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旦博物院与近代上海的科学知识传播

伴随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西学东渐"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特质。1930—1952年间震旦博物院在上海的科学知识传播工作即体现了西方科学在异质文化中柔性扩张的具体历史过程。震旦博物院通过科学出版活动,将其在中国完成的地域性标本收集成果纳入欧洲科学知识体系;通过科学教育工作,培养出一批在"文化相遇"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中国天主教精英;通过科学知识普及,繁荣上海城市文化,增进中国社会对西方文化和宗教的了解。怀有极度文化自信感和优越感的耶稣会士以震旦博物院为中心开展"文化移植"并试图改造中国,客观上也促进了上海科学文化的近代化进程。     

再论汉语“博物院”一词的产生与流传——兼谈E考据的某些问题

1838年刊行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中有"博物院"一词,目前所见当是汉语中最早出现"博物院"之处,较《四洲志》中的"博物馆"提前了三年。经过考证,此处的"博物院"或指1828年对外开放的美国费城自然科学学会博物馆,此馆亦标志着美国以博物馆为基础的自然史研究开端。中国近代早期博物馆史料零散,通过网络数据库得到若干孤立资料,如若不返回原始语境解读文本,而仅从字面望文生义,牵强勾串,进而试图得到一个大结论,无疑是一种危险的做法。     

汉语“博物馆”、“博物院”的产生及使用——以19世纪外汉字典、中文报刊为中心

museum是西方近代文化的代表,近代博物馆知识、理念和思想传入中国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狭隘意义上的翻译问题,而通过考察museum一词在19世纪的翻译及使用情况,可以从一个侧面窥见博物馆知识早期传播的景象。在museum及其对应西方词汇的翻译过程中,中西方人士均参与其中,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天主教传教士、林则徐及其翻译班子等都是其间最重要的推动力量。通过对19世纪外汉字典的研究发现,至1844年,museum一词后来被广泛采用的"博物馆"、"博物院"两种汉语译名均已出现,但在这一时期的中文报刊中,"博物院"一词的使用频率要远远高于"博物馆"。同时,将museum翻译为"博物院"的译法也逐渐被晚清时期的中国士人广泛采用。由此,museum这一西方文化的舶来品完成了其本土化的第一步。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

<正>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是以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为基础,以秦始皇陵遗址公园为依托的一座大型遗址性博物院。同时,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也是以秦始皇陵及其背景环境为主体,基于考古遗址本体及其环境的保护与展示,融合了教育,科研、游览、休闲等多项功能的城市公共文化空间。     

直隶早期博物馆之一——北疆博物院

北疆博物院1914年建于当时的直隶省省会天津,创办者是法国自然科学家、博物学家、神甫桑志华。本文介绍了它的创建、发展历史,肯定了它作为中国早期的博物馆在动植物、古人类学方面及博物馆发展史上的重要作用。     

山西博物院

在龙城太原风景秀美的汾河西岸,有一片跌宕起伏、气势恢宏的建筑群。它占地168亩,建筑面积5.1万平方米,由主馆和四角辅楼组成,主馆造型如斗似鼎,四翼舒展,成为太原市重要的标志性文化建筑。这里就是山西省最大的文物收藏、保护、研究和展示中心——山西博物院。山西博物院,创建于1919年,现代化新馆于2004年竣工,2005     

山西博物院

在龙城太原风景秀美的汾河西岸,有一片跌宕起伏、气势恢宏的建筑群。它占地168亩,建筑面积5.1万平方米,由主馆和四角辅楼组成,主馆造型如斗似鼎,四翼舒展,成为太原市重要的标志性文化建筑。这里就是山西省最大的文物收藏、保护、研究和展示中心——山西博物院。山西博物院,创建于1919年,现代化新馆于2004年竣工,2005年9月26日正式建成开放。目前,这里荟萃全省文物精华,珍贵藏品40万件。其中新石器时代陶寺遗址文物、商代方国文物,两周时期晋及三晋文物、北朝文物、山西地方陶瓷、金元戏曲文物、明清晋商文物等最具特色。山西博物院的基本陈列"晋魂",以1万平米的展示空间,分     

山西博物院

山西博物院位于太原市汾河西岸,是一座大型现代化综合性博物馆,占地168亩,建筑面积5．1万平方米,展厅面积1万平方米,总投资近4亿元人民币。由主馆和四座角楼组成组成的建筑群,跌宕起伏,雄浑大气。主馆造型“如斗似鼎”,象征着富足、祥和。坐落于风景如画的滨河文化广场,俯临汾水,倒影相映,是太原市重要的标志性公共文化建筑,是山西省有史以来最大的文化建设项目。     

方圆之境探古今——湖南博物院藏铜镜展

中国古代铜镜,作为人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器具,承载着宗教信仰、美好祝愿等诸多寓意,也频繁出现在诗词歌赋、传奇话本等历代文学作品中,产生了广为流传的破镜重圆、以人为镜等典故或故事,使得铜镜成为了一种无法替代的文学意象,并形成一种“镜鉴文化”。湖南省博物院“方圆之境——湖南博物院藏铜镜展”通过“铜华初鉴”“质以昭明”“千姿焕影”“隽雅意趣”“流光余韵”五个单元,共展出210余件铜镜与相关文物,通过实物与场景相结合的形式对不同时代铜镜的造型、纹饰、铭文等进行解读,呈现了中国古代铜镜的发展脉络,揭示铜镜延续数千年的旺盛生命力,展现其文化内涵。     

抗战时期的中央博物院文物西迁

国立中央博物院是现南京博物院的前身。民国之初,一些著名人士和社会团体纷纷呼吁建立科学和教育博物馆。1932年,在蔡元培先生的积极倡导下,“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在南京成立,开始着手筹建一座现代意义的博物馆。     

故宫博物院与辛亥革命

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完全意义上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它为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1925年成立的故宫博物院则是辛亥革命未竟之业,标志着中国民族民主运动在文化领域的胜利。然而,由于文献记载和档案资料稀少零散,加之辛亥革命发生与故宫博物院成立相隔时间较长,辛亥革命对故宫博物院建院的推动,以及故宫博物院开院之于辛亥革命事业的意义,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国内外相关研究也十分薄弱。通过梳理历史文献及档案,本文以政治内涵、文化认同和博物馆事业为视角,阐释了故宫博物院与辛亥革命之间的密切联系,并力图客观地呈现当时社会事件的历史情境。     

故宫博物院近期对外及港澳台地区的文化交流

故宫博物院作为国内藏品最多、最有影响力的综合类博物馆,一直保持十分活跃的对外交流态势。2008年以来,故宫博物院积极与国(境)外博物馆建立战略合作关系,打造长期交流机制。如举办和参加各类形式的涉外展览,扩大了对外交流空间;开展并深化项目交流与合作,拓宽了国际视野和交流平台;充分利用各种平台开展多层次学术交流,开展有针对性的出访活动;建立了与国(境)外博物馆的沟通联系;完成多项国宾接待任务;接收海外和港澳实习生等。此外,全面推进两岸故宫的交流与合作。将来,故宫博物院将一如既往地积极开展此类文化交流,让世界了解、欣赏和接受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     

The China Museum Boom: soft power and cultural nationalism

ABSTRACT

We document major changes in museum supply in China between 1996 and 2015. These years have seen the opening of many small, low budget and locally managed museums; an increase in the average size and expenditure of all museums; and significant investments in a few large and centrally managed superstar museums. Chinese people have access to larger and better museums and pay lower admission fees. Regional inequalities in museum growth are smaller than inequalities in GDP growth. We relate these findings with the small literature on Chinese museums and specifically the notions of soft power and cultural nationalism.     

论博物馆核心竞争力的建设

博物馆作为公共文化设施是当地社区的精神缩影和文明的窗口。作为一个公共产品,面临着市场经济的冲击,全国的各个级别的博物馆都在探索着自己的出路和发展的方向。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在调和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之间,在处理自身发展和观众的要求之间,在保护收藏和展示之间都出现了或多或少的问题。党中央在"两会"上一直提倡发展文化产业和创意产业,要求又好又快地发展,为构建和谐社会而努力。在这样的形势下,也要求我们的博物馆与时俱进,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增强博物馆的核心竞争力。     

1949—1966年陕西省博物馆的变革与发展

1949—1966年是陕西省博物馆的重要建设时期,其由民国时期的省立博物馆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西北区示范性博物馆,又随国家行政区划调整回归省级中心馆,期间经历了馆名更改、馆舍修整、藏品扩充以及与其他机构合并等一系列体制性变革,重新树立了博物馆人民观,打破了原有古物陈列观,采用大众化教育的陈列模式。调整后的陕西省博物馆融入社会主义博物馆体系,获得了新发展,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博物馆建设的一个历史缩影。     

中国博物馆大型原创性特展之展览策划——以南京博物院为例专访龚良院长

21世纪以来,中国博物馆的大型原创性特展工作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南京博物院龚良院长指出,大型原创性特展作为博物馆为公众提供更好的文化服务的文化产品,既能衡量博物馆的发展活力,也有利于博物馆的可持续发展。博物馆应根据自身的定位和特色完善藏品体系,从而确定展览主题,制订展览规划。高校应该围绕研究公众、服务公众调整博物馆学的课程设置。试行中的理事会制度将有助于推动博物馆为公众提供高品质的文化服务、满足公众更高的精神文化需求。南京博物院近年大力推行策展人制度,鼓励策划大型原创性特展,重视并强调展示文物之间的相互关系。2016年度举办的"法老·王"展是一次用低票价、非营利的方法,举办了一个不用财政资金、为公众提供优质服务的高品质展览,并将展览作为文化创意产品的有益尝试,将为中国博物馆界提供一个可复制的成功案例。     

古物陈列所的兴衰及其历史地位述评

成立于1914年且存在了34年的古物陈列所长期被人们忽视并淡忘。它实际上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光荣产物和反复辟斗争的重要成果,曾占据今日故宫博物院的半壁江山,被誉为“民国成立后最有价值之建设”。它是紫禁城向博物馆转变的第一篇章,是中国第一家国立博物馆、宫廷博物馆、艺术博物馆,开创了中国近代博物馆发展史的新纪元,在世界宫廷类博物馆中占有特殊地位,在中国近代政治、社会、文化史上也具有较深远的影响。     

博物馆劳务派遣讲解员管理初探

提要：近年来,国内为数不多的几家博物馆开始使用劳务派遣讲解员,这种用工形式涉及到劳务派遣公司、劳务派遣讲解员和博物馆三方的责权利。笔者结合近两年的博物馆劳务派遣讲解员管理工作实践,以广东省博物馆为例,就博物馆劳务派遣讲解员科学管理问题进行探讨。     

历史类博物馆藏书结构及利用分析──以河南博物院为例

博物馆藏书结构与博物馆业务研究密切相关。本文分析了河南博物院图书室的性质、作用和藏书结构与业务研究的关系,提出了如何解决现有矛盾的对策。     

The red line over European colonialism: comparison of the Macao museum and Hong Kong museum of history after their return to China

Hong Kong and Macao were once European colonies. A unique, hybrid culture of East and West now flourishes in these two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s (SARs) of China. Both cities opened new history museums in 1998, but they adopted remarkably different approaches in their representation of their complicated and politically sensitive history. The Hong Kong Museum of History (HKMH) represents history by closely following the orient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nationalism. The postcolonial characteristics adopted by the Macao Museum to reproduce history, in contrast, are likely amongst the richest of all history museums in China. What are the reasons behind the different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s by Hong Kong and Macao, which were both promised a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policy by the Chinese central authority? This paper argues that both museums reveal two faces of a rising China; the one in Hong Kong emphasises national dignity, and the people’s identification with and loyalty to the nation when it is engaged in state building. The one in Macao emphasises the multiple roles in finding a balanced position to coexist with superpowers, forging friendships with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building an idealised image of a (re-)rising nation through historical constructio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se two museums indicates the exceptional flexibility of China’s postcommunist regime in engaging in soft power diploma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