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朝疆域形成与历代疆域的关系

中国历史上的疆域如何形成和确定,在史学界争论较大。中国疆域形成的背景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几千年以前。形成疆域的因素也比较复杂,归纳起来有三个主要的方面：第一,中国古代文明的连续性是中国疆域延续二千多年的基础。第二,历史上活跃在中原王朝四周的少数民族对中国疆域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第三,地理环境是影响一个国家疆域形成的重要因素。     

中国疆域的形成与发展

我们的先辈为今人留下了两项举世瞩目、无与伦比的历史遗产：幅员辽阔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和人口众多、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这是中国不同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特殊国情。     

中国南海疆域研究的一部力作——评《中国南海疆域研究》

我国名南海问题专家、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研究员李金明先生撰的《中国南海疆域研究》一书,1999年11月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我国南海疆域研究领域的一项重要学术成果。在这部260余页、近20万字的作中,李金明先生集其10余年研究心得,从历史、法律等方面对南海疆域进行了深入、认真的研究,     

试论中国疆域形成和发展的分期与特点

本文在总结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疆域形成和发展历程进行了分期研究,认为我们研究的“中国疆域”应该是指康熙二十八年（1689）《尼布楚条约》的签订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期间清朝的疆域。这一疆域的形成和发展大致经历了：自然凝聚时期,时间是从中华大地人类文明的出现,到《尼布楚条约》的签订;疆域明晰时期,时间是从《尼布楚条约》的签订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列强的蚕食鲸吞时期,时间是从鸦片战争爆发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现代疆域巩固时期,时间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今。     

传统夷夏观与中国疆域的形成--中国疆域形成理论探讨之一

文章主要对传统夷夏观在中国疆域形成中的作用进行了探讨,认为如果从汉族和边疆民族对中国疆域形成的贡献看,中国疆域的形成可以分为两大时期,唐以前是汉族起着主导作用,汉、唐的两次大统一都是以汉族为主体实现的;唐以后则是边疆民族主导着疆域发展的进程,元、清两次大统一都是由边疆民族实现的。传统的夷夏观是导致这种状况一个很主要的因素。受传统夷夏观的束缚,以汉族为主体建立的王朝往往难以突破人为设置的“夷夏”界限,对边疆地区采取羁縻统治或“不治”,因而阻碍了疆域形成的进程;而边疆民族所建王朝则没有这些束缚,并不断冲击着传统的夷夏观,中国疆域的最终形成就是伴随着这种观念的不断突破而实现的。     

国家、民族与疆域——如何研究中国古代疆域史

2010年1月15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召开了"中国边疆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座谈会"。会议围绕吕一燃先生主编的《中国近代边界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和林荣贵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疆域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的出版展开。自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成立以来,中国古代疆域史、中国近代边界沿革、中国疆域理论研究一直是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基础研究的重要内容。两部著作的出版,是上述研究领域的标志性阶段成果,受到学术界关注。将两部专著放在学术研究进程中加以评述是件有意义的工作,不仅可以综合考察中国古代疆域与近代边界研究进程及阶段性特点,而且有助于促进中国疆域理论研究的深化。以下几篇文章即选自"中国边疆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座谈会"上的发言。     

论中国疆域最终奠定的时空坐标

本文认为,资料断限于1820年的《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嘉庆志”)及所附“皇舆全图”,既承载着中国历史内在发展所能达到的空间极致,又记述着康熙帝祖孙四代对领土、边界、主权与边民所具有的清晰界定与认知理念,还附丽着沙俄与西欧列强对清朝领土主权的国际承认。因此,本文将中国疆域最终奠定的空间坐标判定在“嘉庆志”及所附“皇舆全图”所确定的领域。同时,1820年的清朝疆域,既是中国疆域范围的最终底定极点,也是东西方力量对比最终逆转的临界点,更是中国国势由强转弱的最后时刻。故本文将中国疆域最终奠定的时间坐标判定在该年。     

试论元代疆域的形成与发展

中国古代疆域的形成,是中国边疆学基础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要课题。中国古代疆域的形成体现了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多民族融合的特点。13世纪,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征服横跨欧亚的大片土地,建立皇族领地分封制,形成了西北四个汗国。实际上,元朝的疆域只是指皇帝直接统辖的领土。由于元代统治者的民族观与民族政策,又使得元代疆域的形成和统治产生了不同于中原王朝的特殊之处。     

北宋与辽并立时期的疆域格局

本文从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探述北宋与辽并立时期的中国疆域格局。文中着重阐述这一时期北宋、辽、西夏以及大理、吐蕃、西州回鹘、黑汗等王朝或政权的形成、发展及其盛时的辖区范围,揭示了各王朝或政权辖区的形成过程及彼此问的关系。北宋与辽并立时期的中国疆域桔局,是在唐朝版囹范围内,历经五代十国之后,随着局部统一局面形成但又不能实现更大统一的重新组合。从总体上看,北宋与辽并立时期的疆域范围,东、南、北三面大体同于唐朝,而西域则逊之,反映了历史上中国版图的一个沿革过程。     

关于中国历史上疆域问题的几点认识

文章认为 ,凡是生活在今天中国疆域内的民族以及历史上生活在今天疆域内而今天已经消失了的民族都是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 ,他们的历史 (外来民族迁入之前的历史另作别论 )都是中国历史的组成部分 ,他们在历史上活动的地区及其建立政权的疆域也都是中国历史上疆域的组成部分。按照这一原则 ,结合历史上中原政权与边疆民族及其政权的隶属关系 ,以及边疆民族对中华思想文化的心理认同等条件综合考查 ,不难对中国历史上的疆域问题得出比较正确的结论。     

10世纪前中国西北边疆发展的几个特点

10世纪前的中国西北边疆经历了开拓、稳定和演变等过程,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发展阶段,边疆发展的各种形态与主要特点尽皆呈现。南农北牧既是西北边疆的基本经济形态,也是历史上中原农业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角逐态势延伸的主要依据;在作为边疆主体的中原或内地王朝、客体的西域地区和旁体的北方游牧民族等三个主要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西北边疆的政治地理范围时有伸缩,而多种统治体制并存、边疆问题与民族问题一体化等特点也贯穿于这一时期西北边疆发展的整个过程。     

中国计划经济时期计划管理的若干问题

1953～1980年是中国实行计划经济的时期,计划经济发挥了集中全国力量办工业的作用,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初步建立了国民经济的工业体系,在历史上曾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由于在决策方面的信息不充分、滞后甚至扭曲,决策科学化难度很大,实施形式趋于单一,微观管死与宏观多变,以“条”、“块”为特征的整体与局部分割,重基建轻技改等,致使5个五年计划中有4个未曾正式公布和真正实施。全面地、历史地理解这一情况,对于客观地认识中国改革开放的背景和渐进式改革道路的选择,都是有意义的。     

Heterogeneous impacts of China's economic and development zone program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mpact of economic and development zones (EDZs) on the productivity of incumbent firms in China. To deal with the selection issue, I first take into account potentially different selection mechanisms across two popular types of EDZs—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zones (ETDZs) and high‐tech development zones (HTDZs)—by relying on multiple treatment propensity scores matching techniques. Next, I apply the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estimator to the matched sample and conduct an event study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respective effects of ETDZs and HTDZs on firm productivity are positive, but subject to a nonlinear trend over time. The size of the productivity gains depends critically on the type of EDZ, however. A new HTDZ (ETDZ) leads to an average productivity gain of up to 30.2% (18.4%) for incumbent firms in the 5 years after the zone was created. These findings suggest that the size of productivity spillovers for spatially targeted firms differ quite significantly depending on the strategic development and policy goals of the EDZ: HTDZs that focus on promoting indigenous‐based factors of learning lead to higher productivity spillovers compared with ETDZs that focus on promoting extra‐local linkages.     

Peaceful development: China's policy of reassurance

The rise of China has aroused much concern and anxiety around the world. This has complicated China's foreign policy objective of securing a peaceful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for domestic reforms and development. Accordingly, reassuring the world of the benign nature of China's rise has become a central feature of China's foreign policy. This paper describes and analyses China's efforts in this regard. First, it outlines the central features of such efforts which constitute a policy of reassurance. Then it explores the major factors shaping the policy. Finally it tries to assess the result of the policy and speculate about its future development. It is hoped that this will help gain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China's foreign policy.     

中国民营经济发展若干问题研究

民营经济是一种以民为本的民本经济;生产劳动是满足人民群众日苴增长的物质和化需要的直接的经济活劝;保护私有财产权是大国兴起之路;构建和谐社会必须正确看待当前收分配差距;必须给民营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所有这些都是中国民营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理论和政策问题。为此,我们很有必要从理论上加深对民营经济的认识,在实践中进一步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     

西方学者论西部大开发

2003年5月8-10日,德国亚洲问题研究所同《中国季刊》社和悉尼技术大学国际研究所合作,由大众汽车基金会资助,在汉堡发起了一次研讨会,评议中国西部战略的起因、内容和潜在影响,强调省和地方的作用。42位学者出席了会议,提交了论文和资料。议题不仅涉及贫困、基础设施落后和少数民族管理这些党和国家显然关心的问题,还涉及西部的新定义,西部各地区内在的社会经济多样性,各省和地方之间广泛的不同的互动关系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怀疑、抗拒、追随和狂热。以下论文摘要选自《中国季刊》2004年178期。     

论新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分期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奠基、开创和发展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也在探索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道路和发展规律。应该将新中国文化建设放在整体经济社会发展与演变的大背景中,确立划分60多年来文化发展分期的标准。根据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文化与经济政治的关系以及文化自身发展的特殊规律,可以将新中国60多年文化发展的历史分为六个时期。其中的每个阶段都有其特征和中心内容,且前一个发展阶段成为后一个发展阶段的先导,后一个阶段继承前一个阶段的成果和经验。新中国60多年来,文化建设是在艰辛探索中螺旋式上升、曲折性前进的,反映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内涵的不断丰富和发展,也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