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复初期台湾国语运动的开展及其社会影响

台湾的光复,不仅仅要在政治上使之重新归入中国的行政版图,同时亦要在民族思想、语言和文字书写方式上重新“再中国化”.南京国民政府在台湾所开展的国语运动,即是要通过中国语文的“复员”而达到“去日本化”和重塑“国民”的目的.台省国语运动的开展,推进了战后台湾的文化重建和现代民族国家认同的建构,这一运动亦是国民政府加强自身在台湾的统治力和控制民众思想的重要策略.这一时期的国语运动受台湾时局影响较大,与此同时,这场运动的起伏变化亦反映了光复初期台湾政治和社会心理的复杂面相,并对现代台湾政治产生了一定影响.     

觉醒前的狂热──论“公理战胜”和“劳工神圣”两个口号

觉醒前的狂热──论“公理战胜”和“劳工神圣”两个口号李永昌１９１９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人民的最终觉醒，从此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因而这个运动以其划时代的意义而载入史册。但是就在这个民族大觉醒的前夜，中国人民曾经经历了一个极短暂的历史狂热时...     

解放战争时期内蒙古民族运动的发展

解放战争时期,内蒙古民族解放运动迎来了前所未有的高涨,民族运动伴随着阶级斗争共同推动内蒙古近代历史的发展。在这个阶段,内蒙古民族运动在两个中国的命运、革命和反革命之间的决战中出现,并就“进步”和“落后”接受着历史的考验。衡量民族运动的根本尺度,是否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出发点。中国共产党经过不断的理论探索和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实践,基本上形成了自己的民族政策体系,对日后新中国民族政策体系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被压迫民族联合会与越南革命者

大革命时期在广州成立的“被压迫民族联合会”是亚洲国家被压迫民族革命者所组织的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统一战线组织。该会对朝鲜、缅甸、印度、越南、印尼和中国等国的革命运动都产生积极影响。推动了亚洲民族解放运动,并支持了欧洲的工人运动。越南革     

解放战争时期内蒙古民族运动的发展

解放战争时期,内蒙古民族解放运动迎来了前所未有的高涨,民族运动伴随着阶级斗争共同推动内蒙古近代历史的发展。在这个阶段,内蒙古民族运动在两个中国的命运、革命和反革命之间的决战中出现,并就“进步”和“落后”接受着历史的考验。衡量民族运动的根本尺度,是否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出发点。中国共产党经过不断的理论探索和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实践,基本上形成了自己的民族政策体系,对日后新中国民族政策体系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930年代中国农村合作运动讨论中的“商资归农”问题——以《大公报》社评及其所刊文章为素材的一个考察

20世纪30年代,随着中国农村复兴运动的高涨,农村合作实践中出现大量商资归农现象,并由此推动中国农村合作运动进入“极盛时期”或“农业合作社数量猛进和性质有所变更时期”。这一现象不仅为中国合作运动史上之新鲜事物。亦为“中国独有之现象”,故在社会各界特别是知识界引发了一场关于“商资流入农村问题”或商资归农利弊关系的讨论。而当时重要的新闻媒体天津《大公报》或发表社论及报道或刊发有关人士对这一问题的评论文章,积极参与了这一理论与实践问题的探讨。其讨论的目的在于为中国农村合作事业寻找一条可行之路,并以此复兴农村、振兴民族。不过,由于这场讨论本身是“社会失序时期”理论界的一种反映,所以有时人曾讥讽其为“合作者不合作”。     

论梁启超的民族观

梁启超是中国运用近代观念和方法系统研究民族关系历史的第一人。他率先将“民族”一词引入中国思想界并在近代中国最早赋予“民族”一词以科学含义。梁氏关于中华民族自始即为多元结合的创见,具有重大的科学价值和现实意义。其动态的可变的民族观,使他摒弃了封建正统史观和大汉族主义偏见,将国内各民族置于平等地位。他极其重视民族化合对推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学术文化发展乃至整个文明发达进步的伟大作用,并将各民族融合史视为中国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在中国史学上是第一回。     

毛泽东与广播体操运动

近现代中国,“身体变革”成为早期启蒙思想家应对内忧外患的一种诉求。他们大都将新民的身体建构视为解决国难的根本之道。而为了应对新中国初建所面对的压力和困难．在毛泽东时代再次兴起了一场强健身体运动,即广播体操运动。毛泽东以“体”为基础的新民观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从此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激化,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矛盾一起爆发出来。毛泽东就成长于这样的时代环境中,目睹了国家的贫弱与民众的知识缺乏、智力低下、乃至精神沦落。通过阅读梁启超的《新民说》,毛泽东确立了自己救国救民道路的起点。他非常认同梁启超对中国陷入危亡的分析．并认为相较于最腐败的政府而言。最弱散的国民是更根本的原因,于是提倡“新民”以复兴民族。他说：“国民全体是以国民个人做基础,国民个人不健全,国民全体当然无健全之望。”即认为“新民”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基础。毛泽东早期的新民观主要受梁启超的影响。     

浅论中华传统文化对太极拳运动的内在影响

本文论述了太极拳运动中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因素,包括“老子思想”、“儒家学说”、中华民族传统丈化之《易》学、中国古典哲理“太极阴阳学说”、以及“兵家学说”,阐述了这些优秀民族传统文化对太极拳运动的拳术理论、战术、技术、练习方法和修养生心等所产生的内在影响。     

亚齐民族分离主义运动述评

亚齐民族分离主义运动是印尼诸多民族问题中的一部分。本文通过对亚齐民族分离主义运动的产生、发展等问题的研究,认为亚齐民族分离主义运动的出现,是印尼不同地区和不同民族之间在“中心”与“边缘”关系上存在着的社会经济差异与发展的不均衡造成的。深入研究这一问题有助于认识东南亚地区的民族问题。     

维新志士——林旭

19世纪后期的中国,由于帝国主义侵略者无止境的侵略,加深了中国社会的矛盾,各种不平等条约的签定。激起了人民大众的强烈反抗情绪,在严重的民族危机和阶级矛盾的刺激下,1898年的中国开展了一次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政治改良运动——“戊戌变法”。福州人林旭在这一运动中,直接参与新政、发表言论、鼓吹宣传维新变法思想,为维新变法运动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和牺牲。     

苗文化飞向海外

1989年夏．应“四国艺术节”的邀请。我率领以苗族青年为主组成的“中国贵州民族文化代表团”赴美步加华盛顿州建州100周年庆祝活动。应邀参加的还有日本、苏联和联邦德国。我与这个艺术节负责人唐·汉米尔顿认识是头一年的事。1988年夏天，我们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办。“贵州酒文化展览”和“贵州蜡染文化展览”。一天，曾多次到过贵州的中国对外文物展览公司摄影师樊申炎女士。带汉米尔顿前来参观。看完展览，他口头邀请找去美国考察，筹备在美国举办贵州民族文化展览。我告诉他，过几天、配有民族歌舞表演的“贵州民族节日文化展览”’将…     

文史摘

卢作孚在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中的历史地位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中,卢作孚是我国最早从“现代化”和“都市化”的视角思考乡村建设,并取得突出成就的人。他所开创的“民生———乡村现代化”模式以梁漱滨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所从事的“教育———乡村社会改造”模式相比具有不同的价值。卢作孚和梁漱滨一样是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中具有模式意义上的两大代表人物。(郭剑鸣文,《四川大学学报》,2003.5)儒家民族观与十六国北朝的民族融合提起“用夏变夷”,近年来多为学人指责,其实儒家的这一民族观并非任何时候都是狭隘的,应受批判的。因为其与“协和…     

中国认同：边疆民族与内地民族“统一性”研究

<正>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1))中国历史上的“中国”认同就体现了这样的统一性。如果我们认真翻阅史料就会看到，中国古代无论是边疆民族及其政权还是内地民族及其政权，无论是在民族政权并立时期还是统一时期，都具有“中国”认同意识。边疆民族和内地民族的这种“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各族逐步凝聚在一起，     

《新史学》之后——1929年的中国历史学界

梁启超在 1 90 2年就写出了《新史学》 ,但是中国历史学的根本变化却出现在二十多年之后。本文以 1 92 9年为例 ,叙述那个时代中国历史学界的新变。一方面西方历史学理论和方法大量引入中国 ,历史学家关注的领域已经从汉族中国扩展到四裔甚至世界 ,“新史学”正在日渐试图成为“科学”并与西方“接轨” ;但是另一方面 ,在历史学界种种动向与争论的背后也隐藏了另一个问题 ,即什么才是“中国”的“新史学” ,这一新的问题引起历史学界关于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科学取向与民族认同之间的紧张与焦虑 ,并一直延续至今。     

毛泽东与社教运动

80年代，邓小平领导全党全国人民重新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开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使中国经济迅速发展起来。在60年代，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毛泽东也进行了探索，并在全国开展了声势浩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遗憾的是，这个运动是在“左”的指导思想下进行的，实质上成了阶级斗争的教育运动。运动的结果，非但未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相反却走上了“文化大革命”的歧途。     

1959—1965年中国工业企业“比学赶帮”运动再探讨

1959—1965年中国工业企业的“比学赶帮”运动是一项具有重要影响的全国性群众生产运动。运动的方针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由“多快好省”转向“质量第一”。运动开展了两次：第一次由中央下发指示，即自上而下地开展；第二次则是在央地互动之下，由地方经验推广至全国，即自下而上地开展。运动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既有效发挥了地方政府、工业企业、广大职工的积极性，也在严峻复杂的环境中提振了中国经济，同时还树立了“质量第一”的发展思想。     

晏阳初与卢作孚的交情

晏阳初和卢作孚都是20世纪享誉中围乃至世界的杰出人物,一个是毛泽东1938年在延安评价的“以宗教家的精神努力平教运动,深致敬佩”的平民教育家,一个是毛泽东在50年代初将其与张之洞、张謇、范旭东并列,誉为发展我国民族T业不能忘记的四位实业家之一,搞交通运输的“中国船王”。     

中国“红太阳”思潮的演变

从20世纪40年代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是“红太阳”思潮的酝酿形成阶段,其显著标志是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得以最终确定和歌曲《东方红》编成并开始在民众中传唱。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前,是“红太阳”思潮的演进或曲折发展阶段。这一阶段“红太阳”思潮迅速扩展到除台湾、香港、澳门等少数未解放地区外的全国范围内,并在全国各民族各阶层各领域中持续发展。“大跃进”运动前这一思潮长期处于较低缓的发展时期,“大跃进”运动、“反修防修”运动和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的活动对思潮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进作用。     

牢记“造神运动“教训(连载一)

新华社资深记者戴煌《牢记“造神运动”教训》一文，在充分肯定毛泽东历史功绩的前提下，以大量的史实，痛陈愈演愈烈及至登峰造极的“造神运动”并随之而来的“反右”、“大跃进”、“文革”等“左”的灾难，给人民的利益和共和国的事业造成的损失，从而证实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路线及邓小平要坚决反“左”理论的正确。黄钟大吕之作，令人掩卷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