府院之争与1918年西北鼠疫防控

学界对北洋政府在1917—1918年鼠疫防控中的制度建设和山西阎锡山高效防疫动员给予很高评价。但由于对北洋政府应对疫情政治背景和实践逻辑缺乏整体把握,依然解释不清为何这次鼠疫最终仍演变成一场全国性重大疫情。实则,根本原因在于府院之争搅乱了防疫布局。丰镇骚动爆发后,丰镇防疫由何守仁负责,而伍连德则从丰镇调往绥远。但因伍连德并未接受这个安排,北洋政府又不得不增派全绍清到绥远防疫。直到2月中旬全绍清抵达绥远,北洋政府才开始从源头实施疫情防控。因此,有必要重新审视府院之争与西北鼠疫防控之间的复杂关系。     

全民动员:南京市解放初期的卫生防疫

南京市解放初期,全面贯彻中央制定的"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三大卫生工作方针,并根据中央卫生部及华东军政委员会卫生部的指示,稳步推进城市卫生防疫体制机制建设,增强了南京市的卫生防疫力量.在卫生防疫机制运行中,南京市全面贯彻全民动员、全民防疫的理念,广泛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充分调动社会资源,切实提高城市的卫生防疫能力,在疫病防控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卫生环境与城市面貌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南京市解放初期的卫生防疫实践充分证明,全民动员是人类战胜疫病的重要武器,也是疫情防控的有效路径.     

我为抗击疫情奉献一份力

正我是鄢军,现任汉阳区科协主席,民建汉阳区工委主委,武汉市政协委员。抗疫战役打响后,我按照区防疫指挥部的要求下沉社区疫情防控一线,以实际行动落实习总书记关于"把疫情防控工作作为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来抓"的重要指示,当好疫情防控的"战斗员",科学防疫的"宣传员",社情民意的"收集员",社会服务的"协调员",迎难而上,履职担当,坚守抗疫一线,为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做好疫情防控的"战斗员"社区是疫情防控的第一线。     

1950-1952年重庆防疫网的构建

1950-1952年,受环境卫生条件和湿热气候的双重影响,各类突发性疫病在重庆交相肆虐,使民众的生命健康受到严重威胁,进而引发社会恐慌.在此情况下,党和人民政府始终把人民的生命健康放在首位,坚持走群众路线,充分发挥组织动员优势,在构建防疫网的过程中,将突发性疫病防治与社会改造、民主建政等中心任务相结合,既成功遏制了突发性疫病在重庆的蔓延和流行,为广大民众构建起生命健康的安全屏障,又使党和人民政府获得了民众的高度认可.解放之初重庆的防疫实践,为新时代疫情防控工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     

近代北京疫病防治机制的演变

清末民初,北京的疫病防治经历了较大转变,这不仅得益于为应对疫情设立的各类防治机构,而且得益于日常性疫病防治机制的设立。清末,新成立的警察机构在沿袭传统应对疫病办法的基础上,开始采用宣传疫病知识和推广种痘的方式对抗疫病。民国时期,传染病医院开办后,京师警察厅建立起一套以该院为核心的疫病防治制度,应对突发性疫病。与此同时,新设的中央防疫处致力于研制各类疫苗,为推行注射疫苗预防疫病提供技术性保障。自1934年起,北平市卫生行政机构开始以运动的形式,大规模推行预防疫苗注射,开启了以预防医学为指导的疫病防治新制度。基于上述两种制度,北平形成疫病防治机制,在应对天花、霍乱以及猩红热等地方性传染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雷山县:应对疫情防控没有旁观者

正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在抗击疫情的关键时期,雷山县各级领导干部、爱心企业、团体及个人纷纷投入应对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做到有人出人、有力出力、有钱出钱,形成了"群防群控、众志成城战疫情"的工作格局。     

漫说我国古代的分餐饮食

正2020年新春,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在各地蔓延。"封城封村"、交通管控相继开始,城乡居民宅在家中防疫抗疫,人们的生活方式也由此发生改变。疫情非常时期,不聚餐、不聚会,是做好疫情防控的关键,而分餐饮食也成了一种减少病毒传播的日渐受推崇的饮食方式。其实,分餐饮食并不是什么社会新潮,早在2000多年以前,古人就懂得分餐饮食了。     

媒介视域中的疫情防控——以1910—1911年东北鼠疫为例

媒介作为记录日常生活、关注突发事件的重要载体,其所刊发的文字以及图像资料成为后人认识、了解和研究历史的重要文本.1910—1911年在中国东北地区发生的鼠疫是20世纪初中国乃至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鼠疫,前后持续了6个多月,波及大半个中国,死亡人数众多,给清廷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清末报刊媒体的新闻报道、评论不仅为时人及时了解疫情的发生、发展情况提供了便利,而且反映出疫情防控等重要讯息.人们借助媒体报道,对此次鼠疫传播、防疫卫所设立以及救治等情况有所了解,切实感受到了此次疫情传播的广泛与危害,从而认识到了疫情防控的重要性.因此,透过报刊媒体呈现的原始文字,可以从媒体的角度进行解析,从而扩展研究视野,加深对东北乃至中国鼠疫及其疫情防控的研究,为当今以及未来防控疫情提供借鉴.     

余渐富:爱心助力抗疫,慈善造福于民

正"这次疫情比较严峻,我们应该尽到自己的责任,为疫情防控做点力所能及的事,众人拾柴火焰高,我们一定能助力打赢防疫攻坚战。"面对来势汹汹的新冠肺炎疫情,南翔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安徽省政协常委余渐富第一时间响应各级党委和政府号召,体现出一如既往的责任担当。2月初,在疫情日益严峻、     

黑龙江省大事记（2021年1月）

<正>2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张庆伟主持召开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第三十次会议,研究部署应对黑河市疫情工作,进一步部署全省疫情防控工作。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成员陈海波、李海涛、张雨浦、王兆力、贾玉梅、孙东生、徐建国、李毅出席会议。     

抗战时期华北根据地的卫生防疫工作述论

抗战时期华北根据地疾疫流行广泛,疟疾、痢疾、伤寒、麻疹和流行性感冒等尤为严重。边区政府和军队从"一切为了战争胜利"的目的出发,积极建立各级卫生组织,颁布卫生防疫法规,开展积极的卫生防疫宣传和广泛的群众性卫生运动,切实实施包括组建各种医疗组和卫生防疫队、帮助各级政权训练卫生防疫人员、协助地方卫生工作、充分发挥中医中药的作用等各种卫生防疫办法,不仅有效地预防和控制了各种疾疫的流行,巩固了根据地的社会稳定,而且转变了根据地民众的卫生观念,破除了根据地民众落后的封建迷信思想,增进了广大民众对边区政府和军队普遍的政治认同,为其后的卫生防疫工作尤其是新中国的疾疫救治和卫生防疫体系的建立提供了丰富的经验。     

1959年全国急性传染病学术会议的历史考察

1959年5月,为适应防疫的需要并迎接新中国成立10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和中华医学会在北京联合召开了全国急性传染病学术会议。会议贯彻中西医结合的卫生工作方针,结合时代发展需要,交流并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医学界在防治急性传染病方面取得的成功经验,制定了8种急性传染病防治方案,对此后的传染病防治和研究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此次会议既为当代中国防疫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同时也在我国医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The changing shape of island epidemics: historical trends in Icelandic infectious disease waves, 1902–1988

Iceland's centuries-long history of epidemics with its unusually complete disease records has attracted study from several disciplines. But detailed spatial data of particular interest to historical geographers date only from 1895 and were consistently maintained for about a century thereafter. Within this period, this paper concentrates on morbidity records of reported cases of infectious diseases for an 87-year window which was open between 1902 and 1988. In this time slice, spatially detailed data for seven demographically important infectious diseases allow the geography of 131 discrete epidemic waves with a recorded total of 529,000 cases to be tracked. Changes in the behaviour of the seven diseases over the period are analyzed and related to both epidemiological theory and to the changing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the island. The paper complements earlier Icelandic work by the authors on the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single diseases (measles, influenza and poliomyelitis) by extending the range of diseases, and by considering their common spatial behaviour and their interrelationships.     

Epidemic temporalities: A concise literature review

How do individuals and institutions make sense of epidemics in time, before, during and after outbreaks? This concise review follows a linear chronology of outbreak ‘events’ to explore debates in medical anthropology on epidemic temporalities. It excavates key notions relating to the technologies, imaginary and governance of epidemic anticipation, epidemic emergency and epidemic aftermaths. Building upon ethnographic works which depict how epidemic temporalities are constructed, and how they travel and affect social life, it argues that they are an integral component of the evental construction of epidemics.     

新冠肺炎疫情下社区活动的地方秩序变化：北京双井案例

新冠肺炎疫情对居民日常活动与社区治理带来巨大挑战。本文从新时间地理学企划和活动的地方秩序概念出发,基于北京双井街道社区工作者在疫情不同时期的活动日志和深度访谈以及社区报纸《今日双井》等多源数据,分析社工工作活动的时空特征变化,社区地方秩序的变化及其对居民日常活动的影响。研究发现,疫情不同阶段社区组织企划明显调整,社工工作时间延长且规律性被打破,工作地点由室内转向室外,工作活动更加多元化、破碎化;社工、居民、物业、周边商铺等社区生活圈中多元主体互动加强。本研究对后疫情时代社区生活圈服务与治理优化提升有重要意义,也丰富了新时间地理学对社区生活圈中个体与组织互动、多行为主体互动过程的解读。     

对玉树地震灾后卫生防疫工作的思考

2010年4月14日,玉树发生了7.1级强烈大地震,震中距人口密集城镇近,破坏力强。玉树是条件艰苦、环境恶劣、传染病多发地区,为确保大灾之后无大疫,国家、青海省、玉树州、玉树县迅速成立了相应的卫生防疫组,启动了自然灾害卫生应急一级响应,紧急调动卫生防疫力量,上下联动,全力做好地震灾区卫生防疫工作,实现了＂大灾之后无大疫＂的目标,为玉树的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了卫生保障。     

民国时期江南地区疫灾地理研究

疫灾自古以来就是人类健康和生命安全的巨大威胁。本文通过编制疫灾序列,采用历史文献分析、数理统计分析和GIS空间分析等方法,对民国时期江南地区的疫灾时空变迁进行研究,结果发现: 一、 民国时期江南地区无年不疫,疫灾季发率高达94.70%,秋、夏、春三季疫灾多发,集中了全年近九成的疫灾县数,秋、夏季尤甚,集中了全年四分之三的疫灾县数;逐年的疫灾广度总体呈上升趋势,但波动特征明显;在明初至民国末年的582年间,江南地区疫灾的波动周期越来越短,年均发生疫灾的县数越来越多,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疫灾越来越频繁,民国时期是江南地区历史上疫灾最频繁最严重的时期。二、 民国时期江南地区的疫灾主要分布于大运河、宁沪杭铁路沿线及其以东的地区,苏州—无锡一带和环上海地区为疫灾热点区,江苏溧阳地区和浙西山丘地区为疫灾冷点区;疫灾分布重心始终位于苏州境内。三、 民国时期江南地区疫灾分布的一般规律是: 交通沿线城市都是疫灾高发点,人口稠密区多为疫灾频发区,水旱灾害严重区也是疫灾严重区,平原地区的疫灾多于山丘地区的疫灾。     

英美医疗史研究综述

医疗史作为社会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在西方的研究已经非常成熟,欧美学者已经出版了大量的相关著作。对医疗史的研究不但涉及医疗行业本身,也涉及社会保障、社会福利、政府职能、国民收入分配、社会价值观等广泛而复杂的社会问题。由于国内关于西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基本上还是空白,为引起学者对这一领域的重视,并方便有志人士的研究,本文对西方这一学科研究的基本情况,尤其是英美有关研究机构和研究成果做简单介绍。     

先秦两汉时期疫灾地理研究

疫灾是由传染病大规模流行导致人类健康与生命损失的灾害。先秦两汉时期(公元前771～220年)见于记载的疫灾年份57个,疫灾频度5.74%。其中,春秋战国为1.64%;西汉为7.33%;东汉为15.90%;公元前二世纪为4%,公元前一世纪为9%,公元一世纪为12%,公元二世纪为15%。不排除疫灾记载有近详远略的可能,但从全国范围看,先秦两汉时期疫灾越来越频繁的趋势是客观存在的。疫灾发生的季节除秋季较少外,春、夏、冬季的概率差不多。在周期性规律上,该时期经历了2个大的疫灾稀少期和3个大的疫灾频繁期,第一个波动周期(公元前200～公元前120年)约80年时间,波峰不很明显;第二个波动周期(公元前120～80年)长达2个世纪,其中公元前50～50年的疫灾频度高达17%,为两汉之际的疫灾高峰;第三个波动周期始于80年,东汉灭亡尚未结束,而是下接三国时期的疫灾高峰。在空间分布上,疫灾分布与人口分布有高度相关性,先秦时期仅黄河、长江流域有疫灾发生,西汉时期由于匈奴的介入,蒙新高原开始有疫灾记载,东汉时期南方人口大量增加,东南沿海开始有疫灾记载。总体来说,先秦两汉时期的疫灾是北方甚于南方,但随着时间推移,南方疫灾比重不断提高,反映了南方人口与经济的发展。     

乾隆朝(1736—1795)疫灾地理研究

清代是中国历史上疫灾流行高峰期,乾隆朝又是其中重要阶段之一。综合运用疫灾指标法、Grapher时序分析法、GIS空间分析法、SPSS相关分析法对乾隆朝疫灾地理进行研究,结果表明: (1) 乾隆朝有疫灾之年58个,疫灾频度为96.67%,其中1748、1756、1786年为三次大规模饥疫。疫灾流行以夏季最多,春秋次之,冬季最少,且以多季节流行为主。 (2) 省域尺度上,形成南北两条疫灾指标高值区分布带,疫灾指标总体自西向东逐渐上升,其中江苏省(含上海)受灾最严重。县域尺度分布具有阶段特征和集聚特征,疫域范围不断拓展,集聚程度持续提升;疫灾分布具有区域差异,疫灾重心始终位于南方。 (3) 疫灾分布格局受制于人口分布格局、区域开发强度、自然灾害多寡等因素,表现为省级尺度上与疫灾强度呈显著正相关性,相关系数R值分别为0.886、0.664和0.685(P均为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