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别山苏区三县名称的由来

<正>大别山是“红军的摇篮、将军的故乡”,全国“十大将军县”中,大别山区就有5个：红安县、金寨县、新县,还有大悟县和六安县。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蒋介石向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受张国焘错误路线影响,红军第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和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人民虽然进行了英勇斗争,但未能粉碎敌人的“围剿”,红军主力部队被迫撤离鄂豫皖根据地,向川陕边进军,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国民党军队趁机占领大别山苏区的金家寨、新集、礼山等地,     

红军长征“落脚点”的确定及其文艺作品的产生

红军长征“落脚点”的确定及其文艺作品的产生□乔楠〔一〕１９３５年１月１５日至１７日召开的遵义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经验教训,决定红军打过长江去,“在成都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１９３５年９月１８日,党中央、毛泽东经过千辛万苦率领红一方...     

蔡廷锴与“蔡廷锴牌”香烟

１９２９年南京国民政府召开军事编遣会议以后,蔡廷锴部改编为第六十师,蒋光鼐部改编为第六十一师。１９３０年中原大战期间,蒋、蔡二部扩展成为第十九路军,蒋光鼐为总指挥,蔡廷锴为军长。该部在中原大战中为蒋介石立下汗马功劳。战后,被调到江西参加对红军的“围剿”。 １９３１年９月７日,红一方面军主力在兴国县高兴圩向蔡廷锴指挥的两个师发起猛击。这一仗双方死伤都近３０００人,却打成一个对峙。红军主力转移到东固以南,抢占有利地形,截住韩德勤师和蒋鼎文师一部,全歼该敌,打破了蒋介石的第三次“围剿”。此役是蔡廷锴生…     

一次难忘的“相机宿营”

1934年8月,我正在湘赣苏区红六军团红军学校政治连学习。这是一所专为培训营连军政干部的学校,学员大都是从部队连排干部中抽调的;校长是大名鼎鼎的红军女将李贞同志,政委是贺志高同志。当时,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红六军团根据中央军委的紧急指示,在任弼时、     

刘少奇对长征准备工作的贡献

在惨烈的第五次反“围剿”中,虽然红军广大指战员英勇作战,人民群众大力支援。给敌人以重大杀伤。但是,由于王明“左”倾错误的军事指挥,使这次反“围剿”连连失利,败局终铸。1934年4、5月间,红军主力曾准备撤出中央苏区,可到了9月,中央才真正作出退出苏区的直接准备。1934年7月初,刘少奇临危受命,担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他审时度势,顾全大局,对长征的准备工作做出了杰出贡献。     

纪念第一次反“围剿”胜利80周年理论研讨会征文启事

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在红军反“围剿”战争史、毛泽东军事思想发展史、土地革命战争史上都具有重要地位,红军采取“求心退却、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在苏区人民的支援下,以少胜多,活捉了国民党第十八师中将师长张辉瓒,歼敌1．3万余人,不仅保卫了中央苏区,而且使中央苏区得到巩固与扩大,取得了反“围剿”的重要经验。新的历史时期,进一步深化第一次反“围剿”战役胜利的研究,对于总结历史经验,继承和发扬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促进革命老区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即日起向社会开展征文活动,具体事项如下：     

对《蒋介石对中央红军的“围剿”是五次还是六次》一文的不同意见

贵刊1999年第2期发表了毛磊、罗辉权的《蒋介石对中央红军的“围剿”是五次还是六次?》的文章.笔者很快被这篇文章所吸引.作者在文章中说,蒋介石对经过长征抵达陕北的中央红军的“进剿”,应算作是蒋介石对中央红军的第六次“围剿”;也就是说,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蒋介石对中央红军的“围剿”应是六次而不是五次.读毕该文,笔者不能同意该文作者所提出的“六次”观点.其理由是必须界定中央红军、红军主力或陕北红军称谓的差别,弄清楚其间的联系与区别.     

蒋介石的庐山军官训练团

庐山军官训练团始建于蒋介石第四次对红军“围剿”失败之际,是将红军视为强大对手而开办的,共办3期,培训嫡系杂牌军队各级军官1．4万余人。通过军事训练、“政治洗脑”等方式,蒋介石培养了一批效忠于他的将领,由此确保了他的统帅地位并使得第五次“围剿”红军得逞。详情请看《蒋介石的庐山军官训练团》一文。     

蒋介石对中央红军的“围剿”是五次是六次?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蒋介石为了维护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独裁政权,对中国工农红军进行了多次“围剿”,其中对中央红军“围剿”最力.由于中央红军是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人领导的,影响大,后来自然成了史学界研究的重点.遗憾的是,迄今为止,人们只承认蒋介石对中央红军有五次“围剿”,即对以江西为中心的中央苏区的五次“围剿”,而对中央红军长征抵达陕北后,蒋介石部署并得以部分实施的“围剿”则避之不提.我们认为,蒋介石对经过长征抵达陕北的中央红军的“进剿”应算作是蒋介石对中央红军的第六次“围剿”,也就是说,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蒋介石对中央红军的“围剿”应是六次而不是五次.我们提出第六次“围剿”并非故意标新立异,是有根据的.根据有二:1、史料依据.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论述,他说:“第五次‘围剿’之后,因为红军大大地削弱了,南方根据地全部丧失,红军     

民国军阀的“土豪”生活

范绍曾是四川大竹县清河场人。20世纪30年代初,他任川军刘湘所部21军第4师师长,曾参加“剿共”战争,率部进犯洪湖苏区,被贺龙指挥的红军打得落花流水。战斗中,范绍曾的右腿也负了重伤,只身逃往汉口,在万国医院养伤,后被“海上闻人”杜月笙派人接到上海疗养。     

接李德进苏区——访当年执行任务者卓雄

接李德进入中央苏区,是第四次反“围剿”胜利、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之际。 30年代初,中共临时中央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上海。第四次反“围剿”前后,临时中央迁至中央苏区。 当时,临时中央领导人进入苏区有两个途径,一是浙赣陆路线,二是从上海经香港到汕头的海上线。由汕头经潮州、大埔、永定再到苏区上杭、长汀、瑞金是水陆兼行。这条线是中央政治保卫局交通科建的。具体负责人叫陈泮年,绰号陈胖子,他是交通科长。这条通道跨苏区、半游击区、白区三段,大埔三河坝以下是水路,以上则是山区。     

长征途中的李达

正李达是1931年参加宁都起义后加入中国工农红军的。1932年2月,他从红五军团调至湘赣苏区,一年之内便由连长提升为红八军参谋长;红八军改编为红六军团第十七师后,又任第十七师参谋长。他参与指挥了保卫湘赣苏区和配合中央苏区反"围剿"的许多次战斗。红军长征做先导1934年,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中央红军未能粉碎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不得不酝酿战略转移。7月23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命令红六军团撤离湘赣苏区,转     

红军第一支北上抗日先遣队

1934年10月,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遭到失败,中央红军主力被迫从苏区的西南方向突围,进行战略转移,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在这次战略转移之前的3个多月,中央派出一支部队,举起北上抗日的旗帜,从中央苏区的东部出发,向闽、浙、赣、皖诸省国民党后方挺进。这支部队,就是红军第一支北上抗日先遣队。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经济原因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经济原因任保秋长期以来史学界多数学者认为王明“左”倾错误的危害、李德军事指挥的失误、敌我力量的悬殊,是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客观原因。笔者通过对中央苏区经济状况的考察、分析,认为除上述原因外,苏区经济在一次又一...     

毛泽东的一次战前动员讲话

1931年夏季,蒋介石发动对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围剿”失败后,他气急败坏,在相隔仅一个月后,又迫不及待地发动了第三次“围剿”,并且亲自担任总司令。 中央红军闻讯后,迅速从建宁回师苏区的腹地——兴国、宁都一线集结,准备迎敌。 8月初的一天早晨,中央红军特别训练大队的战士们奉命随三军团出征,部队已经集合完毕,正整装待发。队列前方,军旗飘扬,100余名胸前配有“花机关”的战士更是格外显眼。“花机关”是当时红军战士对冲锋枪的别称。因为中     

两次被罢官的红军总参谋长

红军时期,我军名的军事家刘伯承元帅曾两次出任红军总参谋长要职。然而,在第五次反“围剿”与李德错误军事路线的斗争中;在长征途中,与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错误路线斗争中,他又先后两次被罢了红军总参谋长的官职。这是怎么回事呢?     

和杨秋峰同志商榷几个问题

杨秋峰同志在一九八一年《中原文物》第一期对《大别山春雷》一文提出三个问题,本文对此和杨秋峰同志商榷。一、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斗争的失败是“左”还是右的问题。杨秋峰同志认为“张国焘是带着‘左’倾路线指导思想到鄂豫皖苏区来的”,所以,第四次反“围剿”的失败应该是“左”而不是右。我认为并非如此,执行“左”倾路线的人,未必不犯右的错误,我党历史上不乏其例。请看以下事实。     

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反“围剿”战争

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战争,是在毛泽东同志受王明路线排挤而离开了红军的情况下,由周恩来、朱德同志领导的。他们指挥红军同国民党蒋介石的四、五十万大军作战,吸取了一、二、三次反“围剿”战争的经验教训,首创我军大兵团伏击战法,连续歼敌三个师,缴枪万余枝,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毛泽东后来称赞这次战争是一次“大胜仗”;他一九三六年在延安还对     

战斗在白色恐怖下的贺怡

贺子珍的妹妹、毛泽覃的夫人贺怡15岁投身革命,英勇无畏,一生充满传奇色彩。红军长征后,白色恐怖笼罩苏区,贺怡忍受住失去丈夫的巨大悲痛,在极其险恶的环境里,在赣州坚持了三年地下斗争。她成了运钨砂的船老板娘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撤退前中共中央对留守苏区人员作了许多部署和安排。特别挑选了一批干部留下来坚持斗争,毛泽覃、贺怡夫妇也在其中。1934年12月,时任中央苏区分局委员和红军独立师师长的毛泽覃率领红军游击队转战闽赣边界。党组织考虑贺怡身怀有孕,她的父母亲也需要照顾,决定贺怡不随部…     

遵义会议的延续:“鸡鸣三省”石厢子会议

正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在苏区内打破国民党军的"围剿"已无可能,于是被迫退出苏区,进行战略大转移。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遵义会议作出了重要决定:改组党中央领导机构,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取消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