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早期铜器有关问题的再探讨

本文讨论的早期铜器,年代下限到二里头文化时期(含二里头文化),即包括已经发现的属于仰韶时期、龙山时期和夏纪年时期的铜器,其中以讨论仰韶时期、龙山时期的铜器为主。讨论所谓“早期铜器”的有关问题,实质上是讨论早期冶铜技术的起源、发展过程。鉴     

陕西乾县河里范遗址发掘简报

河里范遗址位于陕西省乾县城东约15公里的泔河南岸二级台地之上,2005年发掘了400余平方米,出土大量的陶器、石器等遗物,可辨认出仰韶中期、晚期和龙山早期三种遗存。本次发掘表明泔河流域在仰韶中晚期到龙山早期这段时间,与渭水中上游地区同期的考古学文化无论从整体的陶系、器形、器物组合及陶器的纹饰特征都基本接近,相较之下与泾水上游同期遗存的差别在仰韶晚期时开始明显。该遗址是泔河流域的首次考古发掘,对关中西部地区史前文化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     

关中地区仰韶晚期遗存分期再探

关中地区是仰韶文化分布的核心区域之一,其中仰韶晚期遗址数量多、分布范围广、出土材料丰富,处于仰韶时代向龙山时代转变的关键期。通过梳理关中地区仰韶晚期典型遗存,并结合最新发现的泾阳蒋刘遗址出土材料,将关中地区仰韶晚期遗存分为“蒋刘期”“半坡四期”“泉护二期”三个发展阶段。三个阶段前后相继,关系密切,代表了关中地区仰韶晚期早、中、晚三个时段。     

内蒙古西部地区原始文化的编年及相关问题

近几年来,内蒙古西部地区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发现了许多重要的原始文化遗存;发掘了仰韶至龙山时期的包头市阿善遗址,仰韶至夏商时期的清水河县白泥窑子遗址,龙山时期的凉城县老虎山遗址、准格尔旗二里半遗址、龙山至夏商时期的伊金霍洛旗朱开沟遗址、准格尔旗大口遗址;试掘了准格尔旗张家圪旦和大庙圪旦遗址。先后获得了许多有价值的实物资料,为探讨这一地区从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的考古学文化编年问题,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宁夏隆德周家嘴头遗址2019年发掘简报

位于渝河流域的周家嘴头遗址是一处包含仰韶时期、龙山时期及汉代遗存的重要遗址。仰韶时期遗物和大地湾四期相近,属于仰韶文化晚期,且发现数量较多的陶窑,该遗址在本期应是一处专业烧制陶器的生产中心。除此之外,还发现龙山时期灰坑、墓葬等遗存,与沙塘北塬遗址的文化内涵接近。本年度的发掘工作进一步丰富了我们对周家嘴头遗址的认识。     

中国礼乐文明之源——以史前乐舞遗存为例

前仰韶时期的乐舞遗存仅作为日常生活用品,至仰韶时代晚期陶鼓乐器已为少数权力阶层拥有,龙山时代以鼓磬为组合特征的乐舞遗存标志中国礼乐明的基本形成。     

河南淅川县龙山岗遗址2008—2009年发掘简报

龙山岗遗址位于豫西南丹江库区。配合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建设,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遗址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2008—2009年的发掘,发现了丰富的仰韶时代晚期、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遗存,对进一步了解龙山岗遗址文化内涵,研究该地区新石器时代各时期聚落形态演变及文化源流具有重要意义。     

垣曲上亳遗址陶器化学成分的初步研究

上亳遗址位于垣曲王茅镇东南上毫村,居黄河支流毫清河东岸。文化遗存丰富,分布有仰韶早期、庙底沟期、仰韶晚期、庙底沟二期、龙山时期和东周时期的遗迹和遗物,其中以新石器时期文化为主。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文化遗存,使其成为研究垣曲盆地新石器时期文化的又一处典型遗址。     

从仰韶时代陶铃到殷墟文化的铜铃来看铃的发展演变历程

学界对铃和钟的源流关系有较为统一的认知。文章对铃器外形的发展演变进行梳理,即从仰韶时代的铃一直到西周的钮钟,共经历了三个阶段:仰韶时代到龙山时代的陶铃;龙山末业铜铃到二里头铜铃;晚商铜铃到青铜钮钟。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特点,也承载不同的时代使命,对这三个阶段做了简要梳理,以管窥铃的发展演变历程。     

陕西靖边庙梁遗址仰韶时代遗存发掘简报

庙梁遗址位于陕西省榆林市靖边县杨桥畔镇芦河南岸的台地之上。2017年9月至12月,为配合蒙西——华中运煤铁路建设,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联合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队、靖边县文管办对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共揭露面积约4000平方米,清理了一批仰韶至龙山时代的重要遗存。其中仰韶晚期遗存包括房址12座、灰坑20座、窑址2座,出土了陶、石、骨质各类遗物数百件,为庙梁遗址及陕北地区的仰韶时代晚期的文化内涵、特征及聚落结构等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河南偃师灰嘴遗址新石器时代和二里头文化时期工具残留物及微痕分析

河南偃师灰嘴遗址包含有仰韶中晚期、龙山中晚期、二里头时期及东周时期遗存。该遗址在龙山和二里头时期发展成为石器制造中心,在伊洛地区史前时期社会复杂化发展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为了进一步了解各个时期的生计结构,我们对灰嘴出土的28件切割工具(刀、镰和矛)进行了微痕、淀粉粒和植硅体的综合分析。分析结果说明,刀和镰主要是用来收割栽培谷物,包括粟黍、薏苡、小麦族和稻谷,但也收获或加工其他植物,如大豆和多种块根类植物,如山药、百合科、栝楼根等。结合浮选结果进行综合性分析,可知先民在灰嘴居住的两千多年历史中的生计形态变化表现为:仰韶时期是以粟黍-薏苡为主,到龙山、二里头时期逐渐转变为以粟黍-薏苡-麦类-大豆为主,同时始终以稻米和多种块根植物为辅。     

河南偃师灰嘴遗址发掘簡报

灰嘴村位于偃师县城南約四十里(緱氏鎮东南約八里),附近为起伏的丘陵。村南五里即伏牛山脉的青罗山峰;瀏河从遺址东北流过,遺址紧靠灰嘴村东部,地势南高北低。根据发掘証明,这里的地层包括商代,新石器时代的龙山期和仰韶期。与遺址隔沟相对的西北沟岸上,发現大面积的商代遗址,东边又有仰韶遗址,所以灰嘴附近古文化遗址分布相当广泛,文物埋藏也相当丰富。 1959年4月,为了配合灰嘴附近的农业建設,我队曾派人到这里进行考古調查,了解到該遗址面积約达30,000平方米,随即决定在遺址的东南部进行重点試掘。一个多月的时間內,在300平方米面积中,就发現窖穴二十五个(商代十三个,龙山期十一个,仰韶期一个);房基五个(商代三个,龙山期二个);墓葬二个(商代一个、仰韶期瓦罐葬一个),出土較完整的器物四百八十余件。     

尧舜禹时代再认识——关于中国国家起源问题的几点思考

大约距今四千多年以前,我们中国主要版图之内的大部分地域都处于气象学上所谓的“仰韶温暖期”。根据现代考古学的成果,生活于这一地域之内的上古人类,经历了仰韶时代、大汶口时代、龙山时代的发展,北至甘、青,南达交、广,东抵大海,西到川、藏,都已有了他们活动的足迹。     

宁夏隆德周家嘴头遗址制陶模拟实验

宁夏隆德周家嘴头遗址是一处仰韶时期制陶业特征显著的聚落,经过连续的发掘共清理陶窑42座,其中仰韶晚期陶窑33座,陶窑的数量之多和分布密度之大在其他同时期遗址中较为少见。周家嘴头遗址仰韶晚期遗存最为丰富,出土了大量的陶器标本,这为我们研究当时陶器制作与生产提供了实物证据。我们基于周家嘴头遗址发现的陶窑和出土陶器开展了多次的陶器制作及烧制实验,从而对周家嘴头遗址仰韶晚期整个制陶业的操作链技术及生产方式等进行研究。     

河南新密市黄帝宫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

黄帝宫新石器时代遗址,位于新密市东刘寨乡武定湖及其黄帝宫附近,仰韶晚期和龙山早期是该遗址的鼎盛时期。黄帝宫是传说中黄帝练兵讲武的地方。这里的仰韶文化遗址,或许就是黄帝氏族活动的重要聚落之一。     

中国早期城址闭合性城墙平面形态研究

中国早期城址阶段的闭合性城墙有圆形、方形和不规则形三类。三类城墙在地域分布方面,主要集中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老哈河及大小凌河流域也是其分布地区之一;设计特征主要体现在城墙的选址、城墙拐角的弧度、平面形状及城墙形体的大小等方面。仰韶时代以圆形城墙为主,龙山时代之后方形城墙成为闭合性城墙的主流。圆形城墙经历了从多到少的演变过程;方形城墙从少到多,并一直盛行;不规则形城墙数量有限,非主流形态,但长期存在。闭合性城墙在仰韶时代和龙山时代主要见于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夏代多见于黄河下游的中原地区;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集中出现在英金河、阴河流域;商代以黄河下游习见,长江以南也有发现。     

安特生与中国史前考古学的早期研究——为纪念仰韶文化发现七十周年而作

四、中国史前文化的年代和分期确定考古遗址和遗物的年代,是考古学的关键问题。安特生从发现仰韶遗址起,就一直试图解决仰韶遗存的年代问题。他正确地确立仰韶遗存为中国人的史前文化(见下节),并且还对绝对年代进行了考订。但是由于他的发掘方法上的问题(见下节),把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遗存搅到了一起,因此在年代上造成了不少混乱。龙山文化的发现,尤其是后岗三叠压层的发掘为认识这种混乱提供了依据,后来尹达在《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之分析》一文中,把龙山文化的遗物从所谓的仰韶文化中剥离出来,在相当程     

孝感地区文物普查结束

孝感地区博物馆在地区文化局的直接领导下,自一九七九年春至一九八○年秋,先后三次抽调了全区专业和业余文物骨干二十三人,对全区的八个县进行了全_面的文物普查.查出古遗址三百一十三处,古墓葬一百三十处,古建筑四处,古石碑六十余块,收集文物四百余件,采集标本七万余片.三百一十三处古墓遗址中,属于仰韶时期的二处,属于屈家岭晚期文化类型四十二处,龙山类型六十五处,商代、西周一百一十一     

文安县太子务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简报

2009年,廊坊市文物普查队在文安县太子务村发现了一处面积大、遗物丰富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经对采集遗物对比分析,推断该遗址应为仰韶时期后岗一期文化与龙山时期后岗二期类型。     

豫南地区史前文化初探

豫南地区地处豫、鄂、皖三省交界处,主要有裴李岗、仰韶、屈家岭、龙山和二里头文化,其中以龙山时期的文化遗存最为丰富.除裴李岗文化时期外,这一地区的史前文化始终表现出多样、复杂的文化面貌,依据相关考古和文献资料,这一现象可能与华夏和苗蛮(或称三苗)集团之间经常发生的冲突和战争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