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铁鹞子”的几个问题

西夏有一种经常出现的军队,称之为“铁鹞子”。这种军队战斗力极强,在西夏的对宋作战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铁鹞子”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军队?它源出于何处?却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学术界见仁见智,本文提出不成熟的几点看法。一关于西夏“铁鹞子”的认识1.“铁鹞子”就是“铁骑”,即所谓《宋史·夏国传》的“重甲”、“善马”,在文献中有时称“铁鹞子”,有时又称“铁骑”,即西夏国内一种披有铁甲的骑兵,用现代话来说,就是一种装甲骑兵。这种装甲骑兵可能始建于元昊时代,《宋史·夏国传》称:“铁骑三千,分十部”,田况《儒林公议》卷上:“(元昊)常选部下骁勇自卫,分为十队,队各有长。”很可能这种骑     

所谓"青铜骑马造像"的考辨

1998年王克林在《华夏考古》第3期上发表了《骑马民族文化的概念与缘起》一文。文中把鄂尔多斯地区采集的一种小型铜饰(图一,2)称为“骑马武士铜饰”、“青铜骑马造像”,同时把宁夏西吉县玉桥村采集的一件同类铜饰(图一,4)也称为“铜人骑马饰”。他认为,鄂尔多斯的这种     

骑兵的定界和起源

从严格、科学高度言 ,对中外某些辞书等骑兵定界提出三点修正意见。我国骑兵起源 ,分两个层面。其一 ,从北方游牧民族的骑马———骑射———骑兵系列文化切入 ,早在公元前 13～ 12世纪就完成三段式的演进过程。这是游牧文化、狩猎文化和军事文化紧密结合的产物 ,是北方游牧民族对我国历史发展的重要贡献。其二 ,中原农业民族骑兵 ,除自身发展趋势外 ,一定程度受到前者的影响。各类资料似乎可证明 ,早在商朝出现了骑兵。     

胡服骑射初探

一如何对付游牧部族的骚扰,是春秋以来的老问题。北方的游牧部族,在草原的逐水草而迁徙,在内地的则“分散居溪谷”。每个男子都是从小练成的骑兵,“儿能骑羊,引弓射鼠鸟”,“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由于骑术特有的熟练,装备十分简单,不用马镫马鞍可以跃上马背拉弓射箭,而且非常自如。胡人的奴隶主贵族很富于掠夺性,经常利用骑兵掠夺农业地区的财物和人口,边胡地区累受胡马践踏之苦。华夏人的战法是车战,只适于平地会战,胡骑一钻进山谷,车战就无法施展。正如顾炎武说:“戎翟之杂居中夏者,大抵皆在山谷之间,     

先秦史籍简介(下)

六、《左传》 《左传》是一部编年体的断代史。《左传》的出现,大概也是为了解释《春秋》的。 《左传》的开始年代与《春秋》相同,但截止的年代却比《春秋》略长些,它有“续经”和“续传”,“经”续到哀公16年孔子卒,比《春秋》多了二年;“传”续到哀公27年,     

《春秋》文化价值论略

笔者曾占本刊一角,概述《诗》、《书》、《礼》、《易》的文化价值,现补论《春秋》,连同前篇,可略观“五经”文化意义之全貌,并以之就教方家。 一、官修编年国史之滥觞 “春秋”原是西周末期至东周前期各诸侯国编年国史的通称。《国语·楚语》有“教之以《春秋》”、《国语·晋语》有“习于《春秋》”等语,可见楚史、晋史皆名《春秋》。《墨子·明鬼》更征引“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说明春秋年间各诸侯国所编国史皆名《春秋》,墨子曾称“吾见百国《春秋》”,极言其时作为列国国史的《春秋》数量之众。然而,在众多的诸侯国国史中,传世者仅为《鲁春秋》,于是,后来《春秋》成为鲁史专名。《孟子·离娄》说:“晋之《乘》,楚之     

朱熹所谓《春秋》之“难”探析

朱熹为宋代理学集大成者,其对经书典籍都有研究,但对《春秋》多次指其“难看”“难读”“不可晓”.通过分析朱熹对《春秋》性质、孔子作《春秋》的原因、《春秋》与“三传”的关系、解读《春秋》之方法的理解,可以看出朱熹以史解经,以理判史.《春秋》之“难”一方面是《春秋》经文本身简略,难于考证;另一方面是《春秋》诸家注疏多有臆凿之...     

试谈杨家湾汉墓骑兵俑——对西汉前期骑兵问题的探讨

1965年,在陕西咸阳杨家湾汉墓的十一个陪葬坑中出土了大批步、骑陶俑(图版叁)。其中有步兵俑一千八百多个,骑兵俑五百多个,这些步、骑陶俑是宝贵的历史文物和艺术品。五百多个骑俑,制作精细,造型优美,战马形体逼真,骑士威武生动,在骑俑坑中,构成了阵容雄伟的骑兵群(图二、三、五)。从墓葬规模和有关情况分析,墓主人很可能是西汉文、景帝时期(前179—141年)一个地位很高的将领。这一发现对于研究我国西汉     

唐代的马具与马饰

先秦时代,马多用于驾车,极少单骑。春秋末年才有贵族骑马的记载。然而直到南北朝以前,我国上层社会的男子出行时,仍讲究乘车而不常骑马。在一些比较隆重的场合,舍车骑马,甚至会被认为是失礼的举动。汉宣帝时韦玄成以列侯侍祠惠帝庙,晨入庙,因天雨泥泞,乃不驾驷马车而骑至庙下。结果被有司劾奏,等辈数人,皆坐削爵。南朝偏安江南,骑马的风习也不普遍。     

追踪最后的骑兵

近日。一部以甘南独立骑兵连为创作原型的电视尉《最后的骑兵》正在中央电视台热播。骑兵这个古老的兵种从春秋战国时起。就在我国军事战争史上留下过无数辉煌篇章。然而,面对现代高科技条件下的军事战争。骑兵的存在与否已成为越来越多的人关注的焦点。在电视剧《最后的骑兵》中。主人公常问天有这样的一句台词：“我军作为一支高科技的大军。如果没有骑兵将会成为一支没有文化的军队。”此话虽说不乏偏激成分。甚至会让人忍俊不禁。但却反映出了“最后的骑兵”对于骑兵这一古老兵种的无限热爱。为拍摄《最后的骑兵》。导演宁海强、编尉雷献以及骑兵连连长常问天的扮演者赵君,曾在甘南独立骑兵连体验生活20多天,他们在骑兵连与官兵同吃同住。给官兵们留下了深刻而难忘的印象。电视尉《最后的骑兵》播出后,很多观众从该尉中看出了甘南独立骑兵连的“影子”。这些观众在观看之余不禁发问：如今。骑兵是怎样生活的。真实的骑兵是不是电视里演的那样?     

和亲:汉与匈奴的政治博弈

正古代匈奴人没有固定的住所,也不事耕种,哪里的水草适合放牧牛羊他们就迁移到哪里,过着游牧生活。当匈奴发现了中原的富庶后,就频频从北方入侵中原。中原的历代统治者也不是好惹的,从春秋一直到汉朝,匈奴对中原的侵犯常常遭到回击。匈奴历史上最强盛时期是冒顿(mòdú)单于时代——其时,刘邦与项羽打得不可开交——匈奴有冲锋陷阵的骑兵30多万。     

秦汉时期军马的牧养和征集

《说文解字》:“马,怒也,武也”。古代人们总是把马和戎事联系在一起,“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用,安宁则以别尊卑之序,有变则以济远近之难”;“古者掌兵政,谓之司马,问国君之富,数马以对,是马于国为最重”,反映了统治者对军马的重视程度。秦汉时期,随着骑兵的兴起,军马需求也大大增加。但由于气候和地理环境的关系,中原大部分地区并不出产骑兵使用的良马,     

关于《春秋左传注》中《春秋》名称的辨正

《春秋》名称问题是春秋学史上的一大公案,久讼未决。当今有代表性的学者周予同之《群经概论》、蒋伯潜之《十三经概论》、杨伯峻之《春秋左传注》皆采晋杜预“错举四时”说,在学术界影响很大,几成定论。实则杜说不确。本文从天文学与民族学视角出发,并利用古代文献资料与历代学者研究成果,证明古代先有春秋二季,后出现春夏秋冬四时。年含春秋二季,春秋即代表一年。此是史书称《春秋》之源,与“错举四时”说无关。     

何休与《公羊》学三世递进的历史进化观

作为大一统思想的补充,《公羊》家提出了三世说。他们认为,《春秋》是孔子应天为新王制义法,《春秋》即一王之法。“《春秋》论十二世之事,人道浃而王道备,法布二百四十二年之中” (《春秋繁露·玉杯》)。在《春秋》里,寄托了孔子治世的理想。《公羊传》哀公十四年说:“君子曷为为《春秋》?拨乱世,反诸正,莫近诸《春秋》。则未知其为是与,其诸君子乐道尧舜之道与?未不亦乐乎尧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以君子之为,亦有乐乎此也。”何休《解诂》说:“末不亦乐后有圣汉受命而王德如尧舜之知孔子为制作。”又解释“制春秋主义,以俟后圣”说:“待圣汉之王以为法。”认为孔子是为新王立法,此新王,即圣汉之王。当周之世,作新王之法,权假文王,最后落实到为汉代立法。     

中原地区东周铜剑渊源试探

从商代至东周初年,我国中原地区一直以车战为传统的作战方式,装有长柄适于勾杀的青铜戈是车战的主要武器。春秋伊始,随着步兵和骑兵的相继兴起,车兵开始衰落,士兵的武器装备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前作为传统车战武器的青铜戈渐渐被适于步卒交手格斗和骑兵越野击刺的青铜剑代替了。中原地区的东周铜剑,根据河南、河北、山西三省的统计,经科学发掘且已公开     

《宋史》正误一则

据《宋史》卷275《孔守正传》载: 太平兴国中,累迁日骑东西班指挥使。(点校本9370页) 按:“累迁日骑东西班指挥使”一句应断为“累迁日骑、东西班指挥使”,否则会使人误把“日骑”和“东西班”这两个班直视为“日骑东西班”。考《宋史》卷187《兵一》,在“建隆以来制”的骑军一项中,依次列举着殿前指挥使、内殿直、散员、散指挥、散都头、金枪班、东西班、散直、钧容直、外     

点评一条“文革”史料

诗人流沙河谈到应当给“文革”写史的时候说:“国家的大《春秋》我不敢写,就写写个人的小《春秋》吧。”于是他写出了《锯齿啮痕录》这本小《春秋》。这本小《春秋》,也就是他个人的“文革”史。“文革”史作为一门专题史,有一点很别致,就是史源极其丰富,几乎每个人都有一本小《春秋》可写。这是因为,“文革”的创意之一,是要“触及每个人的灵魂”,而且果然触及了,所以人人都有了做野史家的资本。流沙河的小《春秋》,     

彭戏氏考

《史记·秦本纪》:“武公元年(前697年),伐彭戏氏,至于华山下。”《正义》曰:“戎号也,盖同州彭衙故城是也”。彭衙,又见于《左传》鲁文公二年(前625年),秦晋交战,秦师败绩,云:“(晋)取汪及彭衙而还”,杜预《春秋经传集解》曰:“冯翊郃阳县西北有彭衙城。”然《秦本纪》云:“战于彭衙”,《集解》引杜预曰:“冯翊合阳县西北有衙城”,可知彭衙又作衙城。《汉书·地理志上》左冯翊有衙城,王莽改为达昌,颜师古注认为此衙城即《春秋》之“彭衙”。彭衙所在,《正义》引《括地志》云:“在同州白水县东北六十里。”《大清一统志》卷245《同州府》曰:…     

《春秋》与西汉政治生活

西汉一代,由于董仲舒大力推演《春秋》之义,与皇权神授说相结合,因而使《春秋经》成为意识形态领域的最高权威,俨然是一部“圣经”。清人唐晏所著《两汉三国学案》有中肯的概括:“凡朝廷决大疑,大臣有献替,必引《春秋》为断。”(卷八)兹举两个典型例子,说明《春秋》在当时所起的指导政治生活的重大作用。其一,武帝建元六年,高帝陵园和辽东高祖庙先后发生火灾。董仲舒上奏,认为这是上天向朝廷示意要对悖逆不法的诸侯王施加打击。其理论根据是:“《春秋》之道举往以明     

从《左传》释《春秋》用语看“春秋笔法”的性质

“春秋笔法”,本即春秋时代鲁国史官记载鲁史(《春秋》)的遣词用字之法,自古以来便是“曲折”、“褒贬”的代名词,似乎古代史官记史偏好“弯弯绕”。但深入考察“传”《春秋》的《左传》关于《春秋》用语的阐释,却可发现,长期以来人们所理解的这种“春秋笔法”,其实早已变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