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赴中央苏区内幕

1934年元月中旬后，由博古主持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在第五次反“围剿”血和肉的拼搏中，在中央苏区瑞金召开了。     

刘少奇对长征准备工作的贡献

在惨烈的第五次反“围剿”中,虽然红军广大指战员英勇作战,人民群众大力支援。给敌人以重大杀伤。但是,由于王明“左”倾错误的军事指挥,使这次反“围剿”连连失利,败局终铸。1934年4、5月间,红军主力曾准备撤出中央苏区,可到了9月,中央才真正作出退出苏区的直接准备。1934年7月初,刘少奇临危受命,担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他审时度势,顾全大局,对长征的准备工作做出了杰出贡献。     

红军第一支北上抗日先遣队

1934年10月,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遭到失败,中央红军主力被迫从苏区的西南方向突围,进行战略转移,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在这次战略转移之前的3个多月,中央派出一支部队,举起北上抗日的旗帜,从中央苏区的东部出发,向闽、浙、赣、皖诸省国民党后方挺进。这支部队,就是红军第一支北上抗日先遣队。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原因探析——不以中共军事政策为主线

1933—1934年国共间的第五次“围剿”和反“围剿”,是一次拥有各自疆界、政权和社会组织的两个政权之间具有总体战性质的战争,战争以中共的失利而告结束。中共失利的原因,除广为人知的军事政策的不智外,还和交战另一方国民党方面战略战术的变化有关,而中共军事政策错误本身,除“左”倾主观因素外,也和对手的压力和逼迫密切相关。作为一场国民党方面发动、中共被迫应战的持久消耗战,苏区人力、物力等作战资源难以应付持久消耗的需要,而“左”倾领导下中共政治资源的削弱,进一步限制了中共作战能力的发挥,这些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了战争的最终成败。     

程子华与冀中地道战

程子华,1905年6月20日生于山西省解县(现属运城市)解州镇,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12月参加广州起义,1929年12月发动大冶兵暴。1931年到中央苏区工作,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二次到第五次反“围剿”斗争。1934年9月调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任红二十五军军长,同年11月与吴焕先、徐海东率部先于中央红军展开了历史上著名的长征,史称“小长征”。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功勋卓著,参与组织和指挥了塔山阻击战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军事策略考察——以广昌战役为中心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军事策略的错误向来被认为是导致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而广昌战役则被作为军事决策失误的标本。不过,从当时的条件、背景、情境考察这样一个历时一年,战略估量历经变化的第五次反“围剿”战场时,或可发现,中共军事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其实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从运动战到防御战的转变也不仅仅出自中共军事决策者的主观意旨。     

红军长征对宁夏回族人民深远影响

由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红军未能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革命“围剿”，致使红军伤亡惨重，元气大伤，根据地日益缩小。1934年10月，红军被迫放弃江西等革命根据地，进行战略大转移的长征。同时，长征也是为了把红军拉到抗日前线，践行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准备团结全国人民、各种政治势力和军事集团共同对日宣战。早在1934年7月，党就命令寻淮州领导的红七军和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联合组成红十军团，作为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先行长征。     

朱德周恩来胜利指挥第四次反“围剿”

萧克同志说：“过去讲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的历史时,讲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是毛泽东指挥取得了胜利;第五次反‘围剿’是从共产国际来的李德指挥的,遭受了严重失败;而第四次反‘围剿’不讲谁指挥的,只讲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军事思想影响下取得了胜利。”萧克明确地讲：“第四次反‘围剿’是周恩来、朱德指挥的,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这是历史事实,要如实讲。”(见《纵横》2000年第11期,蒋杰：《萧克指导我们正确评价历史》)本文告诉你的就是这一段历史的真实：     

国共第三次“围剿”与反“围剿”探微

1931年国共在中央苏区展开的第三次“围剿”与反“围剿”,开场和结局都颇具戏剧性,整个“围剿”、反“围剿”进程,直接受制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在国共两大主角的角力过程中,宁粤冲突和九一八事变,某种程度上成为国共武力斗争的搅局者。事实上,1930年代前后,国共之间的许多故事,都可以看到如是因素的介入,国共两大力量之外的“第三者”,为历史的走向增添了更多的变数。     

李德在中国的两次婚姻

李德,又名华夫,德国人,原名奥托·布劳恩,早年曾参加德国东部的工人起义。1928年前往苏联,1932年毕业于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受共产国际派谴,1933年春到达中央苏区瑞金,任红军军事顾问,中央军事“三人团”的主要成员。第五次反“围剿”时,他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寸土不让”等错误的军事路线,结果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不得不离开根据地长征。     

洋顾问李德苏区求偶记

1933年9月末,正是中央红色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之前,共产国际给中央苏区派来了一名军事顾问,他是德国人,原名奥托·布劳恩,来     

中央苏区红军四次反“围剿”斗争

从1930年11月起．国民党南京政府在10万军力基础上递增到40万人,对中央苏区连续发起了4次“围剿”。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人以非凡的韬略和英明决策,领导苏区军民英勇奋战,接连4次克敌取胜,创造了中国工农红军战争史上的奇迹。这4次反“围剿”战争,若有一次失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就岌岌可危,难以存在,每一次反“围剿”都是...     

红军抗日先遣队在浦城

民国23年（1934年），蒋介石调百万军队，对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军事“围剿”。为配合中央红军主力转移．牵制国民党进剿兵力．是年7月6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团奉命由军团长寻淮洲、政委乐少华、参谋长粟裕、政治部主任刘英和随军中央代表曾洪易率领．高举“北上抗日”的旗帜．     

《遵义会议决议》到底是怎样起草的

《遵义会议决议》即《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是对第五次反“围剿”中“左”倾军事路线的第一次全面批判,也是对中国革命战争中形成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和战略战术思想的第一次系统论述。它在党的历史上的重要地位是一直得到公认的。但是长期以来却没有人提到它的起草者是谁,甚至曾误传为毛泽东。建国后编《毛泽东选集》时,有人提出将此文收入,遭到毛泽东本人的反对,说那是张闻天起草的。     

长征途中的李达

正李达是1931年参加宁都起义后加入中国工农红军的。1932年2月,他从红五军团调至湘赣苏区,一年之内便由连长提升为红八军参谋长;红八军改编为红六军团第十七师后,又任第十七师参谋长。他参与指挥了保卫湘赣苏区和配合中央苏区反"围剿"的许多次战斗。红军长征做先导1934年,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中央红军未能粉碎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不得不酝酿战略转移。7月23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命令红六军团撤离湘赣苏区,转     

红军长征中党中央在贵州召开的几次重要会议

1933年秋,蒋介石经过半年多的准备,调集了百万大军,200驾飞机,自任总司令,向各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围剿”,其中直接用于进攻中央苏区根据地的兵力达50万人。鉴于前四次“围剿”失败的教训,蒋介石更强调“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围剿”方针,在政治上进一步实行法西斯统治,在军事上采取步步为营的堡垒主义的新战略,企图依托堡垒,逐步推进,压缩红色根据地,最后寻求红军主力决战,以达到消灭红军和摧毁中央根据地的目的。1934年4月10日至28日,中央红军在博古、李德等人的直接指挥下,进行了历时18天的广昌保卫战,因寡不敌众,在伤…     

回忆我在河南的战斗岁月

我于1916年出生在江西省永新县象形乡万硕村的一个农民家庭,自幼失去父母。1930年,我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此后亲历了五次反“围剿”和二万五千里长征。     

对蒋介石第五次“围剿”中央苏区的准备之考察

国民党军队1933年10月至1934年10月,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之所以能够一时得逞,论其根本原因,虽然是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者推行“左”倾错误路线的结果,但蒋介石实行党政军联合总体战,改变其旧战略战术,实行新的战略战术及其种种新措施,进行了较长时期的充分准备,也产生了很大的作用。本文试对这次反革命“围剿”的准备作一初步的考察,以明瞭蒋军新的反共方针及其战略战术变化的由来。     

瞿秋白与宋希濂

1934年10月,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主力被迫撤出江西革命根据地,进行长征。时任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人民教育委员会委员兼苏维埃大学校长的瞿秋白,曾要求随队西行,但王明在中央的代理人博古、李德坚决不同意,瞿秋白只好同留下的一千多人往东撤。     

红军抗日先遣队途经福建述略（上）

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进行之时．一支数千之众的红军从中央苏区的首府瑞金出发,穿过硝烟弥漫的反“围剿”斗争前线．向敌人的后方挺进,去执行中革军委赋予的四项特殊使命：（1）在福建、浙江发展游击战争,创造游击区域,一直到在福建、浙江、江西、安徽诸地界建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2）开展福建、浙江的反日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