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敏碑趺有关问题之己见

樊敏碑是东汉巴郡太守樊敏的墓碑,现藏于芦山县芦山东汉石刻陈列馆内。樊敏碑多次倒塌,现所见之碑趺,应为南宋扶植樊碑时所易,原碑趺应为类似高颐碑之“方趺”。     

耀昙药王山佛教造像碑

耀昙药王山佛教造像碑韩伟阴志毅耀县药王山小碑林共藏佛教造像碑２３通,有纪年的１７通。其中北魏碑５通,西魏碑３通,北周碑３通,隋碑５通,唐碑１通,厥失纪年的６通。本文拟对各代保存完善者,略加介绍,以供学者研究。一、北魏碑①郭鲁胜碑。造于延昌四年（公元５...     

金陵大报恩寺御碑遗址结构性能及保护技术研究

为了对金陵大报恩寺南北两块御碑遗址进行科学保护,首先通过有限元模拟对南北御碑遗址的现状结构性能进行分析,找出其在正常使用和地震作用时存在的安全隐患;然后根据计算分析结果及整体设计要求提出增设隔震支座的保护技术方案,采用有限元模拟计算对南北两块御碑遗址在增设隔震支座后的结构性能进行分析。计算结果表明:带有御碑的北碑的第一阶自振频率约为不带御碑的南碑的0.087;地震作用下,带有御碑的北碑最有可能破坏的部位是御碑,而不带御碑的南碑最有可能破坏的部位是龟趺头部。施加隔震支座后,南北两块御碑遗址结构的振动频率、最大主拉应力和最大主压应力均明显减小,在7度罕遇地震的情况下均不会发生破坏。研究结果对石碑的结构保护工程研究有参考价值。     

泰山双束碑再探

泰安市博物馆（岱庙）的历代碑刻陈列馆（碑廊）内与汉衡方碑、汉张迁碑、晋孙夫人碑等并列矗立着唐代的＂双束碑＂。双束碑又名为＂岱岳观造像记碑＂,俗称＂鸳鸯碑＂,立于唐高宗显庆六年（661年）,     

宋代地理图碑研究

宋代地理图碑,现藏苏州碑刻博物馆。1961年,该碑与馆藏天文图碑、帝王绍运图碑和平江图碑同被国务院列入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碑身长2.21米,宽1.06米,厚0.30米,是现存宋代石刻地图中体积最大者。这是一块宋代政治地理图,有别于现存宋代九域守令图碑、华夷图碑和禹迹图碑。 以往有文介绍过地理图碑,作了一些探索性工作,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全方位的研究宋代地理图碑日显重要。 本文试图从地理图的成图年代及其行政区划:图作者的人文思想;地理图的自     

小残卷斋藏碑帖选刊(四)

正罗振玉旧藏明拓礼器碑礼器碑,隶书,全称汉鲁相敕造孔庙礼器碑。又别称韩敕碑、韩明府修孔子庙礼器碑、鲁相复颜氏繇发碑。东汉永寿二年(156年)九月立。现存山东曲阜孔庙大成殿东庑汉魏碑刻陈列馆。礼器碑为4面环刻。碑阳16行,行36字。碑阴3列,每列各17行,碑左侧3列,各4行,碑右侧3列,各4行。礼器碑自宋代以来即有著录,历代著录甚多,最主要的     

三国东吴楷书鼻祖--《葛祚碑》

三国孙吴碑刻传世的仅4块,数量虽少,其书法价值和地位却很高。人们将这4块碑谓之“吴碑四种”,即《国山碑》、《天发神谶碑》、《谷朗碑》、《葛祚碑》。其中《葛祚碑》在我国碑刻、书法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它是现存第一块楷书碑。碑高177、宽74厘米,圭首,有穿,穿下刻“吴故衡阳郡太守葛府君之碑”,3行12字。碑在葛祚故里江苏句容访得,1965年入藏南京博物院。晋人干宝《搜神记·葛祚碑条》卷十一记载了葛祚为衡阳太守时,为民除妖,深得当地百姓的爱戴。《葛祚碑》书体为标准楷书,楷书是由隶书演变而来,隶书碑盛行于汉代,可传世的西汉碑却极为…     

张龙达造像碑考释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受中国的立碑供奉纪念的影响,与中国古代的碑刻相结合,于是产生了佛教造像碑。佛教造像碑是一种具有特殊形制的宗教造像形式,是古代将佛像雕刻在石头上的碑刻,在其碑上开龛造像,并在碑上雕刻供养人、造像人姓名、官职、籍贯、造像缘由、祈福内容、造像时间、地点等。本文以张龙达造像碑为例,对其造像碑上所反映的问题进行分析,及碑上所体现的造像风格进行考释和分析,对其碑上体现的问题进行解读,得出张龙达造像碑的造像年代在西魏时期,造像碑上反映的是以张氏家族为主体的家族信仰,以及碑上所体现的造像风格是由于政治的影响。     

清朝高平乡约碑刻初探

乡约对地方民风的形成具有非同一般的导向作用,高平乡约以碑刻的形式从社会生产、生活以及社会关系等方面对当地人进行了约束和规范。其内容有禁约碑、禁凿窑碑、禁赌博碑、禁樵牧碑、禁堆柴草碑、禁娼妓碑、议工价碑等。这些乡约碑刻的内容和类型反映了民间自治的程度和乡约在当地民风形成过程中的重要影响。     

小残卷斋藏碑帖选刊(七)

正史晨碑史晨碑,隶书,刻立于东汉灵帝建宁二年(169年)。原碑立于山东曲阜孔庙,1996年移至曲阜孔府西仓之汉魏碑刻陈列馆。史晨碑为两面刻,俗称前后碑。碑的阳面刻前碑,即《奏铭》,全称《鲁相史晨碑祀孔子奏铭》,是鲁相上奏朝廷的奏文,后附四言铭文十二韵,是一种典型的公文体裁。后碑刻于碑的阴面,全称为《鲁相史晨飨孔子庙碑》,     

《大明诏旨》碑探秘

《大明诏旨》碑现存曲阳北岳庙洪武碑楼内,按碑文所示,该碑立于明太祖洪武三年(1370年)六月,但从其碑首的形制和纹饰看,应为唐碑改刻而成,作者分析认为其可能原为唐太宗祀北岳庙的祭文碑。     

北魏薛凤规造像碑考

相传1921年前后,有不法古董商窃得两座大型造像碑,一为北魏薛凤规造像碑,一为西魏巨始光造像碑。二碑将被偷运出国时,被海关查获,经当时主管机关批准,拨交历史博物馆筹备处(今中国历史博物馆前身)收藏。二碑曾在短时间内展出,但不为世人注目,因此知道这两座碑的人并不多。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妥善保护,将这两座碑用木板罩护了起来。几年前,笔者对巨始光造像碑曾作过初步研究,考定碑石原应在今山西稷山县。薛凤规造像碑不仅形制与前者十分类似,而且二碑均有少见的巨姓和行姓的题名。如巨始光碑有巨天祖、巨解愁、巨令(?)、巨银     

传世赵孟頫书道教碑真伪考

传世元代赵孟頫奉敕撰文并书的元道士张留孙碑,全名"大元敕赐开府仪同三司上卿辅成赞化保运玄教大宗师志道宏教冲元仁靖大真人张公碑",即道教碑。此碑有两个:一在北京东岳庙,天历二年立,人称北道教或北碑;一在江西贵溪龙虎山,至正四年立,人称南道教或南碑。两碑都很高大雄伟,碑文约两千八百余字。赵书碑中如此长篇巨制的几乎是仅见。一些鉴赏家、金石学家对此碑评价很高,很多学赵书的人也都临写过此碑。但是,同一内容同一作者的碑有两个,立碑的时间又都在作者死后多年,这就容易引起人们的怀疑,前人已曾提出了不少问     

宋代科技碑刻研究

科技碑刻在宋代碑刻中成就突出,它们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宋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其中天文图碑不仅是中国之最,而且是世界之最。地理图碑反映了我国古代在制图学上的成就,平江图碑可谓古代城市市政规划的典型,禹迹图碑的“计里画方”法在古代制图史上是很先进的方法。水则碑、安养院碑则记载了宋代水利、医学的发展。     

徐州出土晋碑及相关问题的再认识

2002年,徐州出土一块晋碑,本文对以往的考释文章从碑文的断句、释文与碑的性质等问题提出了新认识,认为该碑并非建筑记事碑,而应是墓志铭。     

岣嵝禹碑面纱待人揭

岣楼峰森林公园内有禹碑一块,相传为大禹所立,其上有碑文77字,人犹难识,前人对此作过不少的研究,但其神秘的面纱并未全揭开,为了求得专家、学者们的更多关注,特抛此砖,以利引玉。岣嵝峰为南岳七十二峰之一,早在公元前两千多年就作为国内名山而载入史册。它之所以出名,不仅是因为它巍峨多姿,还因为它兼有禹碑之奥秘。禹碑,又称大禹碑、禹王碑、神禹碑。因碑在岣嵝,又称岣嵝碑。因碑文形似蝌蚪,又称蝌蚪碑。据说原碑藏岣嵝峰山林深处,仅蜀士何致于宋嘉定年间由樵者引导见过一次,后遂隐去。今碑在岣嵝峰禹王殿左下方,高7尺,…     

唐县“禁革陋规”与“古唐侯国”异代一体碑考

上世纪80年代中期被重新发现于唐县的“古唐侯国”碑为一方异代一体碑,其一面为康熙年的“禁革陋规”碑,另一面为光绪年的“古唐侯国”碑。本文对此碑两面碑文的作者、刻制历史背景及其内容、意义作了综合分析考证。     

汉代石刻概说(下)

<正> (三)德政碑 为彰显善政所立之碑。若立于官员任所神祠旁侧,可视为祠庙碑。但若仅立碑记念,是为德政碑。在难以确定神祠或祠庙是否存在的情况下,则暂时将之归类于德政碑。德政碑在内容方面,与后述的摩崖有共同之处。被认为是德政碑的,有以下诸石: (48)延光残碑(103)杨叔恭残碑     

郑和所立三碑可靠性之分析

郑和下西洋期间(1405—1433)曾立3个碑：通番事迹碑、天妃灵应碑和南京静海寺(残)碑。这三碑是郑和出使的第一手资料。本分析此三碑,并对照其他现存的出使随员马欢、费信及巩珍的作,发现郑和此三碑记录出使事迹之正确性很高。这三碑,加上马欢、费信及巩珍三作结合起来,给我们以确切的郑和出使总结,可用为进一步研究的准绳和基础。这是郑和研究必要的第一步工作。     

南京阳山碑材的历史密码

正在南京新上榜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阳山碑材赫然在列。关于阳山碑材的介绍文章和文献片可谓汗牛充栋。然而,这些铺天盖地的文章和相关文献片几乎都秉持一个同样的观点,即明成祖朱棣为了孝敬父皇母后和安抚民心而凿此参天巨碑,在凿碑即将大功告成时,他突然意识到,此碑过于庞大,无法运回京城,便中途停止凿碑,将这个半成品的巨碑遗于荒野。史实果真如此么?笔者查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试图还原这段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