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季民初“蜀学”之流变

中国学术的南北派分,由来已久。民初整理国故运动蔚为风潮,南北学人输入西学时,往往以西方学术分科格义中国学术,近代新学术由此建立。清季民初,复兴蜀学成为川省学人的群体诉求,各派学人以汉宋、今古、经史的不同立场,所建构蜀学系谱因时而异,各有侧重。“好今文家言者”多主张晚近学术当以“东西”代“南北”,以今文学之“理论”整合古文学的“事实”。宋育仁、蒙文通、刘成断等学人批评整理国故运动妄立科目,任意比附,认为复兴蜀学才是学术正途。纵观清季民初“蜀学”的渊源流变,及其与江浙学界的分合,可在科学史观与分科治学之外,探索近代学术转型的新路径,此种尝试或是时下理清中西学术纠结、建立中国学术本位的有效途径。     

民国学人宋代研究的取向及纠结

民国学人对于宋代研究渐趋推重,可是推崇最甚的陈寅恪、傅斯年等人,却很少专论宋代,而以宋为制高点研治整个中国历史文化提出的各项重大问题,如“宋学”渊源、宋代史学和新宋学等,引起各科学人的长期讨论。由此可见,要把握宋史、宋学、宋代史学、宋代思想学术的区别与联系,不宜用分科治学的眼光尤其是区分经史以及史料与史观的观念研究宋代历史及其思想学术文化;应该讲宋学,做汉学,一方面,治宋史必须通宋学,如治国史必须通知本国文化精意,另一方面,将包括义理等在内的一切虚玄思想还原为历史,既有道理,又可目验;应将两宋学术文化作为标高,纵横贯通古今中外的历史文化,有系统而不比附,不以赵宋为断代,方有望达到新宋学的高度,开创中国学术文化的新气象。     

民初国学研究中“科学”范式的变迁——一个概念史的考察

中国"科学"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晚清自日本输入后,就作为学术名词与传统学术的改造相伴相生。新文化运动时期,留美学生输入整体性"科学"概念,"科学"开始从一个宽泛的,以分科为特征的学术体系,向整体性的,以"科学方法和精神"为核心的思维方式转换,由此催生国学研究范式从"保存国粹"向"整理国故"过渡。两种范式之异点在于评判固有学术的价值标准发生转换,但于过渡之中亦可见晚清以来学术转型的内在统一性:学术改造以分科治学为起点,以"科学"为归属,注定这是一个与传统"分",与西学"合"的总体走向;近代学人大多是借用"科学"作为概念工具,试图在分科体系内妥善安置中西新旧,调和的主张一脉相承。     

第三届“近代文化与近代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2007和2011年,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心先后主办过两届"近代文化与近代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对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为集中展现近年来近代文化史领域的新成果,2015年10月23日至25日,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心主办了第三届"近代文化与近代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海内外近40个学术机构的60余名专家学者与会,共提交学术论文50余篇。本次研讨会以"近代文化与近代中国"为主题,围绕近代思想文化、学人与学术、社会文化、文化交流、教育等主题展开热烈的研讨。与会学者充分肯定近代文化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总结了近年来相关领域取得的新进展及其发展趋势,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从近代学人对国学分类的探索看大学国学学科设置

国学与我国现行学科目录体系虽然有着一定的冲突,但在我国现行的教育科研体制之下,国学要在我国高等教育科研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并取得长足发展,确有将其纳入学科目录的必要。若将国学纳入现行学科目录体系,国学如何分类分科就是一个必须回答的关键问题。自近代以来,诸多中国学人于此问题已有不少有益的思考与实践。借鉴近代中国学人有关国学分类的思考,可尝试将国学划分为经学、国史学、诸子学、文章学、小学、国学理论与国学史等具体学科。     

民国学界的老辈

按照新文化派后来的叙述编成的民国学术史,老辈学人除以遗老身份存在外,不仅无所作为,而且几乎无声无息。实则清季学术虽已中衰,仍然不乏名家,并以各种方式尤其是通过国学研究,影响着五四和后五四两代学人。他们的学术观念或可算是文化遗民,政治上却大都并非遗老。他们对于新派的批评,可以成为反省的借鉴,而他们的理解旧籍之道,不失为回到历史现场去认识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门径。     

荀学与乾嘉新义理学的建构

在中国传统学术史上,乾嘉时期不仅以朴实考经证史之成就彪炳史册,而且在思想上别创与宋明理学异趣的新义理学。从思想渊源看,乾嘉新义理与宋明理学旧义理之歧异可溯及儒学内部孟、荀的分野,主于心性的孟学为理学所奉,而隆礼重学的荀学则为乾嘉学人所尊。荀学与乾嘉新义理学在意义上的共契,实为乾嘉学人建构义理体系的内在根据。具体而言,在心性理论层面,乾嘉新义理学“达情遂欲”的心性论奠基于荀子自然人性论;在社会理论层面,乾嘉新义理学的“以礼代理”说多所取资于荀子隆礼思想;在知识论层面,乾嘉新义理学的“兴复古学”观遥契于荀子重学思想。作为继宋明理学之后的儒学理论新形态,乾嘉新义理学实为契接晚清会通汉宋潮流的重要环节。     

中国近代史家赓续传统的三条路径

<正>清季以来，政治、学术、文化、思想诸领域出现了规模空前的新旧对峙。新学对旧学的挑战激起旧学各方的应对，接连不断的以“新”或“现代”为名的各种学术文化运动，又加剧了新旧之间的紧张。就历史学而言，早在1902年梁启超的《新史学》已举起“史界革命”的大旗，至1933年朱谦之创办《现代史学》杂志，仍声称“对于过去的史学也不惜取批判的态度”。⁽(1))更有甚者，讽刺旧史家“妄自倨傲，旁若无人，对于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之鼓吹，与文化史家之新运动，均充耳不闻，熟视无睹，旧的观念仍牢不可破；但现在已完全暴露其落后性，而不为时代所容，甚至有危及史学本身存在之虞”。⁽(2))这种新旧对抗视角下的学术观察与叙述，虽也道出了事实的一个面相，却可能忽略了近代与传统之间至关紧要的关联。传统确曾一度“零落成泥碾作尘”，但它没有消亡，而是以一种强大的惯性形塑了近代。如福柯所言，传统让我们可以“毫不间断地追溯着对起源的永无止境的确定”。⁽(3))那么，传统是如何进入近代史学的？在中国近代史学的萌发与成长中，传统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何以让“...     

一部沉寂两个世纪的文艺复兴史研究拓荒之作——皮尼奥蒂《托斯卡纳史》评介

19世纪初的西方史学领域诞生了一部堪称文艺复兴史研究的拓荒之作,即意大利历史学家皮尼奥蒂的《托斯卡纳史》。"新雅典"概念是贯穿《托斯卡纳史》全书的灵魂,意在表明古希腊雅典是那个时代及往后西方文化发展的源流,而佛罗伦萨及托斯卡纳则接续这个源流,成为近代意大利学问复兴时代及近代西方文化史进程的中心。新雅典概念蕴含着皮尼奥蒂阐释意大利14世纪至16世纪文化历程的独特思路和学术亮点,它启示学人研究文艺复兴历史、文化的新途径。     

新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近代史研究

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是近年来海内外学术界共同关注的学术课题。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人视角已不再局限于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文化史等传统的学术框架,而开始热心探讨更具“草根”色彩的社会史问题,并且在理论方法的探索和学科体系的建构方面,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但大陆学界对于中国近代社会史的研究毕竟起步为晚,方法创新、体系完善、史料发掘等项工作任务尚重,路还很长,尤其需要加强与海外学界的交流与互动。为此,我刊在2005年8月青岛“首届近代中国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约请几位在中国社会史研究领域造诣颇深,又长期生活在海外的华人学者,就他们所处的学术环境,以独具的文化视角发表见解,以期促进这一富有生命力的学术话题深入发展。     

明清社会关系的流动与互动

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是近年来海内外学术界共同关注的学术课题。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人视角已不再局限于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文化史等传统的学术框架,而开始热心探讨更具“草根”色彩的社会史问题,并且在理论方法的探索和学科体系的建构方面,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但大陆学界对于中国近代社会史的研究毕竟起步为晚,方法创新、体系完善、史料发掘等项工作任务尚重,路还很长,尤其需要加强与海外学界的交流与互动。为此,我刊在2005年8月青岛“首届近代中国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约请几位在中国社会史研究领域造诣颇深,又长期生活在海外的华人学者,就他们所处的学术环境,以独具的文化视角发表见解,以期促进这一富有生命力的学术话题深入发展。     

明清的社会生活与城市文化

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是近年来海内外学术界共同关注的学术课题。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人视角已不再局限于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文化史等传统的学术框架,而开始热心探讨更具“草根”色彩的社会史问题,并且在理论方法的探索和学科体系的建构方面,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但大陆学界对于中国近代社会史的研究毕竟起步为晚,方法创新、体系完善、史料发掘等项工作任务尚重,路还很长,尤其需要加强与海外学界的交流与互动。为此,我刊在2005年8月青岛“首届近代中国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约请几位在中国社会史研究领域造诣颇深,又长期生活在海外的华人学者,就他们所处的学术环境,以独具的文化视角发表见解,以期促进这一富有生命力的学术话题深入发展。     

台湾近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典范变迁

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是近年来海内外学术界共同关注的学术课题。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人视角已不再局限于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文化史等传统的学术框架,而开始热心探讨更具“草根”色彩的社会史问题,并且在理论方法的探索和学科体系的建构方面,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但大陆学界对于中国近代社会史的研究毕竟起步为晚,方法创新、体系完善、史料发掘等项工作任务尚重,路还很长,尤其需要加强与海外学界的交流与互动。为此,我刊在2005年8月青岛“首届近代中国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约请几位在中国社会史研究领域造诣颇深,又长期生活在海外的华人学者,就他们所处的学术环境,以独具的文化视角发表见解,以期促进这一富有生命力的学术话题深入发展。     

近代中国大众文化研究叙事方法的思考

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是近年来海内外学术界共同关注的学术课题。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人视角已不再局限于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文化史等传统的学术框架,而开始热心探讨更具“草根”色彩的社会史问题,并且在理论方法的探索和学科体系的建构方面,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但大陆学界对于中国近代社会史的研究毕竟起步为晚,方法创新、体系完善、史料发掘等项工作任务尚重,路还很长,尤其需要加强与海外学界的交流与互动。为此,我刊在2005年8月青岛“首届近代中国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约请几位在中国社会史研究领域造诣颇深,又长期生活在海外的华人学者,就他们所处的学术环境,以独具的文化视角发表见解,以期促进这一富有生命力的学术话题深入发展。     

从传道之师到大学教员：现代学术研究职业化趋向

近代知识人的学术研究出现了职业化趋向.所谓学术职业化,就是将学术研究作为一种谋生的职业,学术研究者成为职业学者.随着清末民初现代学术教育体制的建立、科学家群体的形成、专门科研机构的创建、科研成就的取得与科学交流系统的建成,近代学者的社会职业角色开始形成,学术研究逐渐呈现一种职业化趋向,不仅出现了以知识生产和传授为谋生手段的社会职业,而且这种学术研究职业为一定的制度所保障.学术职业化是现代学术体制的重要特征.职业化学者被纳入近代分科化、专门化之学术体制中.现代学术体制以有形之场地和无形之规范,直接限定着学者之学术活动,并间接影响着学者之学术思想.职业化之知识人多遵从现代学术体制从事知识生产,甚至将知识作为稻粱谋,而不再执着于思想之道.这是职业化体制下学术研究的特点及知识人的特色.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与民国史学的现代化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最具影响力的史学期刊之一,所刊论文从实证维度呈现了民国史学演进的脉络与动向。《集刊》的出版,受到新旧中西学问交叉融合的影响,所载论文具有重视西方新学理、运用新见之史料、继承传统考证法的风格特色。《集刊》的作者群体,牵涉众多史学名家,反映了以史语所为中心的学术社群与国内外学术机构、学人的交往与互动。同时,史语所以《集刊》为平台,培养了大批具有现代学术理念的史学人才。从国际学界背景观之,《集刊》改革编辑形式,冀图与国际期刊接轨,积极推动“本土”与“域外”学者在学术研究共同领域的交流与对话。可以说,《集刊》作为现代学术建制的基本构成要素,对于推进中国史学由传统走向现代起到了重要作用。     

顾颉刚的“求真”与“致用”

正近代中国社会急剧变化,传统士人也向着现代知识分子转型。许冠三在《新史学九十年》中认为,"与梁启超、胡适一类‘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学者对比,顾颉刚无疑是一位纯学人"。但在近代政治环境极其复杂的大背景下,顾颉刚作为一个有着巨大社会声望的学人,他个人的命运无疑与整个民族的命运相关联,他的学术始终面临着"致用"的要求。     

章太炎晚年北游讲学的文化象征

193 2年章太炎北游讲学 ,故都各校的趋新弟子执礼谨然 ,其余各派学人也纷纷请益问学。这似乎象征着五四以后学术文化界新旧南北之间的冲突离合 ,经历长期调适 ,重归以平实而致博大的轨道。被新文化派判为过时守旧的章太炎 ,依然稳坐国学大师的宝座 ,其针对民国以来中国学术文化时趋的种种批评 ,不仅有补偏救弊的意义 ,而且包含许多至理名言。北游后章氏重开学会 ,强调学有根柢 ,端正学风 ,养育新人之外 ,更为后进示以轨辙 ,成为聚合南北学人的一面旗帜。     

嘉道学术中的近代转型趋势——以浙江学术为例

从清代嘉道年间浙江学术的变迁可以看出,中国学术的近代转型并非始于鸦片战争之后。在嘉道年间,中国学术已经开始出现学术研究内容的世俗化、客观化,学术体系的多元化,研究方法和过程的实证化,以及学术寻求并锻造新义理等趋势。这一趋势也可以说是中国学术指向近代、或者说是可与近代相对接的发展趋势。因此,中国学术的近代化,并不完全是西学输入的作用,西学对中国学术近代化进程的促进、引导作用,是以中国学术本身的内部变异为前提和基础的。     

横看成岭侧成峰:学术视差与胡适的学术地位

五四新文化时期 ,胡适借助西洋统系撰写《中国哲学史大纲》 ,建立起新的学术典范 ,成为近代中国学术史上的要角。但从 1 92 0年代后半期开始 ,他的一系列开风气之先的学术著述 ,遭到各派学人或隐或显的批评指摘 ,矛头所向 ,正是以西洋统系条理本土材料的弊端。面对来自各方的批评压力 ,胡适表面不动声色 ,暗中从著述和方法两方面设法重建学术地位。这种成败同因的戏剧性变化 ,提醒后人更加注意中外文化交融大背景下学术与思想的微妙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