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财政史中的“南粮”问题辨析——基于松江府的徭役考察

"南粮北役"是基于明代财政的地域供输差异提出的一种判断,其中,"南粮"是建立在江南重赋这一基本认识之上。虽然该说自明代以来面临诸多质疑,但这些质疑并不以江南赋、役的量化比较为依据。因此,本文选取有"苏松重赋"之称的松江府为考察区域,在厘清该区域徭役构成和特征的基础上,根据官方账簿和官员奏议中的相关数据,实现对该区域赋、役规模的比较分析。研究表明:役重于赋是明代松江地区赋役征收的基本格局,所谓"重赋",其实质是江南赋役混征背后大量徭役的存在所致,因此明代以来的"南粮北役"说在"南粮"层面并不成立。     

从蠲赈到减赋——明朝灾害政策转变的三个个案

明朝处理灾害政策,在明初曾有明显的转变过程,即从以官方一次性蠲赈与减免租赋,逐渐演变为普遍的减赋与减赋后的地方救助。这主要是因为明朝中央集权能力的下降和基层社会空间的变化,以及明初伴随着国家总体政策由重赋向减轻赋税的变化,从而引发其后应灾政策的变化。     

志书为豁免三百余年重赋提供依据——清代用志一例

清初江西南昌、瑞州、袁州三府粮赋独重于他地,其原因有四:一是由于金声桓的叛乱,致使全省“田地荒芜,升科多属虚额.而南、瑞二府尤甚.”二是元末陈友谅占据之时地少兵多,重敛倍征.三是户口减少,而粮额不变,甚至反而增加.如瑞州府元至治间编户144954,至明弘治间仅编户74244.自元至明,田粮额增一倍,户口却逃亡一半,造成了向以14万之户,完成12万之粮而成为以7万户之民完成22万之粮的现象.袁州府户口减损之数亦与瑞州府相等.“额载之粮未减毫末,人愈少而赋愈觉其重,则钱粮愈觉其难完.”直至终明之世,仍因循成额.延至清初未改.四是袁郡之斗与官斗不同,因明初欧祥归附投献册籍时.误以2升之乡斗,报作官斗之10升.所以南昌、瑞州、袁州三府成为江西省粮赋数额最重的地区.因此.入清以来.一些地方官便依靠“斑斑可考”、“昭然可证”的郡邑志书,详细查考宋、元、明三代粮赋人口等情况,亦即利用志书进行了一次详细的地情调查.详陈重赋颠末.据理直言.奏请清廷豁免浮粮.其中瑞、袁二府的浮粮是先经巡抚蔡士英奏准豁免的.“将瑞属之粮二十二万四千之浮数.仍复宋元一十二万五千之原额.”使得瑞、袁二郡三百年之积困得以解决.“民困顿苏,亦永无逋赋”.     

这“楚庭”不是那“楚亭”

广州越秀山麓立于中山纪念碑下的"古之楚庭"石牌坊,始建于清顺治元年(1644),同治六年(1867)重建,其柱上刻文及坊额犹清晰可辨。     

汉赋与汉代画像石刻

同一时代环境中的文化现象,呈现的是不同切面的结构整体。汉赋和汉代画像石刻,就是这类实例的典型。从西汉中期到东汉末年,是辞赋的时代,也是画像石的时代,在这一时期,二种艺术都经历了由盛到衰的演变过程。汉赋盛于汉武帝时,积至成,宣年间,进御之赋,已达千余首,仅《汉书·艺文志》所记赋就有九百多篇,今虽百不余一,但其洋洋大观,史籍有载。画像石刻最早出现于西汉后期,     

职役与中国古代役制宏观研究的新取向

<正>民之赋役,不仅是一国理财之本,更为国家经济治理之途,故中国古代赋役之制始终是学界关注的重点。虽然古代赋役常被并称,但赋与役之间实有质的差异。就此观之,中国古代赋役制度研究则存在重赋轻役现象。如果再进一步聚焦中国古代役制,更能发现其诸多研究瓶颈。若欲推动役制研究的拓展,既需对中国古代役制的结构性检讨,亦应诉诸历代役制性质的再根究。而要实现这一目标,职役的再认识实为门径,它是中国古代役制研究再出发的关键。     

为林彪之子选美内情

正"文化大革命"期间,曾经发生兴师动众为林彪之子选美事件,历时近三年,几乎遍及全国各省市区。江苏是重点地区之一,经反复折腾,先后有三名女青年被选调北京。当时虽有"选妃"的传闻,但其真相知者甚少。笔者查阅了1973年五六月间江苏揭批林彪反革命集团罪行的有关档案资料,大体上弄清了这一事件在江苏的来龙去脉。上海、浙江、四川、陕西、辽宁等省市,也都有选美大动作,本文只追述与江苏有关的选美真相。     

明代“永不起科令”实施时间的地域差异

明代“永不起科令”实施时间的地域差异风良明初鼓励垦殖荒田“永不起科”的法令主要实施于元末遭战乱灾荒破坏严重的山东、河南、北直隶（相当今河北省与京津两市辖境）三地。据《明史·食货志》：“至宣德间，垦荒田永不起科及下斥卤无粮者，皆核入赋额，似宜槽年间此法...     

《后汉书·党锢传》太学生“三万余人”质疑

太学生"三万余人"之记载其所以可疑,是因为在当时种种落后的社会物质条件下,对这一庞大人数,太学是绝对无法容纳、管理和进行经学传授的。特别是太学经过考试每年至多百人得以出仕,"三万余人"之出仕,希望极其渺茫,这也大大限制了受"劝以官禄"制度支配而入学者的人数。本文以为桓帝时太学生和西汉一样,只有三千人。《儒林传序》的"至三万余生"当理解为"前后至三万余生",指东汉初至桓帝时太学生总数。《党锢传》"三万余人"当是后人据《儒林传序》误改的。     

清同治年间一场横行江南的疠疫

正一"疠"者,恶气也。"疠疫"者,瘟疫也,即今日所谓的烈性传染病。清同治元年(1862年),江南地区(今安徽、江苏、上海)发生了一场极为严重的疠疫,并流行延续至同治二年(1863年)仍未止息。其传染性之强,致死率之高,影响之深,今日仍令人瞠目。据清人王定安所著的《湘军记》记载:"(同治元年)八月,江南大疫,徽、宁尤盛,鲍超等病不能军,金陵围师亦苦疠疾。     

清代敦煌人口问题研究

清朝康熙年间积极开拓西域,并以此为契机对嘉峪关以西地区渐次经营,而移民屯垦则是清朝经营关西地区的主要手段。雍正五年至六年间,征集甘肃各州县移民2405户、约1万余人至敦煌,分给土地,鼓励垦种,对移民进行了妥善安置。移民的到来,不仅奠定了清代乃至近现代敦煌的人口基础,也对敦煌社会经济的快速恢复和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雍正移民之后,敦煌的人口数量稳步增长,并于乾隆、道光时期达到峰值,但由于兵燹的增多,咸丰、同治年间敦煌人口数量有明显减少,至清末时又有所恢复。     

黄金韶其人其事

清道光至同治年间,广西人黃金韶曾长期在江苏为官,先后担任常熟、昭文知县,海州直隶州知州,通州直隶州知州,苏州知府,亲历了在常熟任上督剿受太平军影响的土匪,在海州任上堵截捻军、修复凤凰城,在通州任上镇压响应太平天国的军山农民起义,见证了江苏地方官府对太平天国运动的应对,折射了这个时代的重大社会变化。     

瓯江草堂明清红金扇面精品展选集——王时敏《为子羽作山水扇面》赏析

正王时敏(1592?1680年),字逊之,号烟客,又号西庐老人、西田主人,江苏太仓人。明朝万历年间相国王锡爵之孙,衡子。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进士,崇祯初以荫仕至太常寺卿,入清不仕。姿性颖异,淹雅博物,工诗文,善书,行楷摹枯树赋,隶追秦汉,榜书八分,为近代第一。于画有特慧,师董其昌,所作尤穷黄公望堂奥,晚年益臻神化。为"四王"之首,创"娄东派"。烟客一生醉心子久,此图即取法于此,布局工稳,笔墨苍润,呈现出浓厚的复古主义风格。画中山川浑厚,草木华滋,烟云四合,岛屿萦回,所谓可游可居者是也。笔墨则清秀润泽,淡雅沉静,设色则     

忠诚,用生命之火锻造

正他,身形消瘦,刚毅中透着正直,微笑中充满谦和,始终坚信,人的精神高度和境界是可以自己选择的。他,为人正直,敢于担当,3年间,足迹遍布西藏6市地,查办各类案件20余起,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近2000余万元;他,缺氧不缺精神,舍小家顾大家,3年间,经过高原紫外线的"呵护",他成为拉萨街头的"藏族大叔",也是令人钦佩的"拼命三郎"。他,就是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复旦大学博士     

烽火朱氏三兄弟

正长江口南岸潮港古镇浏河,形成于北宋。元明时称刘家港,为"海运之津、商贾之区、吴中重镇",由于海运漕粮的创立,早年刘家港成为东部沿海贸易大港,元明时期就有"六国码头"之誉;近代浏河港市复又昌盛,交易繁华,于是又有了"小上海"之称。被誉为"江南酱园大王"的朱氏家族,是浏河古镇上的大姓望族。清朝同治年间一个名叫朱湘舟的儒商在此开设万茂酱园,也就是当代国画大师朱屺瞻的祖父,其遍布城乡的万字号酱园在太仓、嘉定、宝山、松     

清朝道咸时期东北地区社会治安问题研究

清朝道光、咸丰年间,东北地区流民激增,吏治败坏,社会风气下滑,社会治安陷入混乱,主要表现在盗窃、抢劫普遍化,大案要案越来越多;"马贼"日益嚣张,渐成劫掠活动主体;暴力案件频发;矿徒成为动荡社会的因素;海盗的肆掠。从社会学角度观察,社会风气的堕落与游民阶层壮大,是社会治安痼疾难治之重要因素。同治年间东北抗清武装的兴起,在某种意义上,也是道咸时期社会治安混乱不治累积的结果。     

泰州与上江文化交流溯源

<正>中国地理学上一般将长江干流分为上游、中游、下游三大部分。自源头至湖北省宜昌市三峡出口的南津关为上游,湖北宜昌南津关至江西湖口为中游,湖口以下至长江入海口为下游。而在江苏则有上江、下江之说。江苏的上江与下江之说也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上江多指长江的上流地区,即长江在江苏以上的流域,江苏及其以下流域为下江;又因长江从安徽流入江苏,故旧称安徽为上江,江苏为下江,这是狭     

修武县发现捻军过境碑

一九五八年,修武县西村公社西岭后大队,在村东北寨墙挖土时,发现一通清光绪元年碑记,当地群众称之为捻军过境碑。碑高1.10,宽0.50,厚0.20米,系清光绪元年所立。碑文中记述了捻军至修武县境的时间和行军路线:“咸丰年间,捻匪号小阎王,相聚百余万,扰乱于南。同治六年冬,自绛州缘冰渡河,十二月十八日至修武境内,兵马方六七十里,南至运粮河之南北,搜出十余里。……交字口、峪、洼、圪料返南坡     

清代官方在台对妈祖信仰的推动

众所周知,妈祖信仰源于民间,初期仅在闽、粤一带流传,是专司海上安全的女神。经过宋、元、明、清诸代王朝的20余次褒封,而成为中国官方、民间共同祭祀的诸神之一。自宋宣和五年赐“顺济庙额”始,标志妈祖信仰开始得到官方认可。至明末,已经加封至“青贤普化感应碧霞元君”,其爵位由夫人爵上升到天妃爵,身份日尊。清代更是继承历代对妈祖褒封的传统,且远远超过以往,至同治年间褒封时,已经是“转不足以昭郑重,只加一‘嘉佑’二字”,总计达18次之多,封号达64字之多,还有4次赐匾。由此就可以折射出清廷对妈祖信仰在台的传播起到的巨大推动作用。     

敦煌莫高窟密教遗迹札记(下)

五、曹氏时期的密教遗迹五代初迄北宋仁宗初,百余年间,敦煌属曹氏统治时期。是时,内地密教承唐余绪,各地仍在继续。四川柳本尊之密,盛于弥濛、广汉,后唐明宗"赐其(本尊)院额曰大轮"(刘畋人《重修宝顶山圣寿院记》)。《宋高僧传》记,五代时,"陇坻逍俗皆禀承密藏",凤翔道贤"持讽孔雀王经以万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