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根：甘肃徽县的中共地下党

1920至1940年代中共革命建国的过程中,地下党是一支独特而重要的力量。民国时代的中国复杂多样,地下党的生存、发展也往往因缘时会、各呈机锋。甘肃徽县位于中共革命的边缘地区,交织着政治、社会、地域、民族、文化等多种冲突,这里地下党的孕育、生存、发展同样别具特色,强大的社会关系网络是其生存、发展的重要依靠。尤其是“清官”刘中仁的出现,使徽县地下党的生存、发展显现更多可能,也为考察地下党与执政党、政权及社会的复杂互动提供了良好的素材。     

民国初期新疆民众社会心态的重构：传统与近代之间

辛亥革命引发了新疆社会的政治变迁,这种政治变迁对新疆民众的内在观念的冲击是巨大的,并在当时民众的社会心态的转变上得以彰显和印证。民国初期新疆民众传统社会心态的近代化主要体现在政治生活、社会生活、伦理道德这三位一体的文化结构的解体。     

中世纪法国的空间与边界

中世纪法国的空间组织呈现多元化形态。宗教空间、封建空间和王国空间都经历了以人际关系为基础的组织形式向以地域为基础的组织形式的过渡,教会、领主和王权等权力都有一个类似的地域化过程,其边界意识和空间管理实践也随之发展。在这一过程中,观念意识、历史记忆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演变、权势者的政治—社会行为同样是这些空间产生的重要因素;实施或象征权力的特定地点成为上述空间构建的中心,这一极点化现象在不同时代、不同程度上体现在上述空间的地域化进程中。     

民国时期的地方心理观念论析

文章探讨了民国社会的地域性特征及这一特征的三种观念表现形式——家乡观念、地界观念和同乡观念,分析了三种地方心理观念的相互关系、特点及其社会功能。     

非基运动与民国上海大学师生群

民国上海大学对1922—1927年的非基运动具有重大影响。不仅促成运动在1924年8月的"复活",且使其在同年底发生从宣传到行动的重要转折,推动该运动成为一项全国性运动。相当一批非基运动中的活跃分子具有上海大学师生和中共党团员的双重身份。非基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共借助上海大学这一革命平台成功领导的一场社会运动。上海大学的个案集中显示了由师生关系和社团组织两条路径共同形成的革命性、开放性的群体对非基运动乃至整个早期中共学生运动的影响。     

中共抗日根据地的日常生活

抗战时期,中共根据地发生巨大变化,体现在日常生活中也是如此。战争环境造成的普遍匮乏是当时日常生活的底色,但中共通过自己的努力,又改善和丰富了民众的日常生活。从衣食住行、日常交往、家庭生活,到语言观念、两性关系,根据地的生活和精神状态都与之前拉开很大距离,这是中共进入后呈现的一个革命性变化。     

贵州麻山事件始末

建国初,正是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时期。尽管贵州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认同中共的政治权威,但是,一旦政策出现偏差,这种政治认同很快会出现疏离状态。1956年出现的“麻山事件”就是政治认同出现危机的一种表现。     

鸦片战争时期统治阶级社会心态初探

历史的进程,已经进入21世纪,我们伟大的国家、伟大的民族正在发生巨大变化,我们的期望、激情、智慧和勇气都离不开历史的启迪。一定的社会心态对历史的发展起到加速或延缓的作用,鸦片战争时期是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承上启下的时代。中国传统社会在经济、政治、社会的各个领域中,以权威主义、保守倾向和集体方式为其特色,这是中央集权的反映,造成了压抑个体性、扼杀创造性和消解积极性的不良后果。古老的封建中国在这条轨道上运行了两千年。历史的车轮转到了18世纪,一个封建社会晚期,外族统治的清朝时代。清廷凭借封建制度的回光返照的余威,…     

期刊中的时代风骨——民国时期期刊之“最”概述

民国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时代。对民主与科学的崇尚,成为民国文化的时代之魂。这一时期,各个文化领域的发展中,无不渗透着民主化与科学化的精神追求。期刊作为民国公共领域中重要的一环,既是学人之间思想交锋、学问切磋的阵地,也是知识分子监督政府、启蒙民众的场所。民国时期出版期刊2万多种,涌现出了许多具有代表性和划时代意义的期刊,堪称期刊之"最",本文对此略作概述。     

中共、粤系、蒋介石:1934年秋的博弈

1934年中央苏区主力红军的长征是一场准备堪称周密的军事行动,共产国际、中共中央为此付出很多努力,其中中共对粤系的争取、利用尤为重要。粤系之所以会为中共所利用,当然和其本身利益密切相关,事实上,宁粤及中共多方面构成的赣南独特政治地理不仅对长征,而且对整个1930年代中共在此的生存、发展都有重要影响。循着这一途径透析,我们甚至会不无惊讶地窥测到,中共顺利突围背后,还隐约可以看到蒋介石的身影,这个身影是如此的诡异、飘忽、难以捉摸,但是更多历史资料的呈现,终究有可能使其难以遁形。     

西学传入与近代中国历史观念的创新

西学传入与近代中国历史观念的创新赵晓阳任何文化形式的产生与发展都是时代的产物,历史学作为社会文化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运动和发展总要受到某一时代的政治、经济、社会思潮的影响和制约。鸦片战争后日益呈现的文化不适应性,激化了日益增多的否定传统的冲动,创...     

密县汉画像砖的分期与研究

做为河南汉代画像砖重要组成部分的密县汉画像砖,虽然以往曾有人对其进行研究,既出有《密县汉画像砖》一书,又发表过若干篇研究性的文章。但总起来说,这方面的工作做得还不够深入。究其原因,主要是经过科学发掘所获的第一手资料不多,即使是以前书中收录的汉画像砖也多是从民间采集而来的。因此,在这一专题研究的诸多方面,特别是时代分期上,不能不说是一大空白。笔者近年来由于配合基建,有幸参加发掘了一批汉画像砖墓,经过对所获资料的整理与研究,无论是在密县汉画像砖产生的历史背景,还是在内容题材：时代分期以及艺术风格诸方…     

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原型及其早期历史行程

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原型是春秋战国时代的士。士的知识结构包括道术之学和器用之学。知识阶层的价值取向和精神追求从一开始就呈现多元化的趋势。所谓“道尊于势”是儒家精英的自恋情结。秦朝短祚而亡是各种社会矛盾汇集激化的结果,并非由于儒家与法家两种“吏道”观念尖锐对立的缘故。汉武帝“独尊儒术”不是“政治权威”对“文化力量”的“妥协”,而是封建皇权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需要。中国封建社会的知识阶层就其整体的社会地位来说,不能不依附于封建统治阶级。     

徐世昌与1916年内阁风潮的解决

中人是民国政治中的一个特殊角色。早期民国的政情,为中人角色提供了存在的前提。徐世昌在1916年内阁风潮的解决中,受到的欢迎及其解决阁潮的速度都充分说明,在实际的政治运行中,人们发现,在这样一个法制、政党都不健全、而武人势力又处于相持的转折时代中,中人能使断裂的北京政治重新粘合起来。     

英国工业资产阶级与社会政治现代化模式——英国工业资产阶级研究之二

人们往往把英国政治现代化的发展视作为一种渐进模式,这是对发展过程的长时段考察后而作出的高度概括。实际上,仅仅指出这一过程所呈现的特征只是对问题研究的开端,更为重要的是要更进一步探究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特征,哪些因素制约和影响着这一特征的形成。本文拟选择在英国社会中起决定作用的阶级力量——工业资产阶级的观念进行考察,以从中窥探其因。因为任何一个阶级都具有共同的集体观念、意识,这种集体观念和意识将支配、决定他们的集体行动。或者说,这个阶级的集体行动正是集体意识的具体外化形式。     

皖南事变时期的中间党派--关于中间势力的研究

中间党派是中间势力的代表力量,它的政治选择曾对中国现代社会产生过深刻影响。皖南事变前夕与事变爆发初期,中间党派基于团结抗战的民族利益,旗帜鲜明地表示了反对态度,从而加强了中共的政治主动权。但是在善后阶段,中间党派同样出于维护团结统一的愿望,力图在国共之间寻找一条双方可以接受的折衷途径,却由于中共的不妥协态度而劳而无功。于是,他们的中间立场虽未改变,对中共的做法则产生了失望情绪。这种情绪在参政会上蔓延,并影响到当时的一般舆论,从而一定程度上给中共在大后方的形象带来损害。鉴于中间势力对社会的这一客观影响,也考虑到国际形势的种种变化,这年11月中旬中共在最低条件仍未被国民党接受的情况下．还是出席了二届二次参政会。这一事实,证明在两头小中间大的中国社会里,“如果不能争取中间阶级的群众,并按其情况使之各得其所,是不能解决中国问题的”。因此,无论中间党派如何动摇,理解其立场,尊重其愿望,照顾其利益,都是现实政治所必须认真对待的。     

社会、学校与家庭:民国人对博物馆教育功能的引介和实践

博物馆观念自清末被引入中国以来,清季士人及民国知识分子皆对其教育功能有所体悟、发挥和实践。以"开民智"、"倡实学"为目的而被晚清士人所乐道的博物馆,于民国期间又演化出了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功能,这既是民国人对博物馆教育功能引介和思考的结果,也应该成为今日中国博物馆学发展之基础以及自身学术传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在全面细致梳理民国时期中国博物馆学发展概貌之后,才能对当下中国博物馆学的学术现状与不足产生深刻明晰之认识。     

中国近代政党创建及孙中山政党思想起源探析

中国近代政党开启于孙中山及其时代,其萌生和创建与孙中山政党思想的起源历史地形成为中国社会政治组织近代化过程的两个方面。在近代社会变革中,中国社会政治组织的构建顺乎政治民主化趋势,初具近代形态,民主革命者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为表达其利益,在无议会可循的情况下开始组织创新;与之相应,政党首创于欧美诸国,西方政党观念输入中国并传播开来,为中国近代政党的创建提供了一定的社会舆论和知识准备,以及由维新立宪者与民主革命者共享的政党思想资料,但民主革命者不仅有条件而且事实上先于维新立宪者在中国首先建党;在政党作业中,中国近代政党一方面从区域性、松散性团体逐步统一为全国性、紧密性的新兴政治参与主体,另一方面,革命政党、立宪政党相继创设,进而中国近代政党创建的基本格局初步呈现出来;从学科建设言之,中国近代政党政治的历史实际为政党政治学提供了除西方政党政治类型之外的另一种分析实证     

洗脸——1946年至1948年农村土改中的干部整改

国共三年内战时期解放区开展的土地改革极大地改变着中国传统的社会政治经济秩序,对中共的领导力和控制力也是一个新的挑战,农村基层干部整改就是其应对这一考验的重要一环。干部整改体现的民主建政愿望、群众意志、反贪廉政诉求、阶级站队做法,鲜明指示出中共建立一个新社会的理想和要求。其过程和结果,既是中共非同一般的控制力的集中反映,同时又提示出作为正向执政道路迈进的政治力量,面对复杂的社会政治问题,其理论准备和实际经验都尚在积累,对变化中的中国社会的认识将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地权、佃权、民众动员与减租运动——以陕甘宁边区减租减息运动为中心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有大约40%的地方未经历过土地革命,这些地区不仅地权较集中,且租佃关系较发达,因此成为中共推行减租的重点地区。减租过程中,发生了中央政策与地方惯性及实际情形的冲突后,中共及时调整政策,对地方惯性和实际情形表示认可,推动了减租政策的落实。佃权是减租中的核心问题,中共通过两种方式对农民的佃权进行保护,一是从制度层面上约束地主不得任意撤佃,更不能因减租而撤佃;二是通过中共支持下的各种民间减租组织强制地主不得撤佃。民众动员使农民消除了对地主恐惧的心理障碍,敢于和地主面对面地进行斗争。减租运动使乡村社会发生了变化,一是发生了地权转移,即地主典卖土地、农民买进或典进土地,并且得到中共的大力支持,随着地权转移,以地主为核心经济体制转变为以农民为核心的经济体制;一是以地主为中心的乡村权威逐渐消退,中共扶持起来的积极分子成为新的乡村权威,他们成为未来中共管理乡村社会的中坚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