会基础,不仅要关注新的枉会阶层,更要重视农民阶级。在现代化进程中,执政党如果没有农民的支持,其执政地位就不可能巩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农民阶级内部出现分化,面临着一系列新的问题,特别农民的生存状况和农村自办组织的发展,对党的执政基础提出了挑战。因此,党要在农村巩固自身的执政基础,就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减轻农民负担,加强农村党支部建设,吸收优秀农民入党,并引导农村自办组织健康发展。     

从意大利庞贝古城坍塌事故看龙门石窟的保护

2010年,意大利庞贝古城发生了三次坍塌事故。本文阐述了庞贝古城发生事故原因以及存在的问题,并联系龙门石窟实际,对其存在问题进行了分析,探讨了解决思路,强调了日常保养维护在文物保护工作中的重要性。     

明末清初青花花觚鉴定

觚,新石器时代马家浜化遗址即有陶制品出土,其用途为酒器。夏商较流行,西周后逐渐减少。部分器型仿青铜礼器,多用作陪葬冥器。     

浅析拜占廷帝国早期阶段皇位继承制度的发展

戴克里先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重振罗马帝国,其中大部分政策为君士坦丁一世继承,并逐渐成为早期拜占廷帝国管理体制的基础.但是,戴克里先所创立的四帝共治制由于自身蕴涵着不可克服的内部矛盾,在戴克里先退位后随即崩溃.此后经过三个 王朝以及一个世纪的发展,拜占廷帝国皇位的血亲世袭继承原则得以确立,血统成为皇位继承合法性的来源.与此同时,军队也依然拥有对于皇位继承的强大影响力,血统与军队在皇位继承中形成互相制约的关系.     

继承与创新：新修大型清史的体裁体例--清史编纂体裁体例学术座谈会综述

20 0 3年 2月 2 1日至 2 5日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在北京召开了“清史编纂体裁体例学术座谈会” ,来自京津、东北、华北、西北等地高校、科研院所、档案文博单位的近二百名学者参加了会议 ,就清史编纂的体裁体例等问题展开了讨论。这是清史工程启动后的第一次重要会议 ,也是建国以来第一次关于史书编纂的大讨论。一、新编清史的定位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 ,以世界眼光 ,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 ,编纂出一部能够反映当代中国学术水平 ,并…     

从资本家阶级在辛亥革命中的实际表现谈辛亥革命的实质

文章从资本家阶级在辛亥革命中的实际表现这个角度来探讨这次革命的实质.作者认为资本家阶级事实上是君主立宪派而不是革命派的阶级基础.但在辛亥革命高潮中资本家阶级没有游离于革命斗争之外,不但如此,资本家阶级还利用革命党人在国内根基甚浅的现实使革命后来的发展远离了革命纲领.辛亥革命象一场暴风雨冲跨了早已腐烂的老房子--清王朝,但它却没能建立起真正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革命之后中国有的仅仅是“民国“的招牌.因而辛亥革命实质上是一场推翻了满清的暴动,就其结果来说还谈不上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尽管其三民主义的革命纲领充分体现了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性.     

道教与辽朝政权合法性的构建

本文通过考察道教与辽朝政治的关系,揭示出在辽朝这样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中,道教如何阐释和构建政权的合法性将契丹开国君后及皇太子神化为道门尊神;采用谶纬与道教融合的方式来诠释契丹开国史;运用道教术语命名政治空间;把皇帝的行帐想象、神化为“洞天福地”;借用道教词汇命名帝王陵寝建筑;堆砌道教辞藻修饰帝后的哀册。一言以蔽之,契丹统治者利用道教塑造君主和国家权力的神圣性,以此构筑其政权的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