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延安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时代特征与学术风格

延安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有其独特的时代特征与学术风格。首先,它在对诸多史学思潮兼收并蓄的基础上,始终坚持着唯物史观的指导,同时也发展了苏联史学的党性原则;其次,它一度成为中国共产党进行社会革命和民族解放而斗争的工具,史学工作者皆致力于阐释历史发生的社会根源与阶级根源,并强调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也倾注了史家个人的情怀;再次,它秉承了中国史学的民族特色和治史传统,在"论从史出"和"设馆修史"等方面既有继承,也有发展。     

新历史考证学与唯物史观的学术关联——以新中国成立后张政烺的史学研究为中心

作为新历史考证学派的代表,张政烺在新中国成立后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将唯物史观的指导与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相结合,对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等重大理论问题做出了深层次探索。在其运用唯物史观进行研究的过程中,透视出实事求是的治史风格。张政烺于新中国成立后在研究内容上的转变,折射出新历史考证学派在研究路径上由纯粹的探究史料考证,转为史观指导与史料考证两者并重。这一研究路径的转变,不仅提升了新历史考证学者的理论素养,完善了他们的治史理论与方法,而且赋予马克思主义史学新的时代内涵。     

唯物史观与民国时期傅衣凌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北大核心CSSCI

在社会史论战影响下,傅衣凌确立了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基本问题意识。此后十余年,唯物史观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演变的普遍规律,始终是傅衣凌分析中国社会历史的重要工具,但他不再像社会史论战者那样“为公式牺牲材料”,而是开始尝试处理规律的普遍性与中国历史特殊性之间的关系;同时,他也不再“把方法当结论”,用理论方法来代替历史研究,而是将宏大的理论问题具体化,通过具体、细化的实证研究,来验证理论的真确与否。傅衣凌的这些特点,反映了民国时期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整体性转变。     

江南市镇史研究的走向

在中国区域史研究中,江南是成绩斐然的区域。而在江南区域,市镇史研究又是尤为突出。现代意义的江南市镇史研究,肇始于上个世纪60年代。1964年,傅衣凌先生发表《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经济的分析》一,此可以视为江南市镇研究的开拓性成果。70年代中期,台湾大学刘石吉先生以清代江南市镇为硕士论内容,     

“食货派”的经济史研究方法探讨

20世纪30年代的食货派,针对社会史论战陷入理论之争的弊病,对经济史研究方法展开了积极地探讨。主张从问题入手、广搜史料、寻绎结论,强调借用西方经济学理论和比照西方经济史以及倡导"综合研究法",形成了学派鲜明的治史风格。但其治史方法又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与局限,尤其是未能全面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作用,而是有条件、有限度地运用唯物史观进行史学研究。食货派学术生命过早的终结,与其治史方法自身的缺陷不无关系。     

“食货派”的史学理论与方法

食货派的史学理论与方法具有自己的特色,具体表现如下:接近唯物史观,却不是唯物史观的社会史观;从探寻中国社会形态的演变到新经学的研究旨趣;重视史料但不忽视理论的治史主张;倡导分工合作的治史路径等。他们的史学思想对推动社会史论战之后学风的转变起了一定作用,在四十年代中后期也一度产生了积极影响。但抗战爆发以后,食货派未能从史学发展中去理解和把握学术研究的本质要求,没有对唯物史观认真总结,致使其史学思想黯然失色。     

《傅衣凌著作集》与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

傅衣凌先生是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的主要开创者,著名的明清史学家.在他的学术影响之下,以闽粤地区的一批学者为骨干力量,形成了一个以经济史和社会史等跨学科整合为学术特色的研究群体.     

尹达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研究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尹达先生占有重要的一页。自20世纪30年代起,在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里,他追随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为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尤其是他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坚定信念和在历史科学理论研究方面的许多真知灼见,如对唯物史观作出的具有鲜明针对性的阐述,对历史研究与社会责任相统一的阐述,对马克思主义怎样改变了中国史学面貌的阐述,以及对唯物史观基本理论与历史科学的理论创造之关系的阐述,在今天仍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和指导作用。     

朱绍侯史学:一个当代中国历史学家的典型案例

朱绍侯是当代中国著名历史学家,主治秦汉魏晋南北朝史,是实证史学研究中实践唯物史观原理和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方法论的典范。其史学研究的理论色彩,主要表现在坚守实证研究中的整体性思维,重视历史研究的溯源性、过程性考察,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的基本立场,遵循历史研究的客观性原则四个方面。朱绍侯史学,对当代实证史学研究具有示范意义。     

2007年外国史学理论学科发展报告

2007年我国的外国史学理论研究具有以下几个特点。其一,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持续深入发展,在坚持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同时,学者们更加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自觉地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应用到中国当前的历史现实中来,取得了不少有影响的成果。其二,人类历史进程重大理论问题始终是外国史学理论研究的重点,关注这些重大问题既有利于中国学者参与世界,也有利于我们反思自身,积极推动中国学术的发展。其三,全球化进程的日益深化使当前的历史研究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关注全球化境况下历史研究的新特点及全球史研究的新动向,对于外国史学理论研究有着重要意义。其四,历史学分支学科的研究日趋全面,跨学科的特点也更加明显,某些分支学科甚至构成当前史学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其五,在坚持唯物史观指导地位的同时,史学理论与史学方法也更为丰富,既有对中国传统史学方法的继承与发展,也有对西方史学理论的批判吸收。下面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人类历史进程重大理论问题、全球化与全球史研究、历史学分支学科及热点问题研究、史学理论与方法五个方面做出综述。一、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史学的指导思想,也是社会主义中国价值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突出这一点,...     

近代商会史研究的缘起、发展及其理论与方法运用

20世纪80年代初商会史研究的兴起,是辛亥革命与资产阶级研究中探讨新视野、新思路的结果,章开沅先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对商会史研究率先予以大力倡导,具有开创之功。随后使商会史研究从附属于辛亥革命史的一个部分,发展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独立领域,主要得益于在唯物史观指导下运用现代化理论与方法,继而又运用公共领域、市民社会理论考察和分析商会,不仅推进了商会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化,而且还使"国家与社会"这一理论分析框架逐渐广泛运用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更多领域。近30余年商会史研究的发展历程表明,学术研究的拓展深化需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唯物史观指导下不断进行创新,同时也应避免在借用当今西方新理论与方法的过程中出现生搬硬套与削足适履的偏差。     

阐释学对历史研究的启示

阐释学为历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启示。在认识论方面,阐释学扬弃了客观主义和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可能导致的历史终结论和历史虚无主义,一定程度上破解了长期以来争执不下的历史认识之争。阐释学的"前见""视域融合""效果历史"理论摒弃了客观主义史学对史实的崇拜,为历史研究的多元性和开放性提供了可能。"阐释学循环"理论意味着历史认知的实现是一个往复不断、永无休止的过程,有助于防止排他主义的独断论,确定了历史认知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辩证关系,保持了历史认知有限性与无限性之间的张力,为历史认知的不断推进提供了理论依据。如何立足当代中国历史研究的理论与实践,在坚持唯物史观的前提下努力汲取中西方阐释学的丰富资源,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阐释学,是当前中国历史学学术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     

论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

吕振羽是中国卓越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先后撰写过《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中国政治思想史》、《简明中国通史》、《中国民族简史》等著作。其中,《简明中国通史》也是吕振羽一生治史突出的代表作,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影响颇大。本文着重论析其中的史学思想、历史观点方法及其史学地位。不当之处,还望方家指正。     

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方法与路径的思考———学习毛泽东“古今中外法”札记

今年,全党、全国人民迎来了中国共产党九十华诞。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从"五四"时期李大钊等先驱人物撰著一批宏文以来,正好也经历了九十年,她的成长、壮大、发展、繁荣,与中国共产党的事业息息相关。九十年来一代又一代的马克思主义学人,始终以"革命性与科学性相结合"作为自己矢志追求的学术品格,把"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作为恪守不渝的研究指南,把发扬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创新作为治史方法的根本准则,将素称发达的中国历史学推向了新的发展阶段,并对中国革命和社会进步予以有力的推动。在新中国前十七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曾经受了一场严峻的考验,然而,"疾风知劲草",一批忠诚、正直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勇敢地挺身而出,抵制了教条主义的恶劣学风,捍卫了历史学的尊严和科学性。进入新世纪以来,广大史学工作者砸碎精神枷锁,冲破禁区,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勇于创新,迎来了学术园地百花盛开的大好局面。九十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成就和经验,尤其集中体现于理论上的创新和发展,并且对研究工作发挥了指导作用。值此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周年之际,认真总结以往理论的创造、方法、道路、价值等,对于正确认识我们所走过的道路和发展新世纪的史学,都是十分必要的工作。为此,本刊编辑部特邀请李根蟠教授等学者,分别撰写《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方法与路径的思考——读毛泽东"古今中外法"札记》、《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范文澜理论创造的风格》、《开放与吸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不竭动力》和《浅论"五朵金花"的理论成就和学术意义》等文章,提出了深入的思考和创新见解,以飨读者。     

陈支平著《民间文书与明清东南族商研究》评介

自傅衣凌先生首次运用福建农村的契约文书编成《福建省农村社会经济参考资料汇编》以来,对契约文书史料的运用逐渐得到历史学界的重视。而随着20世纪50年代以后徽州文书的大量发现,学者们对明清时期农村社会的土地关系、土地买卖,以及对商业、商人的研究也不断推进。秉承傅衣凌先生注重搜集民间资料、重视社会调查的治学之风,     

对“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观点的反思

对“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观点的反思袁吉富唯物史观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发展唯物史观的一条重要途径,无疑是与西方历史哲学对话,并对之作深入的分析和批判。迄今为止,西方历史哲学的发展已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集中于对历史本体的考察,第二阶段注意对...     

2006年中国近代史研究综述

本年度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新进展,主要表现为:在理论探讨上,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问题、历史虚无主义问题继续受到重视,市民社会、区域史、历史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亦展开了新的讨论。在方法和视角上,对具体问题的实证性研究、从社会史角度考察政治问题继续盛行;在领域拓展上,乡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概说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走过了90多年的历程。核心主题是揭示中国历史奥秘,阐明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及与世界历史发展规律性的关系。它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结果,但具有本土的学术根脉与源流,是对晚清新史学的超越与扬弃。走向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中国史学的基本脉络。它与中国革命史息息相关,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血脉相通,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紧紧相连,以"中国社会性质"为话语之源,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学术形态,以"史论结合"为基本方法,表现为"历史"与"逻辑"的高度一致。它实现了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的结合,第一次让中国历史显示出其内在的规律性,前所未有地探讨、研究、提出了一系列理论命题,极大地丰富、深化了历史认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了巨大的理论贡献,为中国史学引入了科学的思想方法与研究方法。     

充分发挥历史科学的社会功能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贵州省“史学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讨论会综述)

1987年5月23日,贵州省历史文献研究会,贵州省地方志编篡委员会办公室和贵州省史学会联合召开“史学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专题讨论会。从事历史教学,史学研究和地方志编篡工作的45位代表出席了会议,围绕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如何充分发挥历史科学的社会功能,开展正面教育,宣传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强国富民之本的历史必然性,把政治思想领域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深入持久地进行下去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而充分说理的讨论。与会代表的书面发言和讨论涉及了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历史撰述中的“古史”建构

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研究和撰写中国古史始于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重视考古材料,将实物史料与社会经济形态理论、传说记载相结合,从而致力于建立科学、可信、系统的中国"古史",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历史撰述中"古史"建构的主要特点。应对学术之需,关注时代主题,亦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古史建构的旨趣所在。在共同遵循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的基础上,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等人与郭沫若在古史分期等问题上有较大分歧,他们各自的古史撰述亦有特色,由此反映古史建构的多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