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内蒙古东部农业土地所有权的发生及其特点

清代内蒙古东部地区的农业土地所有权是在三个不同层次上发生的。第一个层次是蒙民自己从事的粗放型的农业,此时的土地所有权还没有最后形成;第二个层次是私垦过程中通过租佃“契约”形成的土地所有权;第三个层次是清末清政府在内蒙古全面放垦蒙荒的过程中,通过地方官府颁发的土地“执照”而确定的土地所有权。清代内蒙古东部的农业土地所有权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土地所有者收地租而不承担国家赋税;二是土地所有权的多层次性。这些都是与内地的农业土地占有形式所不同的。     

《黎平文书》评介

正由凯里学院、黎平县档案馆编,李斌主编《贵州清水江文书·黎平文书》第1辑22册,于2017年12月由贵州民族出版社正式影印出版。《黎平文书》收录的文书从雍正十三年至1949年,前后跨度200多年,主要包括土地买卖契约、土地租佃契约、土地典当契约、山林转让契约、山林租佃契约、鱼鳞图册、山场清册、合同、账簿、股份清单、纳税单、执照、礼单、命单、择日单、借据付字、婚书、书信、诉讼文书、乡规民约、官府文告等类型。内容涉及土地制度、木材贸易、租佃关系、分股     

试论先秦时期两种主要的契约形式:"傅别"与"质剂"

先秦时期,根据契约关系的性质,将借贷契约称为“傅别”,买卖契约称为“质剂”,两的格式稍有不同,但都是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而达成的书。其用途可作为诉讼时的依据、建立信用的保证以及政府的税收来源。当时政府对契约管理采取了积极的干预措施。     

唐代册礼及其改革

正在中国古代皇帝制度下,稳定的国家意志以成文法的形式呈现,唐代的成文法,称作"律令格式";皇帝日常政务处理和决定,用"王言"表达。王言与律令格式共同构成唐代的法律体系。唐代王言有多种简称,如"制敕"、"诏令"等,执行迟缓或错误,唐律有明确的惩处规定;A在实际政治运作中,也存在王言干预法律的现象,被称作"以敕破律"。B王言既是皇权日常运行的载体,也是皇帝制度呈现的外在形式。唐朝是中国皇帝制度的成熟时期,通过王言理解唐代皇帝制度,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研究的重要一环。唐代王言,基本上分为册书、制书、敕书三类,册书地位最高。包括册书在内的王言,学界已有诸多研究成果。C本文关注的是一个学界讨论较少的问题,即册书适用范围的变化问题。册书是册礼的一部分,从高宗开始,唐朝对册礼进行多次改革,最终使册礼主要适用对象限定于皇室成员。     

试论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发证问题及对策

我国现当代社会不断进步,土地改革也在伴随着不断持续发展。本文通过分析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发证工作中所遇到的问题,针对土地的所有权问题、集体土地的遗留问题、干部和村民的观念问题提出了解决办法,可以做好交流来明确土地的所有权,用完备的调解纠纷制度来提升效率,不断增强执行人员的执行水平和用系统的宣传工作来提高村民对土地确权登记发证的了解等各项对策。通过本文的研究来更好地实行农村土地确权登记发证的工作。     

清代清水江林区林业租佃关系概述

清水江流域是贵州的主要林区之一。在林业生产的发展过程中,较早地建立了山林租佃关系。从已收集到的租佃契约中,最早的订立于清乾隆45年(1780年),至新中国成立废除封建地主私有制为止,至少延续了170多年。山林租佃关系,是从农业租佃关系派生的。但两者产生的基础,却有一定的差异。农业租佃关系,系以地主土地私有制为基     

从梅县与高雄屏东的古文书看客家民俗的变迁

本文之古契书主要是指传统社会中宗族组织与民间社会中的经济与文化活动中的碑记、谱牒、契约、合同、算薄字据等。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学界前辈陈翰笙、冯和法、傅衣凌等,就已注意到对古契书的搜集和研究,50年代,徽州民间契约文书的大量发现,显现了从民间发掘古契书的     

清代康熙年间两湖地区土地清丈与地籍编纂

清康熙年间,两湖不少州县出现了以清田均役为宗旨的土地清丈行动。这些清丈既有算手、弓手、图长、区正等专业组织,亦广泛动员了户长、湾长、地方生员等乡土资源。由于各自立场和观点不同,围绕着清丈活动,官府、地方豪绅和普通民众之间存在一定的利益纷争。因此,丈量与否,抑或是以何种方式丈量,更多的表现为不同地区、不同情形下的一种地方性选择。更为重要的是,在清丈的州县,一般都进行了丈量册、鱼鳞册、归户册等地籍的编纂,这些赋役册籍构成基层赋税征收过程中实征册的主体,并与朝廷的赋役全书互为表里。     

近代天津会馆房地契约与诉讼习惯研究

近代天津各会馆因房地产交易而订立的种类多样的契约较具典型意义,显示了不同区域会馆土地买卖的状况。清代至民国,天津会馆房地交易的契约形式相对稳定,使得民间契约、习惯和国家法律之间并未产生很大的冲突。在近代天津解纷机制的实践中,官方与商民形成了一个相互配合支持的多层次的调解模式。尽管民间习惯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但在国家立法中,周密的法律规定和严格的执法方式,使国家法规与民间习惯的距离愈来愈大。这种状况直至民国终结都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     

房产档案管理与利用的几点建议

<正>房产档案是政府职能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及相关法律规定,代表国家管理房地产在所有权及相关权利进行交易、登记、确权等管理活动中形成的,反映权利人房屋自然状况及土地使用状况,应当归档保存的各种载体的文件材料。这些文件材料是房产行政管理法定职责的体现物,能合     

试论汉代的民间借贷习俗与官方秩序——兼论汉代民间借贷中的“契约精神”

汉代民间存在比较发达的借贷行为,主要可分为民间的互助型借贷和商业借贷两类。在具体的做法上,汉代的民间借贷有信用借贷和抵押借贷两种方式,其中商业借贷以抵押借贷为主。借贷过程中要签订契约,由此在长期实践中逐步发展出一定的规范契约格式。这些民间借贷的习俗被官方秩序认可并吸纳后,以法律法规的形式反馈民间。这个过程中,既有对民间习俗的稳固与强化,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与民间习俗产生了矛盾与冲突。汉代的民间借贷习俗中,体现出汉代社会重视契约、重视公平公正的观念,这与现代"契约精神"相类似,是当时社会进步的表现。但同时也存在着重"情"甚于重"法"的倾向。     

明清时期徽州的里书更换与私册流转——基于民间赋役合同文书的考察

徽州民间留存的合同文书,记录了明清赋役史的关键细节,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其中,掌握赋役册籍的里书职役在地方社会的更替情况以及鱼鳞册交易并逐步私册化的过程,通常为传世文献所不载,或语焉不详。透过这些赋役合同可以发现,里书人选存在着由一个大型宗族垄断或若干个小型宗族轮流承担的现象,他们对地方社会的土地交易、税粮推收具有重要影响。万历清丈后编修的鱼鳞册,在官府和民众的推动下成为私册,甚至发生流转,往往被地方宗族势力保管、控制,并在清初的土地清丈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这些细节表明,在宗族所形成的社会网络中,重要职役的世袭、赋役册籍的私册化与土地资源的控制形成了有机的互动。     

契约与民生:清代徽州棚民长期存在之反思

明代以来进入徽州地区的外地棚民,利用当地丰富的自然资源,进行各种经济活动.在当时的社会条件制约下,此类经济活动耗费了大量的资源,破坏了徽州农村的生态环境,损害了地方和国家的利益.虽然清代微州民间和官方采取了不同措施以遏制生态环境恶化,但棚民开发在清代却长期存在.文章从契约和民生的角度分析认为,政府对契约法律效率的承认,百姓的生存以及谋利的需要,是清代徽州棚民长期存在、难以驱禁的两大重要原因.     

清代直隶的旗地圈补与地方社会结构的变动——以清代卫所变革为中心

清初在京畿地区大量圈占旗地,清廷为补偿被圈民户推行拨补政策,形成了大量的拨补地,明代卫所屯田是拨补地的主要来源之一。拨补卫所屯田推动了清初京畿卫所的裁改过程,但也引发了直隶地区州县与卫所之间的土地纠纷。由于拨补州县卫所与受补州县相隔较远,业主在经管拨补地时往往采用“一地两养”方式,这造成了清代直隶地区土地所有权结构与经营模式以及州县财政体制的变化。同时,建基于明代卫所与清代八旗两种不同制度的社会权力结构、人群构成方式也随之发生了深刻的变革。     

汉代册命诸侯王礼仪研究

汉代实行分封制,册命诸侯王是汉代国家隆重的典礼。册命前,时间要经过选择,还要勘验地图。隆重的册命仪式,西汉是在宗庙举行的;东汉虽不在宗庙举行,但也要告庙。仪式不仅有从前代继承而来具有明显象征意义的授受茅土,而且还要读册与授玺。汉代诸侯王册书虽是在西汉武帝时出现的,但和前代内容具有明显的承继性,既有对册命时间、地点的说明,也有对册命者的勉励与训诫,这种承继性与册书的职能密切相关。虽然汉代分封制与周代分封制已不可同日而语,但册书从诞生之日起所承担的授爵职能在汉代一直保留。     

清至民国天柱地区货币表达方式初探——以天柱土地买卖文书为中心的考察

本文以土地买卖契约为主要考察对象,分类论述了契约文书中货币的记录方式,尝试性的探讨了清代至民国天柱地区土地交易中银、钱、洋等货币的使用随时代变迁而变动些许情况。     

严文井的柔和与屠岸的爱

正最近读到两册与人民文学出版社老出版人相关的书:一册是纪念集《他仍在路上——严文井纪念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另一册是口述史《生正逢时:屠岸自述》(三联书店,2010,后收入《屠岸诗文集》第八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记录的是"文革"中至1980年代初两位人文社负责人的生平与事迹。身为"皇家"文学出版机构的负责人,加之一位是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一位是著名的诗人、翻译家,两书中关于中国当代文艺界、出版界运动史、思想史等方面的史料价值,自不待言。不过,与这些宏大叙事相比,书中有些个人的私域性记事,读来同样令读者回味——比如关于两位革命出版人的爱情。     

契约华工在南非(1904-1910)--兼论南非华、印侨工之比较

本文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经济转型和劳动力大迁徙为国际背景,记载了1904-1910年南非契约华工的历史.文章主要围绕契约华工赴南非的历史原因,中、英两国政府的相关政策,华工在南非金矿的劳动和生活状况以及南非契约华工的历史影响与贡献等方面进行分析与阐述.此外,本文通过记述劳动力迁移过程中,南非契约华工与印度侨工的不同经历,比较了二者在迁移类型和生活境遇上的异同;并针对其产生差异的原因作出分析.     

《全球移民契约》的重要理念、主要特点 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论文阐述了《全球移民契约》的重要理念、主要特点以及《全球移民契约》对中国的借鉴意义。论文认为,2018年12月在联合国大会获得通过的《全球移民契约》,是联合国首个关于国际移民各方面事务共同方针的全球协议。其提出了国际移民是全球化世界的一个决定性特征,对所有人有益,促进和确保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让所有人都能受益,采取全面办法和通过国际合作解决国际移民问题等重要理念。《全球移民契约》具有以国际法为基础,以人为核心,以开展现实的出于尊重的国际移民问题辩论为前提,以权威为约束力等主要特点。《全球移民契约》对中国具有以下几个方面借鉴意义:以全面发展中国国际移民事业为出发点;丰富规制国际移民的基本考虑;实现保护国际移民(侨)人权与维护国家和公共安全的有机平衡等。     

中世纪西欧城市与私人财产权利的发展

中世纪西欧城市人的私人财产权利在城市早期受封建领主的各种侵犯和制约。私人财产权利的发展主要包括两个互相联系的内容,一是财产的不可侵犯性的发展,即城市摆脱了外在的对财产的封建性侵扰,并建立了抵制这种侵扰的机制;二是不自由人对自身劳动力的所有权的获得以及对城市土地的权利向市民私人所有权的趋近。这一切,都以城市在政治上不同程度的独立为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