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西学”:学科次第之论辩及其意义——略论晚清对“西学门径”的探讨

中国现代学科乃"援西入中"的产物,由此引出两方面问题:西方分科观念如何传入;中国本土如何接引。其复杂性在于,作为"传播者",其身份已决定了所谓"援西"是有高度选择性的,甚至不免迎合本土的知识架构;"接引者"也往往将外来知识纳入其所熟悉的知识架构,尤其致力于从中发现西学之"关键"。尽管来华西人对知识分科观念的传播也曾言及学科次第问题,然而所说之次第主要着眼于知识训练的阶梯,将学科定位于不同的研究领域。与之适成对照的是,晚清对西学分科观念的接纳,却往往从价值上致力于探索各学科之次第(后集中辨析"西学门径")。这些都构成晚清接纳西学重要的一环,也是审视中国现代学科的形成不可回避的问题。     

龚自珍论“六经”与“六艺”——传统学术知识分化的第一步

"中国近代知识转型"是近年来学界新兴的重要议题。欲探讨中国近代知识转型,除了分析近代西方科学式知识如何在中国建构之外,中国本身的转变绝对是不可忽略的议题。清代学术位居近代转折之关键,其学术特色与认知,代表前近代学者对传统学术及其发展之重要反思。本文就以晚清重要学者龚自珍为焦点,说明他如何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史观点,上溯《汉书.艺文志》,分判"六经"与"六艺",一则为经学的千年传统厘出一个统序,建立起经学学术史观;进而梳理出六艺的知识系统,并直接与乾嘉以降所新兴的专门之学分相属系,勾勒出六艺之学的专业分化。这个观察,不仅说明传统经学在前近代中国所呈现的分化情形,也展现出清儒对传统学术所作的初步知识层构。     

“国学”究竟指什么

<正>近年来,"国学"越来越热,围绕其所展开的讨论也越来越多。在晚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争论中,"国学"是"夷学"、"西学"等概念的对立面,这时它是个文化名词。在学制改革中,"国学"作为经、史、子、集"四部之学"的总     

晚清中国西学书籍的流通——略论《万国公法》及“公法”的“知识复制”

晚清西学知识的传播在“知识复制”上呈现出多种形态,是考察晚清书籍史需特别重视的环节。这襄期望结合《万国公法》及“公法”的“知识复制”,以揭示晚清西学书籍在流通上所展现的特质。通过各种“类书”、“提要”的方式对各种书籍进行选择,是晚清较为流行的方式,而书籍在多大程度上流通及被士人阅读,往往与斯时的价值取向有密切关联,在晚清不得不提及的即是科举改制的影响。此外,就知识传播来说,还不可忽略作为新型媒介的报章发挥的重要影响。对这些因素略加分析,对把握晚清中国西学知识的传播所呈现的特质,不无裨益。     

论近代方志学的渊源与转变

本文系统考察近代方志学渊源与转变的历史,认为发源于"编纂之学"的方志学理论,在近代方志转型的背景下,其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均有了新的变化;而受西学影响,"分科治学"大行其道,时人在修志实践中注重"科学方法"的应用,方志学重心亦由重视"编纂之学"向以"专门学问"为旨归转变,伴随着近代方志学学科体系的不断构建,方志学亦趋于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可以说,历代方志蕴藏了丰富的文化内涵,而对近代方志学渊源流变的考察,可以窥探方志学基本内涵衍化与发展的历史进程,从而为当前全国方志编修以及方志学学科建设,提供必要的历史借鉴和理论支撑。     

西方逻辑学传入过程中“辨学”与“辩学”概念的演变

在明末清初西方逻辑学首次传入中国的过程中,"辩学"和"辨学"被用于指称演绎逻辑或其部分内容,存在等同关系。逻辑学于晚清再次传入时被正式译作"辨学",意为辨析论说之学。在此之后,"辨学"作为logic的译名被"名学"、"论理学"取代,但这一概念在"西学中源"、"据西释中"的历史背景下开始包含有论辩之意,直至被与指称"中国逻辑"的"辩学"等同起来。"辨学"与"辩学"两概念之所以被等同,既有古代汉语两字通用、清末译名未能统一而以"辨学"翻译logic影响有限的因素,一定程度上也源于推动逻辑学传入和论证中国逻辑乃至中国哲学合法性的需要。     

近代中国“道”的转化

近代"西学"在士人心目中的确立,使中国传统的"道"被时空化。从以前相信"天不变,道亦不变",亦即"道一而已",到逐步承认"道出于二",进而衍化为以西学为基础的"道通为一"。在此三阶段中,"道"从普适于"天下"(即全人类)的大方向,缩小为中西学区分下的区域成分,并有"过时"之嫌,后再重新上升为"世界"通行的模式,然其内涵已面目全非。这一根本性的大转向,是近代这一特殊时代的特殊产物,非常值得梳理。     

西学、实学、博学——以广东博学馆名称为中心

<正>广东实学馆是为广东海防教育的发端,张之洞主政广东时将其改名为广东博学馆,它与广雅书院同为张之洞日后大力兴办新式教育的出发点。在晚清的历史语境下,实学的内容是来自西方的声光化电,几乎是西学的代名词,完全不同于传统的词章之学。而"博学"一词顾名思义就是广学,兼容西学中学。围绕着广东博学馆这一教育实体,西学、实学、博学的名称变化反映了近代国人的思想认识变化,而这种变化耐人寻味,发人深省。     

1886-1894年间近代科学在晚清知识分子中的影响--上海格致书院格致类课艺分析

1886-1894年间的格致书院课艺是晚清杰出知识分子学术活动的典范.其中格致类课艺反映了西方近代科学在晚清知识分子中的影响.本文就格致类课艺的参与人、具体科学内容和"中西格致异同"讨论三项内容进行分析,揭示出近代科学在晚清知识分子中具有广泛影响;晚清学者掌握部分科学内容;他们对近代科学规范(对象、方法与体系)已有深刻认识,并由此发生智力兴趣转移.其智力兴趣由庞杂的博物学转向分科化、系统化的近代科学,为中国近代科学家的分化奠定了基础.     

经典的没落与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提升

晚清以降,国势衰危,随着西力东侵、西学东渐,经典不再是士大夫发挥政治与文化理想的最高思想资源,"六经皆史"遂成为流行的时代思潮.本文主要联系晚清今古文经学之争与民国新史学家提出的"六经皆史料"的口号,扼要勾勒了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在晚清民国的影响与折变.从"六经皆史",到"夷六艺于古史",再到"六经皆史料",此说之备受关注,深刻地反映了中国近代经学的衰败及其主导地位被史学所取代,而经典自身不能不以"史料"的身份寄身于"史学"的历史命运.经典之权威地位的丧失与"六经皆史"说之提升齐头并进、恰成反悖而有密切的内在关系,尤为深刻地反映了时势的变动.     

接收而不接受--铁路知识的供给与刘锡鸿的选择

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方面,刘锡鸿都是晚清较早"接收"铁路知识的官员之一,但他却提出25条理由反对中国修筑铁路,从而以"不接受"铁路闻名于时。他的论据在于中国不具备兴办铁路的政治与社会环境,缺乏相应的经济与文化基础。对此,不能以"保守"简单定性,应当看到刘锡鸿对于西学知识的认真思考和理性抉择,进而理解近代国人在接收与接受西方事物方面的复杂性。     

晚清"古学复兴":中国旧学纳入近代新知体系之尝试

章太炎、刘师培等人在清末“保存国粹”、“复兴古学”的过程中,开始对中国古代学术进行初步整理,肇始了对中国学术遗产进行发掘、梳理、研究和整合之工作。以西方新知、新理、新法整理中国传统旧籍,发明中国旧学之新义,是晚清学术演进之必然趋势。以新知阐释旧学,以中学比附西学,以近代学科体系界定中国旧学,是晚清学者整理中国旧学之基本思路。正是在对中国传统学术不断进行整理和整合的过程中,中国传统学术开始转变其固有形态,逐步融入近代西学新知体系之中。     

明末至清前期西学的再认识

明末至清前期的"西学",有自身的核心关切、内在结构和话语系统。从当时的"西学"、"天学"、"性学"和"超性学"等概念的历史和内涵角度,来把握相关问题,能增进今人的理解。当时的西学,也存在助益近代性的因素和超越时空的文化蕴涵。前者主要表现为实证的"全球意识"的引入,随之而来的时空观念的变化,以及以演绎推理为主的逻辑方法的传导及其意义等方面;后者则可从当时创译并流传开来的大量新名词新概念的价值,或一些长期被遗忘的人文学科译著的内涵挖掘等方面,来加以解读。     

清末章太炎、梁启超学派之分合——以“新史学”为线索

在晚清学派意识强化和学术史构建的过程中,章太炎和梁启超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本文欲从1902年左右章、梁共商新史学的一段因缘切入,回溯清末十数年间,二入学派归属的分合。章、梁二人以革新旧史学为入口,确立近代学科观念和学术史意识的努力,固然以日本为中介,受到西学（主要是社会学和文明史学）的启发,也与西学观照下对传统学派资源的重新整合相关。太炎、任公在清末的学术交际,围绕着“新学”与“实学”、“孟学”与“苟学”、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经世致用之学与实事求是之学等诸多学派纷争,在往复交流的过程中,既互有出入,又交相影响,确立了现代中国文史之学的若干基本命题。     

民初国学研究中“科学”范式的变迁——一个概念史的考察

中国"科学"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晚清自日本输入后,就作为学术名词与传统学术的改造相伴相生。新文化运动时期,留美学生输入整体性"科学"概念,"科学"开始从一个宽泛的,以分科为特征的学术体系,向整体性的,以"科学方法和精神"为核心的思维方式转换,由此催生国学研究范式从"保存国粹"向"整理国故"过渡。两种范式之异点在于评判固有学术的价值标准发生转换,但于过渡之中亦可见晚清以来学术转型的内在统一性:学术改造以分科治学为起点,以"科学"为归属,注定这是一个与传统"分",与西学"合"的总体走向;近代学人大多是借用"科学"作为概念工具,试图在分科体系内妥善安置中西新旧,调和的主张一脉相承。     

“国学”究竟指什么

近年来,“国学”越来越热,围绕其所展开的讨论也越来越多。 在晚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争论中,“国学”是“夷学”、“西学”等概念的对立面,这时它是个文化名词。在学制改革中,“国学”作为经、史、子、集“四部之学”的总称,与从西方传来的文、理、法、商、工、农、医“七科之学”形成对立,这时它是个学科分类体系中的教育名词。     

李鸿章的轮船大招商

西方的坚船利炮不仅使近代中国遭遇"数千年未有之强敌",也使得"中国内江外流之利,几被洋人占尽",面对此"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李鸿章,这个背负卖国贼骂名的晚清重臣,站在时代的最前端,大声疾呼,"夫欲自强,必先裕饷,欲浚饷源,莫如振兴商务"!由此,开始了中国近代股份制民用企业的肇端——轮船大招商!     

近代佛学思想家杨文会

杨文会是近代著名佛学家,被日本学者誉为“中国佛教的中兴之祖”。他的思想对晚清思想界有着重大影响,梁启超曾说:“晚清所谓新学家,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而凡有真信仰者,率皈依文会”。     

《庄子·内篇》“真人”形象探微

"真人"作为庄子理想人格的画像,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是庄子思想的理想归宿。本文通过梳理《庄子·内篇》所见"真人"之"体""相""用",探究庄子"真人"形象的内涵与特质,藉此窥见庄学思想之真义。     

过渡时代的译才: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中国译员群体探析

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是近代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官方译书机构,集聚了多达50余人的中国译员群体。他们普遍热心西学且学有专长,其籍贯来源多集中于以江苏为核心的江南地区;除少数考有功名外,其多数出身于科举时代没有功名的普通知识分子;其教育背景新旧杂陈,接受洋务教育者居多。其群体构成反映了近代初期较早接触西学的新型知识分子的某些共同特征。在翻译西书过程中,他们积极参与书目选择、专业名词创设及"西译中述"方式的译书活动,在与西人合作下,完成大量高质量的西学作品翻译,对近代西学传播做出巨大贡献。他们是晚清翻译高潮中相当数量的中国译员群体的一个缩影,是被动开放的中国在急需引进西学而又缺乏人才情况下的过渡时代的译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