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学”的开拓与建构——评余新忠《清代卫生防疫机制及其近代演变》北大核心CSSCI

余新忠《清代卫生防疫机制及其近代演变》一书秉持理论出于史事研究,不让史事研究为既定理论所奴役的学术诉求,在史实的梳理和史料的辨析中,建构了独到的学理识见。超越碎片化取向,建构系统性诠释;超越区域化取向,建构历史演进理论的整体视域;超越传统与现代的人为区隔,建构社会历史演变的自然分期,是这部学术论著最鲜明的特色。在当代新史学众多的研究成果中,该著超越了单纯的西学移植或概念移借的流风,完成了历史逻辑和本土话语密切结合的学术建构,以自己的努力创新诠释了新史学的新路向。     

鲁滨逊“新史学”的学术渊源

鲁滨逊新史学继承了本土史学在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的遗产．,从欧洲汲取了丰富的知识营养,是美国本土和欧洲文化共同孕育的结果。社会进步理论、实用主义价值观、历史广泛性的理念、历史的经济和心理的诠释理论、历史学既是科学又是艺术的思想、历史相对主义以及前人对科学史学的批判等,都成为它的学术渊源。     

两极之间的新史学：关于史学研究会的学术史考察

以吴晗等为首的史学研究会曾一度活跃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史坛,在本土史学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历程中扮演了一个积极角色。它将社会经济史设定为研究重心,尤其注意从社会、经济方面解析历史现象和历史问题;它奉行民间本位的治史立场,关注基层社会和普通人物的历史境况,并采取通俗化的表述策略;它遵循实证与诠释并重的致知取向,兼顾史料与史观;它主张从社会学、经济学、统计学等学科借取理论和方法阐释中国历史,使史学研究手段得到大幅度更新。其新史学应属于比“马克思主义史学”指涉更广的唯物史观派史学;它的出现,标志着唯物史观派日益走向成熟。     

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英国范式及学术路向

<正>中外学术史表明,在激进主义背景与新左派历史语境下,借由马克思主义传统在英国的广泛传播,也得益于长期浸淫在西方新史学的学术潮流中,20世纪英国史坛涌现一支由新老两代史家群体共同构建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从历史时代和学派演变看,两代史家群体所造就这个社会经历相近、学术生涯迥异、史学诉求互补和理论学渊相似的史学流派,相继以卓尔不凡的学术成就与略有差异的史学思想而突显于国际学界,从马克思主义史学解释力与思想创造性两个向度,     

书讯

正《历史学与人类学:20世纪西方历史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陆启宏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20世纪的西方史学经历了从传统史学走向新史学的进程。新史学"打破学科之间的围墙",孕育出了多姿多彩的史学景观,"历史人类学"也就在这一学术背景下应运而生。该书系统地回顾与梳理了20世纪西方学者对历史人类学理论的研究与应用情况,作者以人类学的历史化和历史学的人类学转向为基础进行讨论,对历史人     

“新史学”:从思潮到流派——基于比较视野的考察

梁启超以历史解释、史学致用、社会整体、科际整合以及历史编纂等为基本要素所粗略建构的"新史学"范式,在"五四"以后并未被新历史考证学终结,而是得到继承、拓展和深化。这一时期,梁启超本人的变化体现在思想资源获取途径以及中西文化态度方面,而非治史范式的转移。与此同时,许多学者沿着相似路径继续探索,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广泛摄取西方学术养分,实现了新史学理论的二次提升。故此,新史学与新历史考证学、马克思主义史学一齐构成中国现代史学的三大干流,且三者之间并非截然对立、水火不容,而是相互渗透、相互影响。     

读王学典、陈峰著《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

王学典、陈锋所著的《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以轮回视角来看待中国百年史学的变迁,全书以"新汉学"与"新史学"百年轮回为线索来分析中国二十世纪史学史的演变。为中国百年史学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方向。它的诸多特点更是使得本书超越其他著作为学界所称道。     

《新史学》之后——1929年的中国历史学界

梁启超在 1 90 2年就写出了《新史学》 ,但是中国历史学的根本变化却出现在二十多年之后。本文以 1 92 9年为例 ,叙述那个时代中国历史学界的新变。一方面西方历史学理论和方法大量引入中国 ,历史学家关注的领域已经从汉族中国扩展到四裔甚至世界 ,“新史学”正在日渐试图成为“科学”并与西方“接轨” ;但是另一方面 ,在历史学界种种动向与争论的背后也隐藏了另一个问题 ,即什么才是“中国”的“新史学” ,这一新的问题引起历史学界关于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科学取向与民族认同之间的紧张与焦虑 ,并一直延续至今。     

科学实证与文化阐释:中国新史学之双轨

中国新史学中最常见的两种历史研究方式是科学实证与文化阐释,前者旨在建立历史事实之真或寻求历史演变之理,后者则以探寻历史之意义或彰显切实之史识为目标,此二者可谓中国新史学之"双轨"。中国新史学正是沿此"双轨"向前发展的。从新史学之"双轨"着眼,并依据"新异性的标准",中国新史学界应有"八大家",他们分别是: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胡适、顾颉刚、傅斯年、郭沫若和钱穆。科学实证与文化阐释,这两种不同的历史研究取径,展示了中国新史学研究的多元面相,二者之间是相互融通的,并无根本性的冲突与对垒,其在治史观念与方法上亦可做到相互补益,相得益彰。许冠三在《新史学九十年》中因陷入"科学"迷思的褊狭"新史学观",以科学实证拒斥文化阐释,故而未能将钱穆基于"文化"视角来研究历史的文化史学视为新史学。钱穆的新史学特质主要表现为:在继承中国传统史学遗产之基础上,注重历史研究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以文化为本位,以阐释为取径,其典型表现是"以士释史";以中国为立场,注重探寻本国历史文化之意义,探求与本国历史文化相符合之史识,强调历史学的经世致用功能。钱穆的新史学观与后现代主义在批判科学主义历史学、反对文化一元论和西方中心主义历史观等方面多有契合之处,但其以"于客观中求实证"为基础的历史认识论与走向历史虚无主义的后现代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     

抗战史研究如何“落地”于区域——读《抗战变局中的华东》

<正>近年来，学界对于区域抗战史的研究逐渐形成中共抗日根据地、国统区、沦陷区的三分研究路径。从历史来看，这三个区域的范围和边界是随着战事发展和形势演变而不断变化的，各种力量之间的军事斗争和政治博弈，展现了抗日战争历史的错综复杂和丰富内涵。因此，逐步超越既有区域，以更广阔的视角深入历史的肌理，观照各区域内部面相及同一区域内不同政治力量的博弈与联动，成为区域抗战史研究新的学术增长点。正如有学者评价说，区域抗战史的“研究取向亦逐步转向地方、基层、     

"新史学"思潮的产生及其学术建树

梁启超的《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共同构成了"新史学"思潮的开端。《中国史叙论》表现为"建设"大于"批判";《新史学》表现为"批判"大于"建设"。两者都以建设中国的新史学为共同目标。"新史学"思潮涵盖了许多不同政治取向、却都看重史学的社会功能并且要求改变旧史学面貌的多数进步学人。"新史学"思潮以批判旧史学为特征,但是其构建"新史学"理论体系的努力和撰述新型中国通史的尝试等学术建树,亦不应被忽视。     

"新史学"之"新"义——梁启超"人群进化之因果"论中的儒、佛思想因素

梁启超的<新史学>介绍了实证主义史学思想,是中国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转型的宣言书.梁启超的"新史学"与实证主义史学貌合神异,内涵一套将儒家哲理、大乘佛学和现代进化论融合起来的历史观、世界观与人生观.而他后来怀疑进化论、否定历史因果律的思想转变,不能完全归因于新康德主义的影响,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他自觉认识并澄清自己的"新史学"与实证主义史学的思想界限.梁启超的"新史学"思想会通中西、杂糅古今,是一套独特的历史观念与历史诠释方式."新史学"的"新"义,不但在于移植西方科学史学于中土,同时也是对传统历史观念与史学思想的推陈出新.     

整体史观:中国世界史学术体系的核心理论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发生了深刻的历史性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呼唤着新史学,构建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学术体系提上日程。所谓“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学术体系”,即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通过原创性和批判性的研究实践,逐渐形成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关注人类的世界史理论框架。其目的是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认识纷繁复杂的人类历史,科学阐释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获取历史的启迪和智慧,以更清醒地把握现实、开创未来。     

历史学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以复印报刊资料统计数据为中心(2014—2016)

<正>近年来历史学研究稳步前行,成果迭出,中国史学自身的话语体系正在形成。学术讨论问题意识明确,史学理论建构探索多元化发展路径;传统史学创新不断,新领域、新命题、新方法、新史学渐成气候;考古重大发现层出不穷,推进了古史研究,服务公共、走出国门。本文以复印报刊资料历史类期刊为统计样本,根据近三年复印报刊资料转载论文和全年索引,采用可信的资料统计,对中国历史学学     

2013年清史研究述评

<正>清史研究作为中国古代史和近代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近数十年来的中国历史研究中,向来是一个在学术创新方面颇为活跃的研究领域。2013年初,刘凤云以《理论和方法的推陈出新:清史研究三十年》(《史学月刊》2013年第1期)为题颇为精准地概括了近三十年来清史研究的这一特色。她从经济史研究的范式转换、"新史学"大旗下社会史和文化史的日渐兴盛、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概说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走过了90多年的历程。核心主题是揭示中国历史奥秘,阐明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及与世界历史发展规律性的关系。它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结果,但具有本土的学术根脉与源流,是对晚清新史学的超越与扬弃。走向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中国史学的基本脉络。它与中国革命史息息相关,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血脉相通,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紧紧相连,以"中国社会性质"为话语之源,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学术形态,以"史论结合"为基本方法,表现为"历史"与"逻辑"的高度一致。它实现了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的结合,第一次让中国历史显示出其内在的规律性,前所未有地探讨、研究、提出了一系列理论命题,极大地丰富、深化了历史认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了巨大的理论贡献,为中国史学引入了科学的思想方法与研究方法。     

当代中国新史学发展趋向问题刍论——立足于近代社会史研究的讨论

新时期以来的史学发展以"新史学"话语来诠释自己的时代价值,其成就之一就是社会史或者新社会史的兴起。在将近40年的历史进程中,社会史在不断拓展领域和跨学科延展中保持持久昌盛的基本态势,它从整体上塑造了新时期以来的中国史学的面貌。当然,如果从更为严格的角度来评鉴的话,也不得不承认,新史学在发展中出现了一些值得反思的问题,比如社会学化、区域化取向以及刻意求新的风尚,等等。在未来新时代历史学构建的进程中,这些问题应该引起学界的关注。     

新史学和新汉学:中国现代史学的两种形态及其起伏

中国现代史学是同时循着两条几乎完全不同的路线一步步产生出来的.从乾嘉汉学逐步演化而来的化经为史的过程,是其中的路线之一;生发于"西洋史学"、对中国学术传统而言意味着炉灶重起的过程,则是其中的另一条路线.前者是所谓的"新汉学",后者是所谓的"新史学"."新史学"是指向历史本体的,"新汉学"则从一开始就是着眼于历史记录的.这两条路径起初各有轨辙,齐头并进,但由于"新汉学"凭借深厚,一段时间内压倒了"新史学";而"新史学"因为符合社会历史潮流、国际学术潮流,又后来居上,再立潮头."新史学"中经"唯物史观派史学",如今已经开花结果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新汉学"最富有象征性的学术遗产,事实上已经归并到当今的"古籍整理"和"史料学"学科中来了."新汉学"所主要致力的"文本考据"工作,已变为现代学术构成中的一个部分,治学过程中的一个初始环节;在"文本考据"之外和之后,实际上还存在一个更大的学问世界.     

叙述转向与新旧之间的整合——新世纪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面临的一个问题

新世纪以来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一个日益显现的叙述转向,是对边缘、性别、底层、族群、区域及诸多以往被忽略历史面相的呈现和重估,及对20世纪初兴起的现代性史学的质疑和挑战。虽则,新的叙述转向与旧的现代性史学之间存在着某些重要的歧异,但进入这一取向并不意味着必然排斥另一取向,学术的发展需要新旧间的碰撞、对话、沟通和整合,即体现为“当场”与“事后”交相参照的历史建构,“见之于行事”和理论作为策略的并行不悖,以及与多元历史记忆共存的史学专业认同。在这个意义上,“学术无新旧也”,新的叙述转向似应注重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并力求超越以往现代性史学形成的新旧对立、破旧立新的思维惯性,在继承、借鉴和发展以往学术的基础上有容乃大。     

考古学文化概念之演变

考古学文化概念之演变陈淳建国以来,中国考古学在田野工作和历史编年上成绩斐然。但是由于理论方法上进展不大,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对考古材料作历史学诠释的广度和深度。这种学术概念和思维模式的改进滞后于材料积累的现象,是由于长期独立发展的历史原因造成的。四十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