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时期广东统一币制政策探析

法币改革是国民政府为统一全国币制而实施的一项重要政策。1936年7月陈济棠下野后，中央与广东地方当局商定币制改革方案，计划逐步以国币取代毫券。全面抗战爆发后，广东地方当局不得不因应形势需要延用毫券，形成“券币并行”的货币格局。为推进白银国有政策，广东地方当局积极收买白银，但效果极其有限。在此背景下，毫券和国币先后遭受歧视、低折，券币比率急剧变动。为稳定货币金融市场，广东地方当局采取措施维持与调整券币比率，确立了“币主券辅”的货币关系。这说明法币政策的推行是一个艰难而曲折的历史进程，在战时信用危机之下，广东地方当局努力探索维持货币信用的路径，实现了形式特殊的地域性币制统一。     

抗战时期西南边疆币政与政治推进

国民政府基于抗战和加强中央集权的考量,自法币改革后,在西南边疆积极推行币政,以期实现其政治意图。一方面,基于共同目标与特定利益的考量,中央与地方当局发生多元互动的有效整合,加强了对西南地区的金融管理,将一直自成体系的西南金融圈纳入到中央金融体系,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其政治意图推进和边疆治理;另一方面,国民政府在西南边疆币政推行过程中,地方当局展开了不同程度的抵制,呈现博弈之另态,反映其经济整合之另一侧影。     

我国发行时间最短的“抗币”——惠农币

抗日战争期间,华中抗日根据地及其边缘地区主要流行三种货币:即国民政府发行的货币,简称为"法币";汪伪政府发行的货币,简称为"中储券";各抗日民主政府发行的货币,为了区别于前两种,简称为"抗币"。     

用陕苏区改制代用币

1914年5月31日,北洋政府财政部与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签订《整理广东纸币办法及拨用盐款合同》,规定由善后借款中整顿盐务费内拨出一百万英镑为准备金,由中国银行发行伍元特别券,用于收回广东辛亥革命时军政府发行加盖军政府戳记的原广东官钱局钞票和此后的粤省军政府军用钞票。中国银行广东伍元特别券在许多著作和资料中都说是大洋券,暂没见有实物(只见有民国二年版中国银行伍元券加盖“广东”样票),柏文则认为是“发行五元毫洋特别券”,并对民国二年版广东省银行伍元加盖“中国”和“毫洋”字样券是否为特别券持有疑义(插三上图1…     

上海银行公会与国民政府对日伪的货币金融战

日本发动对华侵略战争初期,试图通过速战速决。摧毁我国包括货币金融在内的经济体系,并在其占领区强行使用军票等。在其初步企图未能得逞后,从1938年起日本采取利用法币政策,先后通过建立伪银行等,发行联银券、华兴券、中储券,与法币等价行使,套取外汇,以打击、贬低法币的外汇比价,破坏法币币值。在1937年至1941年抵制日伪的货币金融破坏过程中。上海银行公会曾配合国民政府组织会员行拒绝使用伪满钞票、日本新金币等敌伪货币。银行公会还参与制订并组织遵行政府当局的金融政策、法规,在上海租界先后组织会员行拒绝参加敌伪金融机构,阻止联银券、华兴券、中储券的行使。这也引起日伪势力的仇视。尽管如此,上海银行公会参与抵制日本货币金融侵略,曾收到明显的效果,得到重庆国民政府的认可。     

三十年代前期浙江钱业风潮原因论析

三十年代前期,浙江接连发生钱业风潮,除了全国性一般原因如钱业自身弱点、世界经济危机、美国白银法案及国民政府废两改元、法币政策等财政经济政策影响外,还有浙江比较特殊的原因.中国蚕丝业的惨落和上海金融风潮直接引发了三十年代浙江的钱业风潮;浙江银行业自1927年以后的迅速发展、特别是1931年以后与整个经济不相协调的畸形发展,也是引发浙江钱业风潮的重要原因.     

“节约建国储蓄券”在四川及自贡地区推行发放记实

一、“节建储券”在四川推发的历史原因及具体实施情况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后,国民党南京政府及直属各大中央金融机构,先后移驻重庆。由于国民政府开支浩繁,币制混乱,法币发行额量逐年增加,票额面越发越大,造成货币的急剧贬值和物价的不断飞涨。截止1940年底,整个财政赤字的百分之八十,都靠发行钞票来弥补。     

江苏省农民银行的新记版纸币

1935年国民政府宣布实行法币政策,将货币发行集中在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和农民银行等国家银行。但因准备仓促,辅币发行严重不足,至使市面商品交易找零困难。因此,1936年国民政府又准许地方银行发行辅币券。江苏省农民银行作为江苏省的主要地方银行,财政部于1936年3月引日批准发行纸币。该行先后发行了徐州平市官钱局改版券、民国二十五年大业版辅币券、民国二十五年大东版辅币券、民国二十八年大东版一元券、民国二十九年裕兴版一元券。民国三十年大东版一元券。1941年10月,江苏省农民银行又发行了新版纸币。因为该版纸币是在新记印刷…     

新发现的徐州地方抗币

徐州市钱币学会编写《徐州纸币大观》,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档案中,新发现抗战时期萧县抗日民主政府的“萧县地方流通券”贰角伍分券和豫皖苏边区的“豫皖苏边地方银号”伍分券。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萧县地方流通券”档案中,国民党郾鲁苏豫皖边区战地党政委员会分会汤恩伯民国30年7月给国民政府财政部的战致财字第2502号“为检送骑二军查获奸党伪钞请查察由”代电称:“据本会何兼委员柱国世午宏精代电称……本军徐师在永城四五联保搜获……伪钞一包。据此用特随电检送奸党豫苏边地方银号伍分伪钞、伪萧县地方流通券二角五分与伍角者各二…     

国民政府法币改革中的英美日关系分析

在1935年国民政府的法币改革中,英、日、美三国在法币改革之前、法币改革中和法币改革后采取了各自不同的态度。不论他们对法币采取什么样的政策,说到底都是为了在法币改革中掌握对中国金融的领导权,从而实现本国利益在中国的最大化。它们在法币改革中的关系既是错综复杂的又是很微妙的。     

关于国家银行湘赣省分行票币有关版别的探述

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湘赣省分行(下简称“湘赣省分行”)成立以后,于1933年、1934年发行了多种面值的银币券。1933年发行有壹角券、贰角券、壹元券三种。1934年发行有拾枚券(铜元券)、伍分券、壹角券、壹元券四种。关于湘赣省分行的票币在印色与版别方面有值得探讨的地方。现将其壹角券、贰角券、壹元券在印色与版别方面的区别,探述如下:     

中央银行新疆省流通券——新疆钱币图说（五）

“中央银行新疆省流通券”是民国中央银行发行的三种地名券中的一种,另两种为“中央银行越南流通券”和“中央银行东北九省流通券”。“中央银行新疆省流通券”是1945年吴忠信主政新疆时,中央银行专为取缔新疆省银行发行的“省币”、统一新疆纸币发行权而印制发行的。5月25日,吴忠信利用在重庆参加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之便,与国民政府财政部次长鲁白纯商谈,决定俟新疆省预算确定后,自当年8月1日起新疆省银行停止发行纸币,改由中央银行印制发行“新疆省流通券”。该“流通券”由1944年1月4日开业的中央银行迪化分行发行,重庆中央印制厂制版,…     

法币改革时天津白银南运问题考释

1935年11月国民政府实施法币改革,以政府银行所发行的法币收换商业性金融机构的存银和流通中的现银,意图将全国白银集中上海纳入政府金融统制之下。天津华资金融业担心白银南运后华北发生金融风潮,反对白银南运,经过不断吁请,最终由另行设立的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天津分会就地保管;天津和华北当局为保持与国民政府交往中的话语权,力图维持华北金融的相对独立性,在法币政策一开始就实施查禁措施阻止白银南运。天津外商银行对白银南运或者就地移交并不在意,只关注能否达到利益最大化。最终经过各方博弈,受制于日本策动的"华北独立运动",南京政府也无力改变,导致数量众多的天津存银脱离南京国民政府的有效监管。     

中州币伍元券票样的新发现

中州农民银行币（简称中州币）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原解放区的本位币。它的发行对彻底摧垮中原地区国民党政府的经济控制,建立中原解放区财经体系,发展解放区农、工、商业及支援中原解放战争和大军渡江作战均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州币各种面额的票币已发现的计有23种。其中全中原区流通的有12种,各区（即加桐柏、江汉、陕南及“东”字版等）流通的有11种①。中州币先后有三个印制年份,即1946年、1948年、1949年。而1948年印制的票币大部分来印票号,只有后期印的伍元券与拾元券印有票币号码。关于1948年版中州币,现见有一张伍元券未见…     

淮上地方银号币之我见

淮上地方银号币是华中革命根据地的货币之一,存世实物仅见伍圆、拾圆和贰拾圆三种券别。其中伍圆券券幅155×56mm,面蓝色,上端为“淮上地方银号”和“流通券”名称,左石桥、村落、农田图景,右侧上方为面值,下方为“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印”;背桔黄,中间及四角各有“5”字纪值,右长城图景,下端有英文面值及“1945”年份。拾圆券是将“豫皖苏边地方银号”拾圆券上的“豫皖苏边地方银号”行名删去后,[第一段]     

北海银行鲁南分支机构发行的北海币

1942年,鲁南专署建立了北海银行分支机构鲁南办事处,后更名为鲁南支行,下辖五个县,隶属滨海分行,1944年7月升为鲁南分行(以下通称鲁南分支机构)。1943年,为驱逐法币、打击伪钞的货币斗争需要,鲁南分支机构开始发行北海币,直到1945年6月,鲁南、鲁中、滨海三区统一发行北海币,才停止单独发行。鲁南分支机构发行的北海币(辅币券除外)都是由总行代印。当时总行驻地滨海。1944年冬季,鲁南分行在平邑天宝区建立了自己的印钞厂。印钞厂规模很小,有四、五个人,石印机印刷,只印辅币券。钞版及原材料由总行提供。鲁南分支机构发行了多少种北海币无史料…     

抗战时期南京地区对敌货币斗争研究

货币斗争是经济金融战线重要的斗争形式之一。1937年12月,日伪占领南京后,大肆发行伪币,伪造中国货币,利用货币为武器干扰我方金融秩序,套取中国外汇,抢夺国统区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物资,妄图实现"以战养战"掠夺资源的目的。针对此情况,国民政府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政权及时开展针锋相对的货币斗争,推广法币及"抗币",抵制假币,保护人民财产,发展经济,保障部队供给。     

1948年财政部金融泄密案史料选

1948年8月21日上海大公报以“币制改革的事前迹象”一文揭示:有人在“币改”前夕利用内部消息,大量抛售股票。财政部的金融泄密事件被揭露,全国各大报纸争相刊登有关消息。因此案影响甚大,警察局、监察院均参与侦查。最终直接涉案人财政部资料室秘书陶启明和财政部秘书长徐百齐各被处刑7年,李国兰被处刑10个月,杜维屏被处刑8个月,杨淑瑶判刑7个月,而上交所监理员王鳌堂亦被撤职。本组史料选自国民政府财政部档案,基本反映了该案的经过,对研究国民政府的金融崩溃历史具有一定参考作用,现予公布。     

近二十年来法币改革研究综述

本文从币制改革的原因和条件、币制改革的意义和作用、币制改革与白银风潮的关系、币制改革与中国外交的关系、币制改革与通货膨胀的关系、法币与金圆券和银元券的比较研究等六个方面,以及其它个别的独特视角,对近二十年来中国大陆、港台、美国和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对1935年法币改革的研究做了一个较全面的综述,在肯定其成就的同时,指出了一些不足,并对以后的研究走向提出了一些建议。     

探究民国二十五年孙像布图一角币

正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三月,国民政府发布废两改元令,以银本位铸造条例正式开铸正面为孙中山先生五分左侧面身着中式服装像;背面为帆船在海中航行的壹圆银币。开始铸的币,背面帆船上方的天空上有三只飞鸟,右下方有太阳。后经修正,铸出删除了三鸟和太阳的帆船银币,其含银成色为88%。民国二十四年十一月,国民政府实施法币(法定的纸币)政策,货币改革计划相当于取消了中国的银本位。至民国二十五年一月,逐步停止铸造银币并将白银和银圆大量回收。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