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和“一二·九”那代人

李昌是我的老友。1938年7月,徐州突围回到武汉后,我们结识。由于在徐州时,我还是第五战区青年救国团的创始人,大概经过他的建议,长江局派我到湖南负责省青委工作。     

第一次见到李先念主席

1950年5月．经中央批准。武汉市民建成立了筹备委员会,准备由原地下小组建立正式的组织。一天。华煜卿同志来和我说,今天下午省里有个会,要我们几个人去。华煜卿同志考虑后决定,由他、贺尔梅和我三个人去。他已告知了贺尔梅同志。下午1时,我们一同过江,会议地点在武昌司门口上海银行。     

《徐州自然灾害史》序

《徐州自然灾害史》序王俊义当徐州师范学院赵明奇同志主编的《徐州自然灾害史》将付梓之际，他一再嘱我为之写篇序言。倘就实情说，我虽然有过这类著作的评论文章，但对自然灾害史并无专门研究，且这段时间又忙得精疲力尽，本难从使。然基于对这一课题研究意义及对书稿价...     

亲历“提蒋”行动

1936年11月间,我从国民党军官学校武汉分校毕业后,回到西安见到东北军首领张学良。当时,他没有让我回骑六师,对我说：“在这里住几天,你们白师长就来了。”又过了几天,张学良电告白凤翔回西安,我便上路迎接他。回到白的寓所后,他就让我到张学良那里报到,     

戎马一生 报效中华——访问中顾委委员万毅同志

我受编辑部之托,前去访问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万毅同志。当我说明来意后,他谦虚地说:“我没什么好写的。我虽然打过仗,可也有败仗。就是打胜了,也牺牲不少同志,想起他们来就难过。我     

我因不敢为她说句公道话而遗憾终生——悼念贺惠君同志

1998年7月,我正住在北京我的女儿家里。有一天晚上,我接到李致同志的电话,说贺惠君同志去世了,我除了委托他替我送花圈外,什么也没有说,因为我为这个噩耗惊呆了。我放下电话,不禁长叹一声：“晚了。”女儿听了,不知何意,我也不想告诉她。我回到我的小房里,不住地说：“晚了,这是我一生最大的遗憾。”     

我曾三次与蒋纬国会晤

徐州路遇蒋纬国 1947年3月,我在徐州任陆军总司令部徐州部中校参谋,蒋纬国任装甲兵中校营长,其少校副营长蒋铎 (黄埔13期,孝感人)到总部找我,请求设法调动。我说: “你与蒋纬国同事,你姓蒋, 那还不好处?”蒋铎说:“他性情古怪,我们难以相处。”我说:“他古怪在什么方面?”蒋铎说:“我们装甲兵待遇较好,士兵夏秋军服是     

首任大桥局局长彭敏

仰慕大名 亲聆教诲 1950年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铁道部设计局桥梁科实习。不久，办公室里传阅一份文件．内容是关于铁道部嘉奖铁道纵队第三支队支队长彭敏同志的。文件说，1949年5月．他领导三支队仅用三个月时间抢通津浦线蚌埠淮河铁路便桥，保障解放军渡江战役军运急需，因而立功受奖。     

杨尚昆:西柏坡中央大院的大忙人

1993年5月2日上午,杨尚昆同志回到了阔别44年的西柏坡。我作为西柏坡的一名工作人员,参加了接待工作。杨尚昆同志的音容笑貌仿佛就在昨天,我仍然记得在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大院,杨尚昆同志讲述自己在西柏坡短短10个月间不分昼夜繁忙时的情景。     

访问苏联的所见所感——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之十三

<正>1949年12月，我见过周恩来总理，回到南京时，柯庆施同志已经由副市长提拔为市委书记了。他对地下党员的态度是很有保留的，我的处境非常困难。正好这时中央发来一个通知，要各省市派组织部长去苏联考察，我就趁机参加了考察团。代表团叫“组织工作考察团”，约30余人，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访苏代表团。团长张秀山，副团长王尧山、王甫，任务主要是考察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特别是怎样领导党政工团的工作。刘少奇同志和王光美同志接见了代表团，少奇同志说，这次去主要看看1934年后苏联共产党是如何领导的，     

第一次见到李先念主席

1950年5月,经中央批准,武汉市民建成立了筹备委员会,准备由原地下小组建立正式的组织.一天,华煜卿同志来和我说,今天下午省里有个会,要我们几个人去.华煜卿同志考虑后决定,由他、贺尔梅和我三个人去.他已告知了贺尔梅同志.下午1时,我们一同过江,会议地点在武昌司门口上海银行. 下午,华煜卿同志和贺尔梅同志来了,我们三人即一同去武汉关轮渡码头乘渡船过江,然后步行去司门口上海银行.进门即有干部上前询问,知道我们是市民建的,即引领我们进了里面的会议室.     

我曾三次与蒋纬国会晤

<正>徐州路遇蒋纬国1947年3月,我在徐州任陆军总司令部徐州司令部中校参谋,蒋纬国任装甲兵中校营长,其少校副营长蒋铎(黄埔13期,孝感人)到总部找我,请求设法调动,我说:"你与蒋纬国同事,你姓蒋,那还不好处?"蒋铎说:"他性情古怪,我们难以相处。"我说:"他古怪在什么方面?"蒋铎说:"我们装甲兵待遇较好,士兵夏秋军服是卡其布料,冬春是粗呢军服。军官夏秋是毛哔叽,     

我参加了黎元洪墓的清理

1966年5月或6月的一天,天气已有一些炎热．但还不是热得那么厉害,当时我正在湖北省博物馆考古部工作,上班后不久,接到武汉市文管会蓝慰同志的一个电话,说黎元洪的墓已被红卫兵炸开了,请省博物馆派人去清理。当时武汉市没有博物馆,没有考古所,也没有搞考古的专业人员,文管会仅蓝慰先生一人分管文物工作,他虽然是考古行家,但毕竟只有一人。     

马革裹尸 忠烈可风——悼念陈蕴瑜将军为国捐躯80周年

2018年5月是国民革命军第一○二师三○四团团长陈蕴瑜,抗日阵亡80周年祭。陈蕴瑜,1900年2月生于贵州平坝,早年习读讲武堂,曾追随中山先生讨伐广西军阀。抗战生死关头,他率子弟兵请缨出征,辗转千里,在徐州会战中为掩护十万大军突围,率部与5倍于己的日寇王牌军土肥原师团鏖战三昼夜,于1938年5月英勇阵亡。年仅38岁。     

参加上海局会议

在上海局领导下,我们在武汉的工作有了较大的起色。1947年秋,上海局通知我去上海开会。到沪后,我被当成病人送进了一家私人医院——李伟光医院。医院的同志嘱咐我尽量不要出去,后来李亩田、李云程也住进来了。上级派王晓同志与我联系,他经常送来报纸文件,给我们讲外面的情况。并告诉我们说：“张执一同志有任务到香港等地去了,请你们耐心等候。”不几天,张执一同志回到上海,会议就开始了。这次会议由张执一同志主持,出席会议的有我们五师的同志,也有华东的同志。会议的任务本来是研究在上海、南京、武汉等沿江大城市建立几个联络…     

秦川谈习仲勋二三事

习仲勋同志久病后已于去年5月24日谢世。秦川同志亦于今年1月29日突然猝亡。我也已经是耄耋之年,将不久于人世。但有一件与这两位故人有关的必须做的事我却一直没有完成,心里十分过意不去,因此觉得有必要写一篇短文说一下。我未曾见过习仲勋同志,只是在1982年因为一桩整人事件我同他有过书面接触,即书面向他并书记处报告事件经过和请求处理意见(他那时任常务书记)。几年后他病倒了,而且一病多年,久住在深圳。我离休后因老伴邱晴在香港工作,就有机会赴香港暂住几天,有时路经深圳。邱晴和习老一家人相识,所以过深圳时她不止一次到习家探望,我…     

到长石去

１９５８年１０月 ,正当大跃进高潮迭起时刻 ,我刚从台江劳动归来不久。一天下午我接到当时的团委书记汪行远同志从毕节打来的电话。他说 :“毕节团地委要在大方县长石区召开团县委书记会 ,要求团省委去人参加。”他们一行将到威宁看看 ,然后经水城回贵阳 ,不能去长石了。他要我去参加这个现场性的会议。并说他已经给大方县委说了 ,他们负责为我找车子。这是命令 ,必须执行。我当即通过管行政的同志买了一张长途公共汽车票 ,第二天一早便动身去大方。那时的路况很差 ,到达大方时天已经黑了。我知道县委负责为我找车就是介绍我到车站优先买车…     

星云禅话（三八）

承受信物 一天，沩山灵佑禅师告诉弟子仰山慧寂禅师说：“有一位信徒，送了我三匹绢布．要我为他祈福，并且希望世人无争．生活安乐。”     

作风民主 待人诚挚——记和刘大年同志的一些交往

2000年1月中旬,我从福建回来,收到张海鹏先生给我寄来刘大年同志的生平及遗著《评近代经学》,才知道大年同志已在去年12月28日谢世。我感到很突然,在我离开北京前不久,大约是11月中旬,我和大年同志通过电话,曾问及他的健康。他身体多疾,有点悲观,他说越来越不行了。其间还谈到一些别的,当我问及具体情况时,他说见面谈吧,我们约好我从福建回来后去看他,谁知这竟是最后一次话别．     

毛主席关怀我们成长

1958年3月,毛主席要我下到江西工作。走 时订了一个“君子协定”,下去工作3年,然后回主席身边工作。 我到江西担任副省长、省委常委,并兼农垦厅厅长,协助省委书记刘俊秀同志分管农林牧渔及农林垦殖场。对这项工作我是很有兴趣的,一年到头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在下面搞调查研究,解决一些实际问题。1960年9月底,我正在九江地区参加农林垦殖座谈会,突然接到江西省委办公厅的电话。电话说:“北京中央公安部徐子荣(副部长)同志来电话,要东兴同志回北京一趟。中央负责同志有事与他商谈。” 我接到电话后立即回到南昌,买了第二天(9月26日)的火车票,于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