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与中国近代史研究

李大钊在20世纪20年代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对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史进行了许多研究,对近代中国的主要矛盾和革命任务进行了探索;特别是他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中华民族革命史、中国近代思想史等方面的研究,较为深入,提出了一系列的观点,奠定了以后(特别是30年代)以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基础。     

系统性的缺失：中国近代史研究现状之忧

过去30年,中国近代史研究由一元走向多元,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存在系统性缺失的严重缺陷,即便是比较优秀的中国近代通史和断代史著作,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这样的问题。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学者在追求对历史个案精深研究的同时,相对忽略了综合性认知对于近代史著作编纂的重要性。另外,对西方现代理论、方法的浅尝辄止,见异思迁,也有以致之。     

陈独秀与中国近代史研究

陈独秀是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在五四时期对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史作了比较系统的研究,与同时期的李大钊一样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开创者.陈独秀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从西方列强入侵中国和中国社会自身的变化来分析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认为近代中国的生产方式发生变动,政治上成为"半殖民地",进而提出民主革命是近代中国社会的历史主题,反帝反封建是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陈独秀还以"革命史"观看待近代中国的重大历史事件,对义和团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历史事件在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地位进行了比较细致的研究,深化了对近代中国历史的认识.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近百年历程看,陈独秀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为近代史研究"革命史范式"的建立做了基础性的工作,是近代史研究"革命史范式"的重要开创者.     

论延安时期的中国近代史研究

延安时期 ,中国近代史研究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毛泽东倡导大力加强中国近代史的学习和研究 ,强调近代史研究必须有组织地进行。延安学人范文澜、张闻天、何干之、艾思奇、叶蠖生、杨松等分部门有组织地对中国近代通史、近代革命史、近代经济史、近代思想文化史等领域进行探讨 ,取得了一系列创新性学术成就。他们的治学路径和治学方法各具特色 ,但又有若干学术共同点     

试论刘大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

刘大年在美国侵华史、台湾史、抗日战争史等领域均有开拓之功。他所构建的中国近代史诠释体系,以反帝反封建为主线,同时并未忽视近代以来的经济变动、尤其是资本主义发展历程。他主持编纂的《中国史稿》第四册及《中国近代史稿》,以革命为基调,同时力图克服片面性,为中国近代通史体系做出了可贵的探索。他倡导、支持西方史学理论研究,追踪近代史的研究前沿,弘扬实事求是的学风。作为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拓荒者,刘大年力图将中国作为研究、叙述的主体,反对亦步亦趋地追随西方思潮,其方法与路向值得继承、弘扬。     

从唯物史观看方志的政治意识——兼论通志编纂中的阶级分析方法

唯物史观是“唯一的科学的历史观”。作为史学研究的一个分支,方志学研究无疑要以其为重要指南,志书编纂同样如此,这是方志最重要的政治意识。唯物史观的传统基石和当代视野既是地方志事业发展的前提和原则,又为志书编纂确立了基准和边限,而通志编纂中所要关注的几个着力点,则是唯物史观指导下方志政治意识的具体表现。     

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想的产生及其影响研究

回顾中国近代走过的历史,民族主义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它深深的影响了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可以说,民族主义是近代以来中国最强大的政治和社会力量之一,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主导力量之一。本文试图通过对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产生、发展及其影响进行研究,从民族主义的视角重新审视中国近代政治的变迁。     

六十年来中国近代史学科的确立与发展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本刊约请四位学者分别从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史的角度对新中国史学的发展与成就进行总结。新中国史学在60年的发展历程中曾经历若干曲折,但成就始终是第一位的。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不仅能够创造辉煌,而且能够在新的历史时期与时俱进,综合创新,不断地解放思想,不断地创造出新的业绩。我们希望四位学者的观点能够为读者提供丰富和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视角和思路。     

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想的产生及其影响研究

回顾中国近代走过的历史,民族主义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它深深的影响了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可以说,民族主义是近代以来中国最强大的政治和社会力量之一,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主导力量之一。本文试图通过对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产生、发展及其影响进行研究,从民族主义的视角重新审视中国近代政治的变迁。     

近代史籍史料的整理应当务求准确:以三种资料书为例

史籍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本素材,立论的主要依据,犹如自然科学研究中的实验数据。史料或数据不足固然达不到科学性的认识,史料或数据不准确甚至错误,则会导出背离真理的谬误。我国传统史学十分重视古代典籍的考据、校勘、辑佚等整理工作。新中国成立后,近代史的史料搜集整理备受关注。五六十年代由中国史学会组织编纂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以及若干专题史料的陆续面世,曾经极大地推动了中国近代史这门新生学科的发展。上述经过专家整理的史料难免偶有错讹,但总体质量是好的,从而为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80年代以来,随着近代史学研究的…     

20世纪中国史学中的唯物史观史学

<正>唯物史观史学是20世纪中国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客观存在的事实至少表明,在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唯物史观史学具有其产生、发展的社会与学术土壤,亦有其对现实与史学的贡献与担当。在当前中国史学呈多元发展的学术趋向下,更需要认真分析唯物史观史学产生的原因、梳理唯物史观史学在20世纪的走向、研究唯物史观史学对20世纪中国史学的各种影响。20世纪初,梁启超倡导的"新史学"开启了中国近代史学的发展历程。"新史学"在批判旧史学     

明治旧民法典的编纂及其特点

明治旧民法典是日本近代法制建设的重要一页,虽然其未被实施,但是,从明治旧民法典编纂过程来看,它是近代日本实现民族独立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对近代日本法律体制的形成有深远的影响。     

以“史”为学与以“历史”为学

“近代”一词的本身就是一个“故事”,它的出现本身就蕴有“近代”何以构成的“故事”。为什么“近代史”的叙事情节中不断出现的是与“西方”有关“事件”?是“历史学”编制了“近代史”,还是“近代史”产生了“历史学家”?这个“故事”似乎可以一说再说。     

历史学者需要眼睛向下透视社会

到过广州中山大学永芳堂(近代中国研究中心办公所在地)的人士都会看见,在四楼的显眼处有一块招牌,上面写着“中山大学近代中国政治社会研究中心”,这是我们在上个世纪末为了申报国家教育部研究基地时经学校批准成立的一个研究中心,后来我们没有入选研究基地,但中山大学近代中国研究中心却被评为教育部国家级重点学     

袁世凯“窃国”：误解一百年

在中国近代史上,袁世凯占着不可忽视的一席。对此公到底如何认识？史界似有新的端倪。本文就力图为袁氏摘去“窃国”的大帽。读者读毕,意下如何？     

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传播与理论扬弃北大核心CSSCI

20世纪30年代是近代中国大量译介国外各种唯物史观理论书籍的时期,一本多译的情况比较普遍。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一书便是其中中译本较多的著作。民国时期《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多种译本的广泛流行,对传播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时人注意到布哈林的理论中存在机械性等问题,故在将其作为知识资源时,逐渐扬弃之。深入考察《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一书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译介、传播和理论扬弃,可以一窥民国时期国外同类理论著述影响中国思想界、学术界的复杂面相。研究唯物史观在近代中国的构建,不仅应梳理理论内在的演变逻辑,也须梳理其文本传播的演进脉络。在此基础上,对唯物史观理论中国化的具体历程,则会有更深入的认识。     

陈一得与云南地方志

陈一得是云南近代自然科学的先驱者,在天文、气象、地震等学科领域取得卓越成就。他把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运用于地方志的编纂,主持编纂的《盐津县志》、参纂的《新纂云南通志》带有浓厚的近代科学色彩,在科学性、实用性方面,较明清以来的传统方志大为增强。     

汤寿潜奏议简论

浙江省档案馆汤寿潜个人全宗中约有20件汤氏奏折(包括底稿),这些史料对研究立宪运动史、辛亥革命史、近代思想史等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但一些奏折没有著作日期或者编录时日期有误,本文主要采用内证的方法对其中一些不明之处加以辨析。同时,汤寿潜奏议反映了立宪派在晚清最后几年中实现立宪政治的主要理念,是立宪派被迫从政治改良向民主革命开始转变的代表性文件。     

民国时期改造旧志的主张

近代以来,随着中国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型,方志编纂和理论研究也随之变化。无论是修志观念和志书内容、门类,还是编纂方式等,都有了程度不等的改进和创新,体现了很强的时代性。但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辛亥革命结束了清政府的统治和两千年的封建帝制,开辟了我国历史的新纪元。但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与革命的不彻底性,使我     

历史学的理论成就与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发展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本刊约请四位学者分别从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史的角度对新中国史学的发展与成就进行总结。新中国史学在60年的发展历程中曾经历若干曲折,但成就始终是第一位的。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不仅能够创造辉煌,而且能够在新的历史时期与时俱进,综合创新,不断地解放思想,不断地创造出新的业绩。我们希望四位学者的观点能够为读者提供丰富和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视角和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