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际文化与文化批评——对“贵州文化”的人类学思考

“贵州化”在大众的心目中无疑被视为“边际化”。这个“边际性”包括了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在空间位置上处于边陲地带;二是在化上与“主流化”相比,是处于从属的“亚化”位置,这一点主要是针对少数民族而言。在历史上,贵州一直被“蛮夷之地”、“夜郎自大”、“黔驴技穷”等等含有歧视性的话语表述着。在这种意识形态的笼罩下,贵州从古至今分别受到两种力量的冲击,在封建时代因是“化外之地”,王朝的统治一直没有放弃对贵州进行儒家思想的灌输;     

傈僳族“上刀山下火海”的文化阐释

通过对怒江州泸水县,泸峰艺术团的田野调研,探析傈僳族古老仪式——上刀山、下火海的文化内涵,揭示傈僳族社会形态的发展,了解其原始宗教的意韵。     

“景观”、消费、文化资本与人类学关怀

景观社会与消费社会理论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它们所指涉的是同一时代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新特质,即一个从以生产为主导的时代转型为以消费为主导的时代,从物化时代过渡到视觉表象化篡位为社会本体基础的颠倒世界;而稍后文化资本的提出,则又从另外一个层面上阐释了当代社会文化介入到资本世界,使得社会文化转型的新特质。     

文化唯物主义作为一种研究策略：饮食人类学的研究

饮食是探知文化特性的一个重要视角。通过回顾和检视近百年来的相关重要文献不难看出,作为一种研究策略,哈里斯文化唯物主义的知识源泉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主义。文化唯物主义曾在猪肉、昆虫、牛肉等食品的地方消费实践研究中贡献出了真知灼见,这个研究策略至今依然具有重要的科学认识价值和理论工具意义。全球饮食领域的新景观,尤其文化经济的出现,也使得该策略面临着挑战。     

“游客凝视”与“发明传统”:关于民俗旅游的文化阐释

真实性是吸引游客民俗旅游的唯一动因么?民俗旅游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活动?游客为什么选择这种活动?本文通过引入“游客凝视”和“发明传统”两个概念,阐释民俗旅游活动游客与当地人的互动,描绘和解构民俗旅游的表征及背后的文化意义。笔者认为,我认为在“凝视”的角度上,“发明传统”对于活动主体有多重意义:它是游客与旅游地“合作”表演,在凝视与被凝视之间,一些民族文化(形象、符号)得以传播。它也是一种当地人的集体行动,能标示和强化自我的身份。     

体现历史文化的崇州“唐人街”

《巴蜀史志》今年第1期载有成都崇州市地方志办公室所撰《用方志史料为城市建设服务一例》的文章,介绍了成都市圣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崇州打造“中国·成都·唐人街”（以下简称“唐人街”）的独特理念、运作机制和基本经验,其中最突出之点在于“从文化开始,最终又回到文化上;起步于方志,又提升于方志”。现在．这个唐人街的建设成就已经...     

跨越人文类型的空间阻隔——社会人类学的观察方法与互联网时代的文化沟通

社会人类学一直致力于各种人文类型间的文化沟通和文化理解。人类学家们对异域文化的探寻、对本土文化的自省,旨在化解各族群间因陌生而造成的误解和隔阂。信息社会的到来,使人类社会首次突破了不同人文类型之间的空间阻隔,为建立“多元一体”的全球文化开辟了广阔的前景,然而这种科技的发明与创新也给多元文化的并存带来了不可低估的负面影响。如何消解互联网时代的文化悖论,建构起汇聚共荣、“和而不同”的文化秩序,不仅是人类学研究必须关注的课题,也是对其学科存在价值的考验。     

柬埔寨华人的土地和祖灵信仰——从“关系主义”人类学视角的考察

论文基于田野调查的结果,从人类学家王铭铭先生提出的“关系主义”人类学的视角,考察了柬埔寨华人的社区、家庭和坟地的土地神和祖灵信仰的内涵与功能,分析了柬埔寨土著文化与佛教、印度教和华人信仰等外来文化之间,内外之别、上下等级、差异和关联、延续与变迁这四对关系。认为任何宗教或文化现象都不是封闭地自我生成,而是在与他者的关系中形成。每一种文化总是处在许多其他文化组成的更大范围的场域中,在彼此的参照、混融和冲突过程中形塑自身。     

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IUAES）第16届（2009）世界大会——“解读客家历史与文化：文化人类学的视野”专题会议综述

2009年7月26-31日,由梅州市政府指导、嘉应学院主办、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承办的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IUAES）第16届（2009）世界大会——“解读客家历史与文化：文化人类学的视野”专题会议,在昆明云南大学隆重举行。这次大会是中国大陆客家学术史上层次最高、参会学者最多最广、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次大会,也是我校自成立以来主办的第一次真正意义的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各方努力下,本次大会取得了圆满成功。     

门巴族色目村“魔女”文化的历史人类学解读

在色目村,"魔女"是该村生存环境的文化符号,通过对这一文化符号的解释,构建起了以敬畏自然的自然泛神论为理论基础、以自我约束的行为规则为应用并延伸到人们的社会生活和人生价值追求的文化体系。这个体系是在色目村的生存环境之下人们生存方式的一种文化表达,同时又是维系人们生存活动与生存环境之间的契合关系的文化支撑。生存环境与生存方式是色目村的神话传说及宗教礼仪对魔女文化符号加以解释的基础,规定着解释的意义指向。     

论语言的形式与语言的“优劣”

本文从语言的结构和形式没有简单与复杂之分,语言没有难学与易学、发达与原始、优秀与低劣之别的角度,驳斥了偏颇和错误的语言价值观。作者认为,任何一种被使用着的语言,都是经过长期演变而形成的完整的符号系统和交际工具,都是在特定的社会文化条件下、在有效地为其使用者服务的过程中不断发展起来的,而且常常是只有本民族语言才能更好地满足该民族成员自身的需要,才能更有效地表达和象征该民族的文化。     

甘青地区“花儿会”传说的文化功能

甘青地区流传的关于“花儿会”的传说是一种重的公共信息资源,它担负着记录和解释“花儿会”历史源起的文化功能（如“花儿会”活动的庙会本质、求雨功能等问题）;同时,在其流布过程中民众对之进行了自发自觉的整合与传播,从而使其生发出了助力村落政治文化、助推女性个体社会化的文化功能。按照文化表征理论,关于“花儿会”的传说正是民众对“花儿会”活动的一种重表征方法,使得活动产生了丰盈的文化意义,扩大了其外延和内涵。     

“客家研究”反思：以太平天国与客家的崛起为话题

本文说的“客家”,不是对世间客居人群的泛称,而是一种学术专名,用以特指历史上在赣闽粤边区化育成型的汉族新兴民系。客家学大师罗香林曾经指出：“客家是五代后新兴的民系,自赵宋至元,为婴年时期,自朱明至清初,为童年时期,自嘉道至现年,为少年时期,……嘉道以后,世局日     

怀集县的“刘三妹”文化现象

电影《刘三姐》中的刘三姐,是广西八桂大地上的一个传说人物。传说她善良、能干、美丽,且敢于向黑恶和压迫势力作斗争．是广受老百姓拥戴爱护的女性。又因其擅歌能唱和比唱无敌手,人们又以歌后称她。这是广西刘三姐。     

西藏博物馆里的“史前文化”

1999年10月5日,西藏博物馆正式开馆了。作为首次与观众见面的基本陈列内容,博物馆共开放了四个展厅,分“史前文化”、“不可分割的历史”、“文化与艺术”、“民俗文化”四个部分。在这里,我想重点对“史前文化”的陈列展品和西藏史前文化及其相关研究作一简单的介绍。     

“刚柔并进”的文化模式——从文化人类学视角解读《菊与刀》

《菊与刀》是美国著名女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利用文化人类学的原理,通过她自己的“文化模式”思维理论成功解读了日本文化形态之作品,其成就成为各国研究日本文化的经典。“菊”与“刀”这两个原本毫无关系的物体,因为日本走到了一起,它不仅仅代表了日本民族中矛盾的民族性格,更是日本民族刚柔并进文化模式的缩影。本文以《菊与刀》这本书为背景,通过文化人类学视角来研究“刚柔并进”的日本文化模式,并论及研究背后带来的重要意义,以及为以后研究所引发更多思考和借鉴。     

方志资源是城市建设和旅游开发的文化“活水”

正王健飞在《浙江方志》2013年第1期上发表文章指出,第一,利用方志资源为旅游开发服务。地方志把搜集到的有价值的文化遗存——记载入志,然后向当地政府主要领导、县政府有关领导、有关部门宣传呼吁,争取把它们设为文物保护单位或文物保护点,并通过政协提案形式,督促落实保护方案。第二,利用方志     

“地方”的视觉表征与社会构建——西方旅游广告研究的“文化转向”思潮

20世纪90年代后,西方人文地理学出现“文化转向”（cultural tum）的理论思潮,学者们格外重视对地理现象进行文化层面的解释,视觉分析（visual analysis）等定性方法（qualitative methods）得到较多的应用。旅游是现代社会的重要地理现象之一,旅游地的视觉表征（visual representation）成为“文化转向”思潮中最活跃的研究议题。西方学者援引地理学、符号学、语用学以及社会批判学派等诸多理论,将旅游营销图片作为“文本”（text）进行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揭示出旅游地是一个想象的空间这一本质,阐述其被社会性地构建（socially constructed）的过程和意义。国外同行的相关研究工作对我们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民间信仰与村落传统文化的当代建构——对茂名“冼夫人信仰”的人类学考察

“冼夫人信仰”是茂名的重要民间信仰之一,这种民间信仰在当地的乡村社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尝试考察民间信仰及其在当地文化建构的作用,以及乡村社会对传统资源的再次塑造和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