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记忆与国家认同:一战前后中国国耻记忆的形成与演变北大核心CSSCI

自1915年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发生之后,北京政府、革命党以及社会各界从各自的立场出发,不约而同地意识到"二十一条"具有非同寻常的"历史记忆"保存价值。北京政府保存此国耻记忆,既有免责之虑,也有捍卫其统治合法性的功利性诉求;革命党将"二十一条"国耻记忆用来证明北京政府的卖国行为,以便进行革命动员;一般新闻出版界则借此刺激民族主义消费,寻求国货消费的合法性。五四运动期间,"二十一条"国耻记忆向卖国贼国耻记忆演变。由巴黎和会外交失败而凸显的民族危机与国内激烈的派系竞争纠缠在一起。在此语境下,国耻记忆扮演着对普通民众进行救亡启蒙的社会角色。在这一国耻记忆形成与演变的背后,蕴含着时人关于如何救亡的集体潜意识,即加强民族内部团结,才是自我拯救之路。     

战争法公约与民初北京政府的参战之路

一战是中国较全面参与战争法公约后面临的首场重大国际战争,战争法公约也是民初北京政府因应一战时局的重要工具。在民初中国与战争法公约关系发展进程中,北京政府逐步朝参战之路迈进。一战爆发前,北京政府决定补签一些战争法公约,借此平等融入国际社会和维护国家利权,这构成了其走向参战的重要背景。宣告完全中立之初,北京政府指望通过积极履行战时中立公约来避免战祸和维护利权,但强权挑战的危机为其转向参战埋下了伏笔。日本对华提出"二十一条"要求后上述希望彻底落空,北京政府转而趋向参战,试图借此参与战后和会。它一方面同作战规则方面的战争法公约积极接轨,另一方面通过暗中违背中立公约而朝参战迈出实质性步伐。最后,北京政府利用德国无限制潜艇战的契机,援用战争法公约正式宣战。北京政府走向参战不失其必然性和主动因应之特征,亦不乏文明和正义的色彩,而其参战政策的推进也影响到中国与战争法公约关系本身的发展。     

《中国外交与第一次世界大战》

正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89元该著围绕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中国外交展开论述,系统阐述了一战爆发后中国从中立到参战的历史过程,并首次详细论证了中国走向一战的一些关键节点。一战爆发后,北京政府虽抱定中立的态度,但在何时宣布中立问题上,有其自身的考虑。在未能达到最佳外交局势的情形下,北京政府于1914年8月6日宣布中立。某种程度上,中国的中立主要是为了防日。在"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中,日     

让青春在史志事业奋斗中绽放光彩

<正>现在让我们把思绪回到100年前的1月1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中国以战胜国身分参加和会,提出取消列强在华的各项特权,取消"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归还日本从德国手中夺去的山东各项权利等要求。然而巴黎和会在帝国主义列强操纵下,不但拒绝中国的要求,而且在对德和约上,明文规定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北京政府竟准备在"和约"上签字!在这民族存亡的时刻,5月4日,     

哈尔滨——文化记忆中的独特风景

<正>(上接第12期)(六)闻名遐迩的音乐文化哈尔滨素有"音乐城"的雅称。因为自19世纪末以来,哈尔滨是西方音乐传入东方的窗口,多元文化曾在哈尔滨激荡、交融,民族救亡的歌声曾在哈尔滨传唱,音乐在自始至终伴随着哈尔滨成长。     

历史记忆、历史书写与民族认同——以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史学为例

历史记忆和历史书写在民族认同形成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构建作用。利用民族史学挖掘和整理民族记忆,界定和阐释民族历史,是巴勒斯坦人构建民族认同、开展民族运动的重要举措之一。传统精英家族出身的学者、移民学者及难民等普通民众,共同参与巴勒斯坦民族历史书写。他们着重从民族起源、民族认同、民族主义的产生与发展、第一次中东战争及其带来的灾难等方面入手,论证民族国家构建的合法性,鼓舞群众,争取国际社会支持。民族认同主导下的历史书写,带动了巴勒斯坦史学的多样化发展,但也存在着局限性。     

高丽政权的自称抉择、记忆筛选与中国认同

一个政权对自称的抉择,反映的是其对现实中自我的定位与认知。"高丽"尽管由"高句丽"而来,却最终变成了"朝鲜"便是由此所决定。王建最初以"高丽"为国号标榜政权的合法性,可统一之后,由于正统来自新罗,又尽力摆脱"高句丽"的记忆与身份意识,而强调自身"三韩"的属性。但有时为了某种利益,高丽人又会对"高句丽"这一历史记忆与身份意识加以利用。高丽人的自称抉择是通过对历史记忆的筛选进行的,特定政治形势下的中国认同则是其主要标准。在"历史"力量的影响与现实话语的引导下,半岛政权真的由"高丽"经"三韩"而变成了"朝鲜",成为在政治与文化上高度认同中国天子的一方诸侯。     

五四运动在南京

1919年5月4日,在北京兴起的五四运动,是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吞中国、反对北京军阀政府卖国的爱国救亡运动. 日本帝国主义早有把中国变为其殖民地的野心.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趁着西方帝国主义国家酣于大战无暇东顾的时机,于1915年向北京政府提出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北京政府对此丧权辱国的条约,竟然表示"欣然同意";接着,日本抢占了德国在中国的殖民地山东青岛、胶州湾.     

历史记忆与当代以色列国家认同的构建

<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对于"集体记忆"的关注与研究已广泛呈现于欧洲文学、哲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领域,而历史学的"记忆转向"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初,代表性事件是法国犹太裔学者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和他发起的法兰西民族记忆"亮点"工程系列研究计划。参与这一计划的120位学者穷十年之功,出版了三部、七卷本的经典巨作——《记忆之场》(Les Lieux de Mémoire)。~((1))几乎与诺拉发起法国记忆史研究工程同时,犹太     

全球史：民族历史记忆中的全球史

全球化呼唤着全球史。但是,就如同不存在“文化全球化”一样,也不存在“全球化”的全球史。文化的多样性决定了全球史的多样性,即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心灵中的全球史。历史是一种记忆的形式,在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历史研究和历史著述的基本功能是保存和传承自己的历史记忆。全球化和“全球史”并没有中断每一个民族自己的历史记忆的延续。任何一个独立的民族,都有自己独立的历史记忆。这种记忆既包括对本民族历史．也包括对其他民族及整个世界历史——全球史的认知和判断。     

“记忆之场”与皮埃尔·诺拉的法国史书写

法国新史学的经济社会史取向削弱了传统的民族史叙事,20世纪70年代法国社会的一系列重大社会政治变迁导致民族国家意识的淡化,个别化的历史记忆、逆向的记忆和认同日益凸显,拉维斯主义民族国家的历史记忆走向碎裂。"记忆之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来的。皮埃尔·诺拉试图通过对记忆之场的回想,追寻一种没有民族主义的民族意识。这一研究虽然受到拉维斯《法国史》的启发,但比后者更具包容性,是具有反思性的"第二层次的历史"。它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衰落后,在已然"遗产化"的民族记忆中追寻身份的努力。"记忆之场"的提出,意味着法国民族史中过去、现在和未来关系的一种深刻变革,历史的连续性动摇了,这可视为一种新的"历史性体制"——"当下主义"的标志。     

历史记忆、历史叙述与口述历史的真实性

<正>口述历史旨在以访谈方式发掘、采集、整理与保存口述者(当事人、亲历者、见证者、受访者、整理者等,本文统称"口述者")的历史记忆,呈现口述者亲历的史事。历史记忆是口述历史的基础,发掘历史记忆是口述历史的主要工作,故历史记忆成为口述历史的核心问题。受口述者生理心理及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口述历史既包含着真实内容,也有想象的成分,不仅难以完全还原客观的     

青田侨乡朱氏宗族重建与文化记忆研究

论文从文化记忆理论视角,探讨了浙江青田下村朱氏宗族运用文化记忆重建宗族的微观过程。研究发现,朱氏宗族通过群体组织朱氏大宗理事会,重新构建有关宗族记忆话语,运用"认同的凝聚物"和"固定的点",即文化记忆中特定历史人物与事件构建集体记忆,并将这些记忆用无形或有形的"客体化的文化"表现出来,如始迁祖墓、祠堂、纪念碑亭和无形的始迁祖传说、纪念仪式等,重建宗族。同时将宗族的文化记忆与侨乡地方记忆和民族国家历史记忆紧密相连。这一理论视角有助于理解侨乡,丰富侨乡研究,加强海外华侨华人与祖先、侨乡和祖(籍)国的联系,完善侨乡地方社会治理。     

南京国民政府国庆纪念中的辛亥记忆

国庆纪念是传承辛亥革命记忆的重要形式。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民党通过国庆纪念仪式,不断打造并唤起人们的辛亥记忆;并通过自己所掌握的话语权与纪念宣传,完成对辛亥革命史事及意义的再建构。借助于辛亥记忆,国民党不断把自己的建国理念贯穿于国庆纪念之中,为国民党统治的合法性确立基础。     

历史与记忆

当代史学和历史哲学中关于记忆问题的探讨为我们关于史学的理解提供了新的视角。在这一视野下,记忆超越单纯个体心理的层次获得了作为脑外"文化记忆"的历史维度。在历史与记忆关系的层面上,历史记忆的多元性对历史记载的单一性提供了重要的补益,同时,史学文本的宏观视野对于历史记忆的微观局部性和片断性亦显示出认识上的优越性。在认识论维度之外,历史记忆诉诸历史正义的道义性是其十分显著的特质,于此凸显史学科学性与道义性维度复杂的张力关系,历史科学性不能成为漠视道义性的理由。最后,在历史与记忆关系上传统的历史本位立场之外,对人生有意义的历史终究要落实在人间的历史记忆中,从而彰显记忆本位的合理性,这或许是关注历史记忆所能带给我们的一点理论启示。     

宽巷子：那些记忆与印象

宽巷子,一条百十米的小巷,清朝年间曾经是旗人聚居的少城所在地,有着许多的四合院。解放后,这里住进了普通的居民,并被保存至今。2005年开始的大兴土木,时尚的城市新天地将取代宽巷子的位置。如今,宽巷子已成为成都的记忆。     

古镇的“符号化”现象及历史建筑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探究

近年来,随着国内旅游业的大力发展,古镇旅游成为旅游的领头军。伴随古镇旅游炙热的发展,旅游"符号化"危机也蛰伏其中。本文通过对丽江、凤凰、周庄等古镇考察访问,查阅相关资料,研究当地的建筑、经济及人文文化,对这些地区古镇中存现的"符号化"现象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历史建筑文化遗产的保护提出一定的建议。古镇是人类遗产的实物表现、是一座城市凝固的记忆。在传统建筑风格、文化的影响下,我国的古镇多有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悠远意境,再结合地域、民族、风俗习惯等又各具特色。它们见证了历史的变迁和文化的演变,留下历史和文化的烙印,我们开发古镇为的是保存和发扬我国古老的传统文化。     

简析中日关于《二十一条》中的铁路交涉

１９１５年初,日本向民国北京政府提出的《二十一条》是其侵华野心的大暴露。过去一般认为,日本侵华的重点是满蒙。其实,从日本侵华的野心来看,此时,它侵华的重点应是在中国关内,而非东北。本文试以中日《二十一条》中的铁路交涉为例,说明这一点。在《二十一条》中,日本就关内的烟潍路和扬子江铁路网提出了建筑权要求,日本觊觎这两项铁路建筑权,并非始于《二十一条》,而史学界对其由来,一直未有论述。因此,有必要追溯中日以前关于这两项铁路建筑权交涉的情况。一扬子江铁路,泛指长江中下游的铁路网计划。它不是单指一条铁路,…     

意大利史书写中的“记忆转向”与“全球史转向”

20世纪90年代，意大利兴起“历史记忆”的研究潮流，这是受当时席卷欧洲的“记忆之场”趋势影响的结果。20年后，意大利又兴起“全球史”书写，将意大利史放在全球框架中展开。从“记忆之场”到“全球史”,这两次“转向”体现了意大利史书写的发展和演变。一方面，它受地方多样性、共和危机、欧盟困境、全球化等现实因素的影响，地方、国家、区域、全球在不同层次上与意大利的现实相互交织，影响意大利的本国史研究；另一方面，意大利历史书写长期以来又有为民族认同和国家建构服务的强烈倾向，故而强调以民族国家为本位。以民族国家整合为宗旨的历史写作还将在意大利特定的历史和现实背景下艰难跋涉。     

历史记忆与历史书写——史学理论视野下的“记忆的转向”

西方史学理论自19世纪以来的发展演变是一个不断发生范式转换的过程。大约从本世纪初开始,西方史学理论进入了一个旨在调和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所谓后-后现代主义阶段。史学理论家已经在盘点后现代主义的后果:哪些方面仅是昙花一现,哪些方面具有永久的价值。"历史记忆"(也许还有"历史叙事")就是此类具有持久意义的论题。它既是后现代主义反对统一性追求多元性的必然结果,也因其排斥语言的经验在场性而可望成为后-后现代主义阶段进一步探讨的话题。彭刚教授在综合批判各种相关观点的基础上,通过口述史实践和古今中外的大量例证,对历史与记忆之间、记忆与真理和正义之间的复杂纠葛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和阐述。在作者看来,受当下关切、文化传统、社会体制、政治权力和语言驯化等因素的制约,记忆不免具有重构和诠释的特性,但也不应因此而全然否认其通向真实过往的可能性。此外,在利用记忆伸张正义和实现政治目标之间也需作谨慎的处理和把握。我们期待更多学者参与有关历史记忆问题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