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内蒙外汉”二元政策简论

元世祖朝政治制度的"内蒙外汉",可从官制、军制、宫室视朝与帝号等得到解读。无论中央、地方官制或总体构成、议事方式及长官成分,都显现蒙古俗占据内核,汉法因素多是外围。元宿卫军和镇戍军的蒙、汉混存、军队编组、最高指挥权等"内蒙外汉",也比较突出。两都宫室、岁时巡幸和"视朝"等,汉、蒙杂糅,有些隐含的蒙古俗又是根本性的。皇帝名号及国号,同样是"内蒙外汉"配置。"大元"是外在和汉人语境的国号,"大蒙古国"则属内在本质和蒙古人语境中始终未变的国号。推行八思巴字蒙古语,鼓励汉人学蒙语,率多译儒学经典为蒙语,以斡耳朵祭祖和遵蒙古俗祭天为主,太庙祭祀掺蒙古因素及派官代祀等,又体现文化礼俗的"内蒙外汉"。忽必烈之后七位皇帝大抵奉行"内汉外蒙"的第二祖制,武宗、仁宗及英宗略向蒙古俗或汉法倾斜。"内蒙外汉"二元政策,虽易造成嗜利黩武与冗官贪赃,助长民族压迫和统治集团内部分歧,其历史贡献又是主流,基本适应大漠南北游牧与农耕并存格局,有利于多元文明的繁荣发展,对保持蒙古族的延续性也意义重大。     

西汉中后期的“天命”与“忠君”之争

西汉中期以后,社会危机日趋严重,政治体制岌岌可危,在士人中间产生了一股质疑和否定汉祚合理性的厌汉舆论。而这种厌汉舆论又深深地影响到儒士阶层关于天命观的选择,使其在"忠君"与"天命"天平上摇摆。然在厌汉舆论的造作下,畏天命的意识最终占了上风,并在士人群体的支持和鼓励下,王莽代汉自立。     

河北民间藏汉代“常山长贵”、“常山长昌”瓦当

"常山长昌"、"常山长贵"两种圆瓦当出河北赞皇县,现藏民间,是河北地区新发现的汉代文字瓦当品种。二瓦当与1976年河北元氏县汉元氏故城遗址所出"常山长贵"瓦当有相似之处,应皆属汉常山郡、常山国官署建筑用瓦。     

你所不知道的中国富豪

千万富豪平均年龄38岁,亿万富豪平均年龄40岁人物简介胡润,1970年出生于卢森堡,英国注册会计师,《胡润百富》创刊人。1993年毕业于英国杜伦大学,曾留学中国人民大学学习汉语,通晓英、汉、德、日、法、葡萄牙等语言。1999年推出中国第一份财富排行榜"百富榜"。在今年9月发布的"胡润百富榜"上,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以1350亿元人民币的财富荣登榜首。上榜的     

重识《满与汉》——兼论与“新清史”研究的关系

路康乐著《满与汉》面世以来,广受好评。作者以"满""汉"对立的视角得到了学界的甚高评价,但他忽视对概念的界定,遗漏满汉之外的其他族群和将满汉完全对立致有失真。该书的研究内容与所选研究时段明显分离,透露出模糊性而不便读者理解。自盖博坚并不确定地称该书为"满洲研究四书"之一后,它被很多人识读和定位成"新清史四书"之一,路康乐亦被视为"新清史"的领军人物,也有一些人态度不明。事实上,《满与汉》与"新清史"研究之间的"紧密"关系并不真实,种种"误读"造成了名实不符。     

考古学与神话学的碰撞——从沂南汉墓画像中“羽人”与“大傩”的讨论谈起

《沂南古画像石墓发掘报告》出版后,孙作云先生与曾昭燏先生就沂南汉画像中的"羽人"、"大傩"等内容和汉画像基本思想进行了讨论。讨论不仅反映了考古学与神话学的碰撞,而且揭示了古代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研究需采用不同的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     

新书微讯

正《〈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内容简介本书是北京大学教授陈苏镇先生潜心研究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的力作。本书深入细致地描述和分析了在儒家士大夫的推动下,以春秋学为主的经学如何诉诸"大一统"帝国的创制立法,如何影响汉帝国的实际历史进程,从而成就"汉道",为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确立了基本模式。     

山东滕州新发现佛教内容汉画像石的初步研究

山东滕州汉画像石馆藏有一块疑似早期佛教内容的汉画像石。本文通过对其图像志的分析,结合山东地区其他汉画像材料,并将其放置在汉代佛教初传中国的视野中,将其初步定为"胡人礼佛"题材的汉画像石。这一图像与同时期犍陀罗美术中"梵天劝请"佛传故事图像形成可供对比研究的序列,代表了早期佛教与中国本土神仙信仰和儒家信仰在鲁南地区的碰撞和融合,对研究早期佛教艺术在中国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论宋玉赋的创作特点与其对汉散体赋的影响

宋玉赋的"问对"结构、"韵散相间"的语言、"铺陈""卒章见义"的表现手法、多元的题材,标志着散体赋表现方法的成熟与定型,它对汉散体赋以及赋体文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可以肯定地说,宋玉是赋体文学特别是汉散体赋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中州名汉”考——中古时期的地域问题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族群与地域名称有相互混用的现象,可分为两种情况:关中人称"羌"、北方人称"虏"、江州人称"溪",都是将当地的特色族群名号施诸整个地域;河东及关中地区"蜀"人之得名则与此相反,是以其原生区域名称命名族群。"中州名汉"的性质属于前一种情况:族群意义上的"汉",本是外族"依于故习",以及南朝为了与统内居民相区别,而对中原地区的华夏族人采取的非正式称呼。至于生长在中原的鲜卑及其他少数族被称为"汉",则带有明显的地域歧视色彩,与其"汉化"程度并无直接关系。     

再论汉石经《鲁诗·大雅》的分什与篇次——兼辨上博藏汉石经《鲁诗》残石真伪

汉石经《鲁诗·大雅》诸篇的诗次是近代以来石经研究者与经学研究者所共同关心的一个重要议题。在前辈学者的努力下,随着石经残石的渐次出土,《鲁诗·大雅》中《生民之什》的碑版与篇次已愈发清晰。而通过对《鲁诗》校记残石的缀合,则可进一步复原出汉石经《鲁诗·大雅》"第三什"的篇目与诗次,整个《鲁诗·大雅》的分什情况亦因之而基本明了。在此基础上,结合汉石经碑图复原的阶段与历史,可以发现,上海博物馆藏《鲁诗·大雅》残石在碑版上与新出土汉石经残字相矛盾,观其行款,基本确定此石当为张国淦《汉石经碑图》面世后据其碑图排列所作的伪刻。     

西汉祁连山考辨

通过分析有关西汉时期的文献记载,可知西汉祁连山并不专指一地.月氏始居地之祁连与霍去病攻匈奴所至祁连山对应今河西祁连山,李广利与匈奴右贤王交战的祁连天山、田广明将军号中的祁连对应今东天山.两山皆被匈奴称为祁连,都有"祁连""祁连天山"的汉语称呼,后一山也被称为"天山",前一山尚未见有汉语"天山"之名,表明当时中原汉人对两山称呼不定.东汉时期,两山在中原汉人的称呼中基本已各有专名.这一变化与西汉西向开疆拓土畅通丝绸之路密切相关,也体现了中原汉地对异域文化的认知过程.     

春到汉高山——李秋生治理千亩荒山纪实

汉高山位于临县东部,海拔近2000米,相传当年汉高祖刘邦在此斩巨蟒起义,汉高山因此而得名。汉高山三峰相连,一峰盖过一峰。方圆几十里,山高岭峻,人烟稀少,乃与世隔绝的蛮荒之地。1991年,24岁的李秋生,匹马单枪     

“汉匈奴归义亲汉长”印考释

"汉匈奴归义亲汉长"印1973年出土于青海省大通县后子河乡上孙家寨村1号汉墓,具有很高的学术研究价值和艺术鉴赏价值。该铜印的印文及其反映出的印制、赐印制度,表现了当时汉与匈奴的外交关系,是汉晋时期民族大融合的真实写照。     

陕北绥德白家山汉画像石“交战图”刍议

绥德白家山汉画像石"交战图",构图精当,要素齐全,但由于战事双方的体貌特征及衣饰几无不同,不辨胡、汉,学界对其究竟是否真实的战争场面还是所谓操演性的"都试",以及战事性质等问题鲜有讨论描述。本文通过图像解析判断,白家山"交战图"描述了汉廷平定南匈奴叛乱的战争场面,是汉代北方边郡汉、匈关系即胡汉战争的写照。     

西汉诸侯国相的“郡守化”趋势及其历史意义

诸侯国相在西汉"郡国并行"制中具有特殊作用,其权力、职责的变化反映了西汉中央政权和地方诸侯国的博弈、分合趋势。诸侯国相职能演变经历了四个阶段:汉高祖时期侧重于辅助诸侯王国的巩固;惠帝至景帝中五年期间侧重对诸侯王国兵权的控制;景帝中五年至昭帝间,侧重于中央"汉法"在诸侯王国的推行;宣帝及以后,与汉郡太守职能渐趋一致。诸侯国相"郡守化"过程实际上是汉中央政府对诸侯王国的逐步控制过程,其控制的基本方法则是国相的"替代效应"。它对于西汉前、中期中央对诸侯国王的权力调控有重要意义。     

从曾、鄂考古新发现谈周昭王伐楚路线

楚熊绎所居的夷屯是楚国正式建国立都之地,位于鄀国之西的丹水之阳,故曰丹阳。其所被封与的"楚蛮"之地,应包括鄀之西部丹江至汉水两岸地区,此区域正是包括楚蛮在内的"群蛮"所居之地。周昭王"涉汉伐楚"的路线,应是从成周出发,经南阳盆地而抵达汉东的曾、鄂之地,亲率驻守在曾、鄂的王师,由"汉东"向"汉西"进发"涉汉伐楚"。     

刊登砚史资料说明

中国什么时候开始有砚?还有待考古发掘来证明。汉,刘熙《释名·释书契》云:"砚,研也;研墨使和濡也。"汉,许慎《说文》云:"砚,石滑也。","滑"训作"利",与研磨同义。可见中国自古以来,就把砚解释为研磨的工具。从考古发掘材料来看,原始氏族社会已有彩绘陶器,利用红黑两色或其他色彩,绘     

榆林东汉“人民顛到相食”与“乐陵相任君”刻石拼合研究

榆林市汉画像石博物馆藏"乐陵相任君"与"人民顛到相食"两块东汉铭文刻石,经拼合实验证明来自汉画像石墓中同一块中柱石。拼合后的刻石铭文中包含明确年号及历史事件等重要信息,为考察东汉永初三年(109)并州刺史部发生的"民相食"大饥荒提供了珍贵的资料。两石的拼合及铭文识读,不仅可以补史,同时也揭示了汉人的丧葬观念,还为类似文物的保护与修复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实例。     

淮汉政治区域的形成与淮河作为南北政治分界线的起源

淮河能成为中国历史上最稳定的南北政治分界线,是周代形成了"淮汉"政治区域的结果。西周以前,淮河流域和汉水流域间缺乏密切联系。西周立国后,淮汉两流域内王朝、夷人、土著等势力相互博弈,区域政治中心不断靠拢,人群间交往加强,最终在春秋时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淮汉"政治区域。这一区域长期稳定存在,使淮河南北形成了不同的政治文化传统,淮河从此成为中国历史上最稳定的南北政治分界线。"淮汉"政治区域形成,不仅促使中国古代政治格局由东西向转变为南北向,还推动了上古政治由血缘关系向地缘关系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