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处理在新疆的巴基斯坦、阿富汗侨民问题的经过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对在新疆的巴基斯坦侨民和阿富汗侨民的政策几经调整。新中国成立初期,鉴于大多数巴基斯坦侨民和阿富汗侨民为中外混血儿,持有效国籍证件者少,且愿意加入中国国籍,中国政府采取了争取他们自愿加入中国国籍的政策。三大改造后直到1959年底,部分"入籍外侨"要求退籍,中国与巴基斯坦政府关于外侨问题发生分歧,对此,中国政府主要采取了教育和挽留的政策。1960年后,为改变中国在外交上的被动与孤立局面,中国政府开始与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两国协商解决外侨问题。     

建国初期外侨管理工作述评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外侨管理工作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即对帝国主义及其仆从国家侨民实行了以“赶、挤”为主的管理政策;对苏联及其他人民民主国家侨民实行了较为温和的管理措施;对日本侨民实行在自愿的基础上遣送回国。实践证明这一时期的外侨管理工作是成功的,体现了党和国家的外交政策与外交意图,维护了新生的政权和社会的稳定,同时也为新中国的公安外国人事务管理锻炼了队伍、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     

晚清首位外交使臣:美国人蒲安臣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迫同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从国际关系角度看,这标志着东方华夷体系的崩溃和西方条约体系的取而代之,中国外交也迈出了从传统走向现代的第一步。正是由于这样的背景、这样的第一步,才出现了中国外交上的奇人奇事:美国人蒲安臣代表中国政府——按当时的称谓应是大清国——出使外国。美国人蒲安臣带领的中国使团是晚清王朝按照西方的外交方式,向西方派遣的第一个外交使团,是条约体系逐步取代华夷体系的产物,它具体地反映了中国外交在历史性转折时期所充满的矛盾和冲突,同时,它表明清政府已向国际社会与西…     

中苏同盟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对日政策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政府确立了"一边倒"的外交方针,并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对日政策上,中国政府在反对美国长期单独占领日本、反对旧金山片面对日媾和以及积极恢复中日邦交等方面与苏联政府一直保持着密切沟通与合作,制定出既保证本国利益,同时又体现出中苏同盟关系的对日政策。     

北京外交团的发展及其以条约利益为主体的运作

从1860年代中期发展到1920年代后期,北京外交团的政治力量往往受到其成员国组成变动、国际情势、各国势力范围,以及各国对华条约利益关系等因素的影响,很少达到完全“全体一致”。在以辛丑和约签约国列强的主导下,外交团于民初对中国政治发挥一定程度的影响力,但因欧战的爆发酿使团成员国分裂,加上中国政府展开修约外交,导致它无法协调各国对华联合行动。1920年代中国南北政府分别对使团团长的权威提出挑战,否定使团组织的代表性,以及“加拉罕使华事件”的冲击,终于迫使外交团省思组织性质与对华关系,调整交际礼仪与政治活动的比重,促成组织正常化。     

浅析伍廷芳的条约观

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与列强签订了大批条约,条约交涉成为晚清外交的重要内容。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晚清外交重臣伍廷芳办理了大量与条约有关的外交事务,从而对条约及中外条约关系产生了一定的认识;而随着时代的变化,在民国初年,伍廷芳为消除不平等条约对中国的不良影响又提出了一些中肯的建议。伴随着伍廷芳外交生涯显现的条约观念的内容主要体现在其对条约与国际法关系的认识、对不平等条约的认识以及修约、拒约的观念与主张等几方面。其中的某些认识与主张,对于维护中国利益起到一定的作用;然而亦存在着某些局限。     

历史时刻

正1949年12月毛泽东访问苏联,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个重大外交行动。这次访问最重要的目的,是在国民党政权被推翻后,旧的中苏条约应予以废除而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以适应中国革命胜利后国际形势和中苏关系的变化。经毛泽东与斯大林的会谈和安排,1950年1月20日,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抵达莫斯科,中苏双方就签订新约和有关协定举行正式谈判。在谈判中,两国代表就关系双方重大权益的处理中国中长铁路、旅顺口和大连问题,贷款和贸易协定问题反复交换意见,虽然存在种种矛盾和不同看法,但最终双方都作出了相应的让步,就条约文本的内容达成一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有关协定在莫斯科正式签订。这是新中国外交取得的重大成果。     

晚清东亚变局与近代“外交”一词的起源——以中朝关系为中心的考察北大核心CSSCI

朝贡体制下的中外交往,以礼仪上的君臣尊卑关系为主要表征,与基于条约体制的近代西方外交有所不同。近代"外交"一词的起源与流通,是西方主导下东亚变局的直接产物,并与中朝关系的近代转型密切相关。作者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了探讨:一是先秦特定语境下的"人臣无外交"作为后世对外关系的专用词语,在清代中朝两国汉文文献中的使用情况,进而指出它与朝鲜事大理念的内在关联;二是近代"外交"一词出现之后,关于中朝关系及朝鲜与欧美关系的讨论,成为近代"外交"一词的一条重要流通渠道;三是近代"外交话语"的形成及其思想史意义。     

晚清东亚变局与近代“外交”一词的起源——以中朝关系为中心的考察

朝贡体制下的中外交往,以礼仪上的君臣尊卑关系为主要表征,与基于条约体制的近代西方外交有所不同.近代“外交”一词的起源与流通,是西方主导下东亚变局的直接产物,并与中朝关系的近代转型密切相关.作者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了探讨:一是先秦特定语境下的“人臣无外交”作为后世对外关系的专用词语,在清代中朝两国汉文文献中的使用情况,进而指出它与朝鲜事大理念的内在关联;二是近代“外交”一词出现之后,关于中朝关系及朝鲜与欧美关系的讨论,成为近代“外交”一词的一条重要流通渠道;三是近代“外交话语”的形成及其思想史意义.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的奕(訢)

奕訢是晚清朝政中一位资深人物。在他当政期间所采取的一系列的举措,如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建议设立一个系统的独立的机构来管理对外事务——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可以说是开了晚清外交近代化风气之先。以奕訢为代表的统治阶层开明之士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晚清外交从传统走向近代的进程,并通过长期客观务实的外交实践和反思,推动了晚清外交和外交体制的近代化演变。本文旨在通过从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奕讠斤被受命为钦差全权大臣同西方列强谈判的过程中其外交思想的渐变,探究其在《北京条约》签订前后外交思想渐变的深层原因和种种表现及对晚清外交的影响。     

1963年《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与中法建交

美、苏、英三国为了共谋核垄断,于1963年出台《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中、法两国对此表示强烈反对。中国政府驳斥条约,揭露美苏合谋阻挠中国核诉求的意图;法国政府愤慨拒签,反对美苏分割世界,期望建立独立自主的核力量。在反对美苏核垄断的共同利益诉求下,中、法两国调整外交战略,以核问题为契机进行外交接触、洽谈,并采取灵活建交方式,迅速成功建交。中、法两国对条约的一致反应,实质上是两国主张拥有独立核力量和发展独立自主外交的表现,这种核利益一致性也成为推动1964年中法建交的直接因素。     

中国外交体制的建立与近代化转型

<正>所谓"外交",就是一个国家在国际关系方面的活动,如参加国际组织和会议,与别的国家互派使节、进行谈判、签订条约和协定等。日本学者坂野正高认为,"外交是对等的独立国家间关系的现实,它不是纵向关系,而是横向关系",中国周朝以后(春秋战国时期)的朝贡体制基本上是上下关系,因而不是外交(坂野正高:《现代外交分析——情报、政策决定及外交交涉》,東京大学出版会1971年版,第9~10页)。川岛真据此认为,"清末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设立等可以定位成朝横向关系的转移,而后来设立外务部、外交部就可以认为是这个转移的结束或完成"(川岛真:《中国近代外交的形成》,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的奕

奕是晚清朝政中一位资深人物。在他当政期间所采取的一系列的举措,如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建议设立一个系统的独立的机构来管理对外事务——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可以说是开了晚清外交近代化风气之先。以奕为代表的统治阶层开明之士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晚清外交从传统走向近代的进程,并通过长期客观务实的外交实践和反思,推动了晚清外交和外交体制的近代化演变。本文旨在通过从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奕被受命为钦差全权大臣同西方列强谈判的过程中其外交思想的渐变,探究其在《北京条约》签订前后外交思想渐变的深层原因和种种表现及对晚清外交的影响。     

近代海关华洋员人数变迁及分布管窥

1854年太平天国运动期间,英法美三国驻沪领事诱逼上海地方官吴健彰等人把江海关的征税行政交给由三国各提名一人所组成的税务管理委员会接管,这是外国人进入中国海关的开始。接着在1858年,《天津条约》附约《通商章程善后条约》第10款里规定中国聘请外国人帮办海关税务,     

“照会”与中国外交文书近代范式的初构

在乾隆年间清政府逐步形成了外交文书的“天朝体制”。此项体制长期受到来华西人的挑战。鸦片战争后 ,英国等列强以武力和不平等条约为手段“解决”了这一问题 ,“照会”等近代外交公文范式初步形成。西方外交和文书体制对中国外交文书体制的硬性干预和强制替代 ,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西方价值体系在中国的强力移植过程。     

晚清“人臣无外交”的异变及其趋向

中国历代王朝奉行"人臣无外交"外事规则,鸦片战争后,由于条约关系的建立,以及传统的夷夏观念等因素,使得这一规则被打破,地方官员办理外交获得合法地位。经第二次鸦片战争,又进而体现在制度之中,包括中央和地方两个层面:地方外交行政,形成了"人人都是外交家"的畸形体制,包括南、北洋大臣和省级外交体制,关道和县级衙门均承担程度不等的外交职能;总理衙门的建立,在中央层面打破了"人臣无外交"规则,外务部取而代之,进一步改变了传统的外交体制。清末,朝廷采取措施限制地方外交权,在某种意义上是"人臣无外交"规则的回流。在晚清外交体制的嬗变过程中,"人臣无外交"演化为在列强强权政治挟持下的复杂体制,既蒙受着屈辱,又逐渐趋于统一化、规范化和近代化。这正是其在晚清中外条约关系下发生异变的趋向。     

中外法权交涉中的内地开放问题(1919—1931)

1919—1931年的中外法权交涉中，列强试图使中国承认外侨内地杂居权与土地所有权。中国坚持领事裁判权与内地开放不能并存，将撤废列强领事裁判权作为内地开放的前提，并逐渐形成彻底废除不平等条约后，基于平等互惠原则自主依法开放内地的政策。该政策基本为英、美、比等国接受，唯遭到日本抵制，致使法权交涉功亏一篑。中国政府对内地开放的政策，是长期受不平等条约束缚及日本侵略威胁的结果，体现了对中外平等关系的追求及国家利益的争取。     

对南京大屠杀期间滞留南京的两位外籍人士国籍的考证

南京大屠杀期间，有二三十位外籍人士（不包括日本籍）滞留南京，见证了这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他们的活动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中国人民（组织安全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与日伪进行交涉等）。因此，南京大屠杀中外籍侨民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许多学人对外侨人数与活动情况及作用进行了探讨。     

《蒲安臣条约》历史成因考

1868年清政府与美国签订《蒲安臣条约》。清政府启用外国人蒲安臣担任对外使团领袖,是一种外交创举和追求变革的体现。美国的经济发展需要促成了这个较为平等的条约。内外交困的清政府意图扭转不利的外交局面,学习先进西方科学技术增强国力,抵御外敌势力扩张。这种愿望促成了《蒲安臣条约》。蒲安臣本人对中国的了解和认真执行外交任务的精神也促进了条约的顺利签署。外交政策实则体现了国力兴衰。     

1937年日军轰炸南京的国际反响再探讨

全面抗战爆发之初,侵华日军利用其优越的航空力量对中国首都南京进行了规模空前的轰炸,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日军初炸南京之时,美、英、德、法、意五国联合划定“非轰炸区域”以维护其自身利益,同时劝告日本对其轰炸行为加以约束,均遭到日方拒绝.随后,日本海军以武力胁迫各国外交官及侨民撤离南京,并变本加厉地对南京实施无差别轰炸,在经历了美国驻华大使詹森撤离大使馆的短暂曲折后,美国等第三国一致抗议日军轰炸南京的局面正式形成.日军不顾各国反对继续对中国城市进行无差别轰炸,最终招致美、英等国政府及舆论的强烈抗议.中国政府借助国际社会抗议日军轰炸之呼声,促使国联通过决议谴责日军轰炸暴行,造成了有利于中国的外交局势.日军对南京的轰炸虽然持续时间较短,但对有关各方均造成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