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朝野对“中日亲善”言论的反应

在近代中日关系史上,日本朝野提出的"中日亲善"(日本语为"日支亲善"),单纯从字面上解释可为中日友好、中日友善之意。但在日本侵华背景下提出的"中日亲善",就显得极其伪善,本质上亦多为伪善华丽辞藻包裹包下的"软征服"内容。九一八后,随着日本侵占东北暂时得逞,为了缓和、分化中国国内的反日运动,争取中国当权者中的对日妥协势力,同时消减国际舆论的不利因素,日本方面遂主动向中国抛出了"中日亲善"诱饵。在当时的背景下,使用带有"亲善"外衣包裹的这一政治概念,是以要求中国政府承认日本现有侵略权益并以平息全国反日运动为前提条件,具有明确的政治含义和价值属性的。通过中国朝野的反应可以看到,中国当时尽管存在着抗日与媚日两种思潮,但抗日已成共识并形成主流。在中日关系问题上,国人期待建立在国家平等、相互尊重、互利互惠基础上的"中日亲善",坚决反对侵略、奴役,把中国变为附庸国的所谓"中日亲善"。相关讨论对于梳理近现代中日关系史之思想流变具有重要意义。     

济南惨案前后蒋介石的对日交涉

1928年5月3日,在南京国民政府指挥的第二次北伐途中,日本帝国主义者悍然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这一事件,是蒋介石政权建立后,中日两国重大冲突的先声,亦是蒋政权对日屈辱外交的开端。因此,弄清惨案前后蒋介石对日交涉的历史真相,有助于认识蒋介石的对日政策与南京政府初期的中日关系。本文拟就这个问题作一初步的探讨。     

新资料与新观念:蒋介石与抗日战争研究述论(2000—2011)

蒋介石在抗日战争时期担任着中国军政的最重要领导职务,其思想言行对抗日战争的进程有着很大的影响。2000年以来,由于研究环境的改善、观念的更新、国际交流的增加及蒋介石档案与日记的开放等,史学界关于蒋介石与抗日战争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成果丰硕。其中关于蒋介石与"安内攘外政策"及"不抵抗主义"、蒋与"对日和谈"、蒋与中外关系等课题方面的成果尤为显著。文章在点评了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对未来的研究有所展望。     

张季鸾与抗战时期的中日和谈

卢沟桥事变爆发不到一个月,国民政府各种形式的对日和谈便开始了。这些和谈贯穿八年抗战的始终。其中以蒋介石、张群为背景,张季鸾本人及委托胡霖与日本在香港进行的和谈,便是上述和谈的重要部分。 张季鸾介入中日和谈是从“陶德曼工作”开始的。1937年11月5日,日本的“和平条件”经陶德曼转给了蒋介石。此后,蒋、陶开始接触。张季鸾作为蒋介石的特邀人物参加了会谈。经过讨价还价,蒋介石准备有条件地和日本达成和议。但由于日军逼近南京后增加了条件和日本政府缺乏议和诚意等因,和谈告吹。 蒋日议和之事传出后,舆论对蒋十分不利。张季鸾利用《大公报》于1937年12月5日、12月8日发表《德国调停之声》、《最低调的和战论》等文为蒋介石善后。文章中关于战与和的言论完全符合国民党、蒋介石在此事上的方针。1938年初,张季鸾接受蒋介石的委托去香港。关于此行的目的,他在出发前向王芸生交代工作时说:“我这次到香港去,是受蒋先生之托,去向敌人撒一把迷眼的沙子。”以此为起点,他往来于香港和汉口     

从日蒋和谈看日本的诱降政策

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当局诱降蒋介石政府的工作几乎没有中断过,甚至在汪精卫伪国民政府成立之后依然如此。日蒋之间的和谈呈现出阶段性、隐密性及多变性特点,其中,日本对蒋介石国民政府的“和平”政策的影响特别明显,甚至可以说,日本“和平”政策是日蒋和谈的最主要因素,     

蒋介石"剿共"态度之研究(1932-1936)——以处理"剿共"与平定粤桂关系为中心

1932年以后,蒋介石对"剿共"与解决地方实力派的关系的处理始终有着"清醒"认识,实难得出蒋有意纵共以削弱地方实力派的结论."剿共"背景下蒋对西南的实际运作更多的是一种顺势而为.对于蒋方资料中貌似有纵共之嫌的言论,实不必作过多想象和发挥.对"剿共"与解决地方实力派的关系虽有"清醒"认识,并不必然表明蒋"剿共"态度坚决....     

谁杀了杨永泰?

刺杀杨永泰一案由失业的黄埔毕业生杨尔谦等人策划组织实施,他们此前已刺杀唐有壬,还密谋刺杀张群甚至蒋介石。他们自述暗杀理由为这些官员是主张对日妥协的"亲日派"。戴笠调查刺杨案发现胡汉民派的刘芦隐为杨尔谦提供了资金,刘芦隐因此被逮捕,并被指控是出于嫉妒而主使杨尔谦等人刺杨,但刘芦隐本人一直否认对刺杨一事知情。通过对杨尔谦人际网络的梳理,可以发现他除了接受刘芦隐资助外,还与王亚樵、陈铭枢等反蒋人士都有联系,因此,刺杨案背后确实有反蒋派系的因素。刺杨案的发生,一方面反映了民国政治暗杀盛行的不良风气,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在日本侵略步步进逼下"亲日派"失去民心、"反蒋"与"抗日"合流的大趋势。     

《大公报》与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12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兵谏”蒋介石,扣蒋于西安城内,逼蒋抗日。这其中《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1889-1941)扮演的角色,常常被人忽略。12月4日,蒋介石亲临西安督战,欲意迫使张杨继续“剿共”。5日,正在西安的张季鸾在华清池谒见蒋介石,告以西安谣言甚盛,流行的政治     

抗战后傅斯年与蒋介石关系研究(1945—1950)

蒋介石、傅斯年在抗战时期累积的良好关系在战后得以延续、加深。蒋、傅在"一二·一"惨案善后中有密切互动,但他们在处置方式上有明显分歧。傅采取一切办法促使学潮早日结束,令蒋满意。基于共同的反共立场,傅斯年希望蒋介石能实行真正的改革,以维系国民党政权并有效反共,为达此目的,傅坚持不加入政府,以独立知识分子的身份对蒋犯颜直谏。国共战局逆转后,傅之反共立场益加坚定,傅之"反共"始终与"抗俄"紧密联系。因政治上的良好合作,傅、蒋私谊亦日渐加深。     

程潜与蒋介石

程潜与蒋介石,一个是军界“元老”,一个是国民党“领袖”,若论政治地位及社会政治影响,程远不及蒋;然而就个人资历而言,蒋又远不如程。程潜与蒋介石有过较好的合作,但又不断遭劲蒋的排挤,二人之间时有不和。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恩恩怨怨,二人终于分道扬镳,解放战争后期、在我人民解放军摧枯拉朽的形势下,程潜和陈明仁一道毅然在长沙和平起义,脱离国民党反动阵营,投入人民的怀抱;而誓与人民为敌的蒋介石,则落得个彻底失败的可悲结局。这样,在程、蒋二人之间,历史的天平明显向前者倾斜了。     

“蒋介石资料数据库”建设构想

正蒋介石研究已是海内外史学研究领域的"显学",成果很是丰硕,但未来仍有相当多的课题有待深化。浙江大学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以下简称"浙大蒋研中心")认识到,深化蒋介石研究的基础,在于新史料的发掘与整理。2015年,浙大蒋研中心向国家社科规划办建议设立"蒋介石资料数据库建设"的重大招标课题,经批准立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是目前级别最高、资助力度最大的社科规划项目。"蒋介石资料数据     

新资料与新观念：蒋介石与抗日战争研究述论（2000-2011）

蒋介石在抗日战争时期担任着中国军政的最重要领导职务，其思想言行对抗日战争的进程有着很大的影响。2000年以来，由于研究环境的改善、观念的更新、国际交流的增加及蒋介石档案与日记的开放等，史学界关于蒋介石与抗日战争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成果丰硕。其中关于蒋介石与“安内攘外政策”及“不抵抗主义”、蒋与“对日和谈”、蒋与中外关系等课题方面的成果尤为显著。文章在点评了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对未来的研究有所展望。     

评家近亮子的《蒋介石的外交战略与日中战争》

2012年10月日本岩波书店出版了家近亮子的《蒋介石的外交战略与日中战争》(蒋介石の外交戦略と日中域争),该书值得向读者推荐.在介绍该书之前,请允许我对日本的蒋介石研究近况向大家做一介绍. 进入21世纪以后,蒋介石研究在日本学界悄然盛行,相继出版了鹿锡俊:《中国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1931-1933》(东京大学出版会2001年版)、家近亮子:《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2002年版)、段瑞聪:《蒋介石与新生活运动》(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2006年版)、松田康博:《台湾一党独裁体制的成立》(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2006年版)等一系列著作.     

蒋介石与基督教

宗教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文化现象。作为意识形态的宗教,虽然本质上是对客观世界颠倒的虚幻的反映,但受宗教情感支配的宗教徒却是社会居民群体的重要构成,与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有着密切的联系,可以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社会政治力量。正因为此,中国近代政治舞台上的重要人物蒋介石,在其后半生中,对具有国际性、群众性特点的基督教十分关心,并成为了一名基督徒。由于宗教与政治的特殊关系,蒋介石加入基督教,这不仅影响其个人的人生经历,而且对中国社会也产生重要影响。研究蒋介石对基督教的态度及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可以从一个侧面深化我们的历史认识。     

王芸生三碰蒋介石

在蒋介石所阅读的报刊中。《大公报》是必不可少的,他的办公室、公馆内和餐厅里,各放一份《大公报》,以备随时翻阅。《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曾向王芸生交底:“你在报上骂谁都行,就是不要碰蒋先生。”开始王芸生对这一劝告视若神明,加之1934年夏,王芸生应蒋介石之邀,到庐山为其讲课,蒋虔诚地称王为“老师”,一副礼贤下士的姿态,因此王芸生对蒋有过幻想,亦有为蒋开脱的言论。后来通过事实,王芸生对蒋介石的真面目有了些认识,那么在报上碰碰蒋先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1941年12月8日,日本发动了太平洋战争,香港随之沦陷,《大公报》香港馆被毁,总经理胡政之等人困在香港。这时已任总编辑的王芸生在重庆找到蒋介石的幕僚陈布雷,请他设法营救。陈很     

柏文蔚与蒋介石

柏文蔚与蒋介石的关系,复杂曲折。柏曾亲自拟电要蒋介石下野,又电请蒋复职;一度参加改组派、扩大会议,和蒋介石公开决裂;最后又回到蒋介石的麾下,但与蒋貌合神离。本文拟着重从柏文蔚方面,就柏、蒋关系作简略考察。一１９２６年７月,国民革命军从广州出师北伐,１...     

从七七事变前后蒋介石日记看他的抗日主张

七七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坚持抗击日本侵略军的立场.从蒋介石这一时期日记看:蒋对日本进一步发动侵华战争,主张抵抗,反对妥协退让:蒋积极推进国共第二次合作,与苏联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军队在正面战场抗击、迟滞了日军的侵略步伐,为抗日战争从防御阶段进入相持阶段奠定了基础.     

陈铭枢与蒋介石关系初探——以宁粤对峙初期为中心的考察

自1927年宁汉分裂到1931年宁粤对峙的数年间,国民党内爆发了数次反蒋战争,陈铭枢都以自身实力鼎力拥护蒋介石,成为非蒋嫡系的地方实力派中独一无二的挺蒋劲旅。特别是在宁粤对峙期间,国民党内粤籍领袖几乎全部投入反蒋阵营,唯有陈铭枢率领的这支以粤人为主的第十九路军,公开支持蒋介石,助蒋稳定权力,立下汗马功劳。以往对陈铭枢的研究多集中在福建事变的反蒋活动,而缺少对此前陈氏政治活动的探讨,即使在他个人回忆录中对此也语焉不详。本文主要依靠档案文献,力图重现此段历史真实。     

蒋介石、陈诚为远征军事的一段纠葛

陈诚是民国史上一位风云人物。陈诚之忠于蒋介石与蒋介石之宠信陈诚,在民国历史上已是不争的事实。自1934年7月蒋、陈分任庐山军官训练团正副团长起,蒋欲任陈为自己副手的端倪已经初现。蒋介石曾于1936年对阎锡山云:"中正不可一日无辞修。"抗战战事的激烈进行,更给蒋陈关系的急速升温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平台。抗战期间,陈诚往往一身兼任党政军数种高级要职,且经常不受所任职务的限制,被蒋特别     

从张学良与蒋介石关系看西安事变

在中国抗战史上,西安事变具有传奇一般的色彩,它"以突发的姿态出现,同时也以意想不到的结果收场".实际上,西安事变是张学良、蒋介石政治分歧和私人关系双重作用的结果,离开了其中任何一项,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其和平解决即不可能.关于张、蒋政治分歧的论著很多,作者依据陕西省档案馆藏原始档案、史料、图片,就张、蒋关系对西安事变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