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我在朝鲜的一次惊险行车

我今年83岁。1944年4月6日参加工作,3年后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49年9月3日,我当上了图们机务段蒸汽机车司机。1951年1月25日8时,图们机务段党委书记谢伟军派人通知我去他的办公室。当时正是抗美援朝的第二年,我知道肯定有重大任务了。因为援朝运输工作一开始,我的JF型206号机车便进入了一级战备。     

生命不息，战斗不止——我所知道的邓颖超往事（上）

1954年,我从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春机要干部学校毕业后,转业到了国务院机要处。1955年3月,我调到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从此在西花厅工作了长达37年。其中足足有27年,我作为邓颖超同志秘书为她服务,直至她去世。这些年,她对我的培养、教育、信任、关怀与爱护,我永远不能,也不会忘记。     

清华大学“文革”初期往事

正1960年,我从淮阴中学考取了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在校期间,我认真学习,只想毕业后早点工作,能减少农村家庭的经济负担。没想到1965年全国开展了"社教"运动,接着又是"文化大革命",我滞留学校四五年后才分配工作。在清华我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我在抗战期间的亲身经历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当时我8周岁半;1945年9月3日抗日战争胜利时,我16周岁半,高中毕业。抗战期间我正值少年,囊括了我中学时期的全部6年,今天回想起我的这段经历,青年朋友们知道了也会想一想的。     

我的中国之旅的见闻和思考

我从中学时期就开始学习中文,在大学里继续汉语语言和文化的学习。1969年,我获得了哈佛大学东亚研究的硕士学位。我着迷于中国语言和文化,非常渴望到中国去,但直到38年后,我才真正有了这样的机会。2006年春天,我终于在中国停留了13天。     

清华大学“文革”初期往事简

1960年,我从淮阴中学考取了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在校期间,我认真学习,只想毕业后早点工作,能减少农村家庭的经济负担。没想到1965年全国开展了“社教”运动,接着又是“文化大革命”,我滞留学校四五年后才分配工作。在清华我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1960年代的音乐传奇

2008年是我这几年中最惶惶不安的一年,死亡和命运总是在折磨我的神经。至今我都觉得这一年不同寻常．觉得它充满了预兆,在《27岁》里写了句“大街上测字先生云集”,我变得有点迷信了。进入21世纪以来头几年,我仍是被诗歌和摇滚乐豢养在世界后院的懒散青年,可2008年,这无何有之地的大树突然被连根拔起,被世界上的人拿走做了寿材。     

风雨·彩虹

正她是我一生中最爱的女人。我想,她脸上的明媚笑容便是我百看不厌的风景。她,是我的妈妈。快要一年了。刚刚想起来,距离妈在北京动手术的时间竟有一年之久了。这一年,我想我能够体会到在家休养了12个月的妈妈心里的苦闷。我至今仍记得那天吃饭时她说:"其实死亡比起忍受病痛的折磨,已经是微不足道了吧。"我低着头,什么也没说,只是忽然觉得视线模糊成了一片。那是妈妈最难过的一段时间。我眼睁睁地看着她被病痛     

在江青那里工作的日子——杨银禄访谈

丁东：您是哪年担任江青秘书的？ 杨银禄：我是1967年底去的,1973年6月份走了。1973年8月份开“十大”,我已经去了学习班。学习班大概两个多月,我又休息了两个月。家也搬了,原来我爱人在钓鱼台工作,也不准在钓鱼台工作了。我们就住在钓鱼台的北边,那儿有钓鱼台宿舍。上边说我“有事了”,钓鱼台方面也不知什么事,就不让我爱人上班了。     

留恋

正今天是我进入六年级的第一天,也是我在学校五年中第二次最伤心的一天,因为今天我要和我的好朋友、老师们说再见了。我又一次回想起我们在这两年里的快乐时光。我久久地凝视着我们坐着的这些新课桌,想起了我以前的老课桌,想起了我以前的     

给毛主席、周总理等做日语口译

我最早参与对日工作是1951年春,在我的家乡——大连。抗日战争结束后不久,大连就成立了人民政府,并创办了人民政府留用日本技术人员子弟学校——大连日侨学校,我被派到这所学校教中文。这便是我从事对日工作的开始。 1952年12月,我被调到北京,参与了面向日本的综合性杂志《人民中国》的创办,从此开始了我长达12年的笔译和编辑工作。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建所6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

尊敬的王院长,各位领导,各位女士、先生： 今天有机会在这个历史所建所60周年纪念会上说几句话,我感到十分荣幸,也是感慨万千。我想我是以双重身份在这里发言的,因为如大家所知,近十年以来,我已经不在历史所工作了（还有兼职研究员的名义）,但我确实是长在历史所,学在历史所,从20岁起在历史所学习和工作了整50年。我本是清华大学的一名学生,1952年被调到科学院考古所工作,1953年底转来历史所,直至2003年8月调回清华,刚好是50年。这50年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50年,也是我永远引以为荣的50年。     

我在香港30年

正一、孤身一人闯香港我做香港永久居民马上30年了。这30年来我们与香港这座城市一起成长,见证了香港30年来的历史。80年代初,祖国大陆刚刚改革开放,为了改变自身的命运,我想到了去香港发展。1982年,我带着我5岁的女儿到过香港一次,当时就想留在香港。但想到一个人在外打拼,还要照顾女儿,在香港很难生存下去,就把女儿送回内地我母亲家。1984年,我又重新申请,再次来到香港,当时还是个年轻的     

回忆在闻喜县的一次抗日战斗

我生于民国13年（1924年）农历五月十六,兄弟姐妹7人,全靠父亲做木工生活。1937年秋,我听说红军来了．很想参军,便去县城找红军。到了县城．又听说红军去了侯马,我又步行赶到侯马,到红军一一五师兵站去报名。当时我刚满14岁,红军嫌我年纪小,不接收,在我坚决请求下,才让我到文工团．     

不像“文化”大革命,倒像“武化”大革命——我所经历的文化大革命

<正>1966年,在神州大地上爆发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时,我任湖北省应城县三合区区委书记。一、难忘我的那一百本笔记我参加工作不久,就养成了写工作、生活、学习笔记的习惯,从1949年到1966年的17年间,我写了一百多本笔记,满满装了一大木箱子。我把它视为宝贝。     

1978高考:回忆与感想

<正>那时候生活清苦,我常常处于饥饿半饥饿状态,午饭和晚饭几乎都是清一色的5分钱一份的白菜,但我耐得住,因为我有追求,生活虽然单调,但有序;虽然简单,但充实。1970年,我分配到外地一家工厂工作。1978年,我考上了大学。那一年,我27岁。屈指算来,我考上大学已经过去整整32年了。32年对一个人的生命来说,是漫长的岁月。这漫长的岁月,可以模糊人     

难忘我尊之为师的范长江

说起与范长江的关系,先举一例：我本是新华社的门外汉,是范长江把我引进新华社的大门,又是范长江言传身教,引我在新华社开步走,一走就走了40年,从青年到皓首。我生于1917年,范长江1909年出生,仅比我年长8岁,但是,我始终将他作为我尊敬的师长。     

与一条江的缘

有一年春节,我住在岩头镇一家旅店,临走将一件毛衣丢在那里。两年后,当我再次路过此地,店老板认出我,将毛衣还给了我,这事让我非常感动。     

拉长的年味

又一年了,真快!记得一年前,《江苏地方志》杂志编辑给我打电话,邀我在杂志上开个专栏,专门介绍"江南美食",我应允了,写的第一篇文章叫作"姑苏年饭"(见本刊2012年第一期),这事一晃已经一年了。我已于2012年6月离开苏州方志办,本以为这个专栏也将偃旗息鼓了,不料2012年12月,杂志社     

谢霆锋 名利的代价：谢霆锋 我比从前快乐

“入行十几年,我除了多了两个孩子,其他都没变。有人说,你演《逆战》真拼命。我说,你可以看1997年的《古惑仔》、1999年的《特警新人类》,我他妈的一直这么拼命。只是你们一直在聊王菲,一直在聊张柏芝,你们忽略了我根本十几年他妈的没变过。一直到现在,我断了这么多根骨头,你们才开始说,原来你这么拼命。去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