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前后的教育改革与中国近代学校考试制度的建立和发展

"五四"前后,我国出现了教育改革的新高潮,它是在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作为新文化运动的组成部分而发展的.它不仅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而且反映了中国社会对教育改革和发展的迫切要求.     

体相和个性:以五四为标识的新文化运动再认识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个"会合的历史运动",也是一个有中心主旨并自具体相的运动。一个同质性的五四形象,既是在无意中形成,也包括时人和后人的构建。从相对宏观的视角观察辛亥革命与新文化运动的关联,探索后者究竟是外来冲击的反应还是自我的觉醒,并考察民初新旧之争怎样发展为向"文化"开战、一体两面的正本清源努力如何兼容破坏与建设,以及学生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的相互影响等面相,进而从后五四时代的认知去检视新文化运动的遗产,可以看出五四已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标识。     

五四前期“新青年”派现代人道主义“公同信仰”形成考论

现代人道主义是五四前期最重要的一种社会改造思潮,1918年年底由周作人首倡,在1919年6月陈独秀被捕事件后,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为代表的"新青年"派思想家发生了现代人道主义的集体转向,倡导现代人道主义"真理",为世界大同与中国改造提出系统思想方案。1919年年底以《本志宣言》发布为代表的"新青年"派群体性活动,成为其现代人道主义"公同信仰"形成的标志。"新青年"派现代人道主义"公同信仰",作为众多社会改造活动的共同理论支撑与行动纲领,引导了五四前期中国社会改造进程和思想文化发展的主要方向。     

无政府主义文化思潮对巴金人生理想的影响

无政府主义文化思潮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重要思想,并对巴金的人生理想和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为了深入了解,本文将从以下三个方面,即无政府主义文化思潮的产生于发展,巴金与无政府主义的不解之缘以及在无政府主义影响下形成的人生理想论述无政府主义文化思潮对巴金人生理想的影响。     

一马当先陈独秀

提起五四运动,人们就会想起当时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陈独秀和他领导的新文化运动。毛泽东在1945年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称,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因为他发起并领导的新文化运动为五四爱国运动准备了思想条件和组织条件。在五四爱国运动中,陈独秀与他的新文化运动战友及时报道形势,并提出行动口号和纲领,这些活动实际上起了引导运动的作用。     

五四前新文化运动的历史逻辑及其时代价值

从洋务运动到五四前新文化运动,中国向西方学习经历了一个由物质层面到制度层面、再到文化层面的逐步推进过程。这一过程的演进体现了先进的中国人对西方文化认识的不断加深,也体现了五四前近80年间中国近代文化变革和转型的历史逻辑,新文化运动正是这一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新文化运动高扬"民主""科学"的旗帜,在思想文化领域吹响了反封建的号角,形成了思想解放的潮流,从而以其所独有的时代价值确立了它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     

五四期间杜威与中国的一段“交互经验”

关于杜威访华的既存研究大多在"影响—接受"的框架内展开,但这一思路忽略了杜威本人与五四时期的中国都是复杂多元的变量。杜威在华讲演,是哥伦比亚大学、各家邀请方、各级政府、媒体、听众及杜威的主观愿望和工作相互协调的结果,亦深受美国国内形势和世界局势影响。基于新出版的《杜威通信集》、地方报刊及在华英文报刊中的相关史料,从"交互经验"的角度来重新考察杜威访华事件,可以更充分地认识杜威对新文化运动及新教育改革的参与,亦可一窥新文化运动的分层、分期、分地域及最终分化的多重面向。     

“五四”与“新文化”如何地方化——以民初温州地方知识人及刊物为视角

在温州的"地方史"脉络中,"五四"与"新文化"二者之传播机制呈现出明显的差异。面对"五四"反日爱国运动,当地的新老知识人可以借助晚清以来形成的书刊信息渠道与观念基础,做出主动和正面的回应;而"新文化"和"五四"在温州的关联,则是由在外密切接触"潮流"者依托学校系统另行建构的。二者地方化的渠道和参与者多有不同,显示"新文化"与"五四"的关联性需要更深入的检视。对于一般视从"晚清"到"五四"(广义)为自然之新陈代谢的宏观叙述,也需要做出进一步的反思。     

五四思想界：中心与边缘——《新青年》及新文化运动的阅读个案

“自五四运动以来”,早巳成了固定的叙述模式;各种“回忆”所建构的“读《新青年》,参与五四运动”,也明示了“五四”的影响。在更为广泛的视野下,发掘具体的阅读经验,即将问题转换为新文化运动是如何被“阅读”的,则对此的认知,或有不同的看法。透过几个个案,一是已走出校园者,一是在校学生,可以发现,身处不同地域、不同身份个体对《新青年》及新文化运动的“阅读”,颇有差异,呈现出新文化运动的多姿多彩性,及中国社会的多样性。而“中心”与“边缘”的区分,亦可帮助后人更好认知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机制。“中心”在向“边缘”渗透,“边缘”也发生着向“中心”的认同。     

汉语诗歌韵典的过去现在及未来——五谈诗坛新韵编撰乱象(完结篇)

在为上篇文章的最后一个字打上句号时,笔者胸中长长地舒了口气,但心情却并未因此轻松起来。这原因,乃是我知道虽然这系列文章长达一万多言,对诗韵新变所作的分析细则细矣,却还没有从社会宏观背景下鸟瞰古今诗韵在当今社会语境下的困境及其出路。自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古典诗词的创作如同被合闸的水流一样越来越少。而后,逐渐地,文学被社会边缘化,诗歌被文学边缘化。此后的文学史,古典诗词随着清     

“德先生”和“赛先生”之外的关怀——从“穆姑娘”的提出看新文化运动时期道德革命的走向

今人言及五四新文化运动,莫不言德先生和赛先生,但五四后期提出欢迎“穆勒尔姑娘”这一口号却少为人知。这一口号是如何提出的,又是如何淡化以至疏离出人的记忆,显然值得进一步研究。清季以来,由于外患的刺激,士人莫不重群爱国,这种倾向到新文化运动期间却发生了转向,开始了一场以个人解放为核心的道德伦理革命。然而在五四学生运动爆发后,社会关注的重心再度转向群体和国家,个人的呼声逐渐衰减,道德伦理革命也随之淡化,“穆姑娘”的提出即与道德革命在五四后期的走向直接相关。     

新文化运动对当前文化建设的启示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20世纪初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发生的一次影响深远的文化更新运动,极大地推进了社会的进步,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然而,时过境迁,对于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文化建设工作中,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本文即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史实结合当前文化建设的现状,谈谈自己的一些看法。     

同乡、同门、同事、同道:社会交往与思想交融——《新青年》主要撰稿人的构成与聚合途径

五四新思潮的核心力量,是以《新青年》杂志为阵地和纽带而结合形成的一批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他们经由地缘、师友、革命同道以及思想主张的相互吸引与呼应等几种途径聚合而成新文化阵营。新思潮核心力量的聚合与分化,反映了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新旧杂糅,政治主张对立歧异而思想观念相互交融的复杂性。在发动新文化运动的过程中,它本身也经历了由依赖同乡、同门、同事等传统的社会人际关系向以思想主张一致为基础的新型社会交往方式的转变。新思潮核心力量是一联合阵营,但并非一个具有严密组织的政治团体,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高潮之后,它的分裂与重组势所必至。     

开放的文化观念——纪念新文化运动9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1917年1月,文学革命运动拉开序幕,以此为开端,影响深远的新文化运动,渐次在思想文化各领域,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并自觉地开始与世界文化建立密切关系,加速推动了传统思想文化的现代转型,其影响至为深巨。但以往海内外只有以纪念五四爱国运动为主的学术研讨会,还从未有专门以纪念“新文化运动”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     

孙中山与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爱国运动,包括思想界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影响巨大。孙中山对新文化运动的态度经历了一个由漠视、支持再到批判的过程,其中充满着矛盾。     

见贤思齐、臻于至善:18世纪法国社会中富含美德的竞争观念

"émulation"乃是18世纪法国精英经常谈及的概念,在启蒙时代的文化与社会生活中扮演了颇为重要的角色。该词具有竞争之含义,但它所指的不是对于利益、权力与财富的争夺,而是在美德、优点和荣誉方面追赶甚至超越他人。18世纪后期,此概念在保有其追求美德与优长之意蕴的同时,逐渐深化了参与竞争,获取成功的内涵。这一趋向与当时法国教育、艺术领域以及各省学院中盛行以竞赛、展览和征文等形式鼓励竞争意识的现象相一致。启蒙时代的某些法国精英力图将本质上体现了贵族精神的竞争意识转变为一种民族精神,从而实现社会改良之目的。他们希冀通过倡导竞争观念重塑法国人的道德风尚与精神面貌,并且推动农业和商业的发展。     

北大红楼背后的五四风云与红色青年

红色砖墙、红色窗棂,这幢坐北向南的北洋风格建筑有着其自身明显的外部特征,附近的居民都知晓它更承载着红色的历史烟云。沙滩红楼,"老北大"的代名词、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红楼外的五四大街上车来人往,这幢百年老楼像一位叙述着古老故事的老人,静静地伫立在喧闹繁华的街边。     

新文化运动中的个人主义

<正>新文化运动之"新",不在"民主"与"科学",而在个人主义。按照胡适的观点,"民国六七年北京大学所提倡的新文化运动,无论形式上如何五花八门,意义上只是思想的解放与个人的解放"(胡适:《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再谈五四运动》,《独立评论》第150号,1935年5月12日)。郁达夫亦指出:"五四运动的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见。"(郁达夫:《导言[A]》,《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版,第5页)新文化运动中的个人主义思潮,即这种"个人的解放"和"‘个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另一种解读——从文明到文化的转向

1995年初,笔者写了《梁启超与五四运动》一文,其宗旨之一就是切割（作为学生爱国运动和国民外交运动的）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本文的宗旨,则是在此基础上,对于“新文化运动”进行深入剖析。五四没有“新文化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现在已经是一种司空见惯的说法,指的是“五四运动前后的新文化运动”。彭明在《五四运动史》中写道：“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以《新青年》杂志的创办为标志。《新青年》是在一九一五年九月创刊的。”周策纵在《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中认为：新文化运动始于“新知识界领导人1917年云集于《新青年》杂志和北京大学”。其实,一直到五四运动爆发,后来所谓“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们,     

浅谈五四时期的女性小说--以《两个家庭》和《绣枕》为例

女性——在男权社会中向来被看作是处于边缘化的“第二性”。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女权主义运动兴起并发展,女性同胞不断为自己正名。在中国,“女权主义”于五四时期经日本传入,并着眼于男女社会权力平等。在五四时,李大钊、鲁迅等新文化运动旗手,高举“民主和科学”旗帜,以妇女问题为反封建文化的切入点,对孔儒学说中“三纲五常”等封建礼教与道德展开理性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