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六陵遗物综述

南宋六陵自绍兴元年始建孟后攒宫,历今已876年。元初遭盗毁,明洪武三年多有修复,各陵垒土墩、立碑、植封树,还敕建理宗顶骨碑及碑亭①。洪熙元年又局部"敬修陵寝"②。清初"诸陵仅存封树,唯孝、理二陵献殿三间,缭以周垣"     

浙江绍兴宋六陵陵园遗址2018年考古发掘简报

绍兴市宋六陵为北宋徽宗及南宋高宗至度宗等的陵墓所在,后代习称为宋六陵.2018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大范围勘探的基础上,发掘了一号陵园遗址,揭示了该遗址的中轴线建筑布局和垣墙范围,探明了石藏墓室的具体位置与规模,基本判定该遗址为南宋某座帝陵的上宫或后陵的基址.此次发掘为全面了解南宋帝陵陵园的整体布局与各陵上下宫的形制提供了重要依据.     

南宋帝陵攒宫的形制布局

南宋帝陵攒宫的形制独数一帜,由于其遗迹无存,故历来都以南宋周必大《思陵录》为主要研究依据。本文作者据此并结合已有的研究成果,对南宋各帝陵攒宫的相对方位、攒宫选址的风水理念、攒宫的构成要素与下宫的方位、上宫和下宫的形制及规模等,进行了再次研究,提出了一些新见解。此外,通过比较研究,作者又阐述了南宋攒宫与北宋帝陵的营陵理念和陵寝规制一脉相承的关系,并进而指出南宋攒宫的形制和新出现的构成要素对明陵的形制布局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南宋六陵诸攒宫方位的复原意见

南宋六陵位于绍兴县富盛镇赵家岙宝山南麓(今"绍兴县茶场"内),北为宝山(雾连山),南为新妇尖,中为山丘起伏的谷地,因时有土地平整,今两山间较平坦。南宋时期这里营建了七帝、七后攒宫,形成了规模可观的陵区。     

唐兴宁陵调查记

1977年12月,咸阳市博物馆在规划唐兴宁陵保护范围的同时,对该陵进行了调查。现将调查获得的资料整理如下。唐兴宁陵,又名唐代祖元皇陵,是唐高祖李渊的父亲李晒之墓,位于咸阳市红旗公社后排村的北原上,即咸阳原二阶台地上。《咸阳县志》记载:"代祖元皇陵,在县东三十五华里,坐落萧城村正南三里,名兴宁陵。"《关中胜迹图志》引《长安志》云:代祖元皇帝兴宁陵,"在五云多,周二里"。萧城村即今咸阳市韩家湾公社怡魏村,此地是汉高祖长陵所在地,长陵城传说为萧何所筑,故俗呼萧城,因而此村又称萧城村。兴宁陵除封土外,陵园范围内均已成为耕地,现在地面上不能辨别其周长。此陵距二道原     

关于镇江花山湾古城建造年代问题的探究

关于花山湾古城,历来争议不断。但根据历代文献的记载,结合1984年、1991年、2010年三次考古发掘的结果,可以大致理清这一地区城市发展的沿革。经过分析,推断花山湾古城与"晋陵罗城"的称谓无关,也非由郗鉴、王恭所筑,而是晚唐时期周宝所筑的罗城。这座城在北宋经过了加筑,南宋时已不见城垣。     

十年心血 千手成志——《常州市志(1986—2010)》编纂始末

正一常州是著名的"方志之乡",修志传统悠久。自南朝《毗陵记》至清光绪《武阳志余》,先后编印郡(府)县志26部,其中南宋咸淳《毗陵志》是我国稀有的古志之一;常州还出现过洪亮吉、李兆洛、孙星衍等颇负盛名的方志大家。清代常州曾有200多人在全国各地主持或参与修志。20世纪80年代,常州首轮修志在全国少有地采取"自下而上,三级修志"的方式,先后编纂出版市县、行业(部门)、基层志书500多部,成为修志成果最丰硕的城市之     

辽朝奉陵邑初探

辽朝吸收中原陵寝制度基础上设置奉陵邑以对陵寝进行管理,共有祖州、怀州、显州、乾州、庆州5个奉陵邑。奉陵邑规模宏大,城内宫殿、寺庙、官署等主体建筑完备,凸显其较高政治地位与作用。奉陵邑官员由奉陵官与州县官组成,直接向皇家机构负责。辽朝奉陵邑的出现一方面可视为契丹族生产与生活方式转变之表现,另一方面亦为统治者"因俗而治"治国理念之结果。     

胡世将行实与著述考

胡世将,两宋之际名臣,金石家,书法家,南宋初期川陕前线抗金统帅。其词作《酹江月》作于川陕戍边时,生平行实尚无专文论及。兹勾稽史乘,利用《毗陵胡氏宗谱》以及子书、别集等,对胡世将生卒年、生平行实、著述等进行考证。     

陆游：一生都在做一个梦

陆游作为南宋著名诗人,其诗歌量多质高,成就彪炳史册,被誉为南宋“中兴四大家”之首．历代推崇不已。同时代的朱熹赞他：“放翁老笔尤健,在今当推为第一流”;刘克庄说：“放翁记问足以贯通,力量足以驱使,才思足以发越,气魄足以陵暴,南渡而后,故当为一大宗”;清代诗评家沈德潜评价说：“放翁七言律对仗工整,使事熨贴,当时无与比埒”。但无论评价多高,大家无一例外地都是从文学创作的角度审视他。     

唐恭陵调查纪要

河南省堰师县缑氏公社滹沱村村南景山上,有唐高宗太子李宏(《新唐书》作弘,今从碑文作宏——下同)墓,俗称"太子冢"。按《新唐书·列传第六》及墓前高宗所撰《唐孝敬皇帝睿德纪》碑文,均称李宏为"孝敬皇帝";其墓虽为太子墓,而陵墓规制"尽用天子礼",墓号"恭陵"。因此,在唐王朝十八陵之外,尚应有此一陵待记。 1963年恭陵被公布为河南省第一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有关陵墓规制及陵前石刻未见公开报道,因此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1983年,河南省洛阳地市区划进行调整,原属洛阳地区之偃师、孟津、新安三县划归洛阳市。11月下旬,洛阳市文化局、洛阳市文物管理处等单位对三县文物现状进行了调查,偃师的恭陵是这次调查的主要对象之一。现就恭陵调查所及,记述如次。     

汉武帝茂陵“次冢”名位辨

汉武帝茂陵东北部的"次冢"因其位置在大陵园之内,按规定,只有级别较高的皇帝嫔妃才能够入葬此处,故其绝非世传的董仲舒之墓。汉武帝因厚葬早逝的宠妃李夫人,有可能让其使用了原为皇后修建的陵墓,因此,"次冢"或为重新规划修建的皇后陵,其旁侧的墓葬也许是地位较高的嫔妃之墓。     

南宋宫钱初探

南宋宫钱初探罗雅萍我国古代钱币种类繁多,除了参与流通的正用钱外,尚有各类非正用钱,其中,尤以宫＊钱的铸造最为精美,是专为皇宫所需而特铸的。宋代延续前朝的习俗,大量铸造金银钱。南＊宋时有人发掘徽、钦、高、孝、光五帝陵和孟、韦、吴、谢四后陵,发现金钱上万...     

松赞干布、赤松德赞陵调查记

1985年8月,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普查队对吐蕃松赞干布陵和赤松德赞陵进行了调查。现将调查所获简报如下。松赞干布陵(封二:1),又名“红陵”,位于穷结县城西南的穷结河岸边,即藏王墓地的西北角。《贤者喜宴》云:松赞干布陵“在雅隆穷布境内”。《档木措》又载:松赞干布陵“在穷普下游”。以上两地名都指现在的穷结。松赞干布陵上有一“红庙”,属宁玛派著名的热巴坚·尼玛沃色(1124—1192年)时期所建。松赞干布陵除封土外,陵园范围内小部分已被水冲成河流,大部分成为耕地,现在地面上不能辨其周长。该墓位于孙芒松芒赞陵的北边,一线排列,     

宋代皇陵制度研究

宋代皇陵布局仿唐而规模逊之,在封土为陵、帝后异穴合葬等方面又拟汉制,没有太多的创新。从总体上看,宋代是中国古代陵寝制度的徘徊发展时期。本世纪初日本人关野贞曾到巩县考察宋陵,撰有《支那的建筑艺术》,收入他与常盘大定合著的《支那文化史迹》中。关野的调查非常粗疏,舛错颇多,如以永厚陵为永熙陵等,实难征信。本世纪30年代,陈仲篪先生对绍兴南宋永思陵     

前蜀王建周皇后墓略考

“后陵永庆院在成都大西门外不及一里,盖王建墓也,有二石幢,犹当时物。又有太后墓,琢石为人马甚伟。”此为南宋诗人陆游寓居成都期间,所作的《剑南诗稿》卷八《后陵》诗序。诗序中所谓“在成都大西门外不及一里,盖王建墓也”,即指1942年发掘于成都西北处的永陵（俗称王建墓）。而诗序中提到的“太后墓”究竟是谁的墓,它又在何处呢？     

唐代陵户问题考论

唐玄宗在开元十七年拜谒定陵、献陵、昭陵、乾陵四陵后,为每陵设置三千户百姓供役。三千户实即六乡百姓,属于专门服务特定帝陵的奉陵户,其中包含了"四百人"或"三百人"的陵户。陵户由诸陵署管理,从事守卫、洒扫和筑坟等日常劳作,免除课役;而其他奉陵户则被州县征派,服杂徭力役,但蠲免陵寝之外的其他正役与杂徭。唐代陵户身份并非以开元十七年为界分为贱民与良人,谒五陵大赦诏中的陵户放良仅针对五陵中贱民身份的官户,不具有普遍性。事实上,贱民身份的官户与百姓良人一直都是唐代陵户的组成部分。随着中唐以后役制的变迁,陵户在国家管理层面一度失去役的特征,但地方实际用役逐步恢复了陵户的职役本质。总体上看,唐代陵户问题凸显了唐代役制的复杂性和唐宋役制变迁的整体趋势。     

南京祖堂山南唐3号墓考古发掘的主要收获及认识

祖堂山南唐3号墓位于顺陵西北约100米的南唐陵园西墙之内,其砖室平面呈"中"字形,由甬道、墓室、耳室等部分构成。尽管墓葬早年多次遭盗扰,但仍出土银、玉石等质地遗物40余件。根据墓葬规模、形制、出土遗物的特点以及墓葬在陵园内的位置、遗骸鉴定结果等,墓葬时代应为南唐,墓主极有可能是南唐后主李煜昭惠国后周氏,陵号懿陵。该墓是20世纪50年代初南唐二陵发掘后祖堂山南唐陵区的最重要考古发现。     

咸阳原三座秦陵墓主考

本文从"惠文王葬公陵""武王葬永陵""孝文王葬寿陵"的陵名着手,结合《汉书》"永陵亭部"、"寿陵亭部"等记载,确认孝文王寿陵在咸阳原上,通过秦王陵与西汉后四陵之间距离测定,永陵为"周王陵"和司家庄秦陵二者之一。根据司家庄秦陵园陪葬墓、建筑基址(闫家寨考古发掘)出土随葬品年代等判定该陵主为秦武王,严家沟秦陵、"周王陵"分别为惠文王公陵、孝文王寿陵。     

秦“封陵津印”考——兼论风陵渡之得名

秦"封陵津印",为新公布的秦代津渡用印,与黄河著名津渡风陵渡颇有关联。关于风陵渡之名,戴延之《西征记》云有风后女娲之墓,故称"风陵",然此本是晋以后附会的说法,不足为信。"封陵津印"之发现,则可证实秦时已有封陵津。《史记·秦本纪》、睡虎地秦墓竹简《编年纪》均载封陵,为魏国故地。而文献所载封陵与风陵渡位置,大致重合。又因"风"、"封"二字均属帮纽,古音可通,《宋书》载"封陵堆",《魏书》作"风陵堆",可证封陵、风陵至中古时期本可通假,故二地虽属异名,实本当一处。今以"封陵津印"为新证,则风陵津其名的真正来源,当出自至少在秦时已有的封陵津,远承魏国之封陵故名。而风陵为女娲之陵的说法,则本属典型之层累古史,由是推出的关于女娲墓的种种考证,皆不足为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