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景廷宾起义”史料的新发现

<正> 《重修张家庄保善寨碑》,现存于威县文化局院内,是威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 此碑原竖于张家庄村内,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立石,由保善局建修。保善局是清廷与教会协商设立,办理“小赔款”(即地方赔款)事务的权力机构。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在七级镇修据点,此碑被运至七级镇,充作炮楼墙基石料。日本投降后,村民拆炮楼时,该碑埋于废墟之下,后来修公路又埋于路基之下。1969年,公路改道,七级镇村民从旧路基拉土,此碑得以重光。此后几经搬迁,最后被砌到前七级排水道口。1987年,笔者发现此碑,报知县文化主管部门,使该碑得以妥善保管。     

翼城唐代《郑太子寿墓碑》

山西省翼城县原有初唐四杰之一的卢照邻的两篇碑铭。一通是《翼令张怀器去思碑》,已失;另一通《郑太子寿墓碑》,原矗立于云唐村,民国初年的《翼城县名胜古迹古物调查表》说,此碑已佚。翼城县文化馆于1983年在云唐村外水渠旁再度发现此碑时,碑座已佚失,碑身断为两截,     

南京阳山碑材的历史密码

正在南京新上榜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阳山碑材赫然在列。关于阳山碑材的介绍文章和文献片可谓汗牛充栋。然而,这些铺天盖地的文章和相关文献片几乎都秉持一个同样的观点,即明成祖朱棣为了孝敬父皇母后和安抚民心而凿此参天巨碑,在凿碑即将大功告成时,他突然意识到,此碑过于庞大,无法运回京城,便中途停止凿碑,将这个半成品的巨碑遗于荒野。史实果真如此么?笔者查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试图还原这段历史。     

故宫藏石两种

一、朝侯小子碑 清末于陕西省西安附近出土,原为周季木收藏,并著录于《居贞草堂汉晋石影》,解放后归故宫博物院。碑已断,存十四行一百九十八字(图一)。此碑定名据首行“朝侯之小子”几字,按“朝”字上应有一字,即为     

成都武侯祠的“三绝碑”

成都武侯祠的“三绝碑”,本名“蜀丞相诸葛武侯祠堂碑”,屹立于祠庙大门内右侧,有碑亭覆盖。碑身连同云纹碑帽通高367厘米,宽95厘米,厚25厘米。碑底嵌入碑座的尺寸不详。此碑刻建于唐宪宗元和四年(809)二月二十九日,因而又名     

记云南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

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被誉为"新中国民族团结第一碑""新中国民族工作第一碑",现保存于云南省普洱市宁洱县,为宁洱县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此碑虽立于新中国成立初期,但它承载着中国古老的盟誓文化信息,是云南边疆各民族团结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实物见证。     

鲁恭姬造像碑研究

<正>在甘肃清水县西汉名将赵充国陵园内,有一通北周天和二年(567年)的造像碑(被命名为"鲁恭姬造像碑")。该碑质地为砂岩,碑形呈拱顶碑状,高200厘米,宽85厘米,厚56厘米,右下角微缺。据志书记载,唐开元二十二年(734年)清水大地震,该石碑被深埋于地下。清道光初年,此碑出土于清水县城北李崖石佛坪。2003年,甘肃省人民政府公布该碑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与     

胥江水则碑概说

早年在碑刻普查中,于苏州胥门外接官厅建筑垃圾中发现一块“水则碑”,现藏苏州碑刻博物馆.该碑正面上刻“水则碑”三大字,下刻“七则,水在此极高日俱渰.六则,水在此稍高田渰.五则,水在此上中田渰.四则,水在此下中田渰.三则,水在此稍低田渰.二则,水在此极低田渰.一则,水在此高低田俱无恙”诸字样.     

蒲江县出土唐碑述略

今年6月14日,蒲江县城东8公里之天华镇公议村8组发现唐碑1通。该碑原在天齐院(王家祠),“革”中被抬去砌扬波堰堰口。埋于地下2米深处,最近,洪水冲垮堰口。公议村物保护管理组杨光中、罗家均、周辉等人发现,使此碑重见天日。此碑长1．94米、宽84．5厘米,厚16．5厘米,为灌县青石刻成。重达千斤,请8位青年农民才抬回公议村。     

唐张仁宪神道碑考

唐张仁宪神道碑考张鸿膺吕冬梅张仁宪神道碑在文安县城西北相公庄。此碑通高４３０厘米,碑身宽１４４厘米,厚５４厘米。碑为汉白玉石质,碑首雕四龙交蟠,龙首垂于碑侧,天宫篆额“大唐故赠工部尚书清河张公神道之碑”。碑身阳面刻方格线,格内阴刻隶书,共２９行,满行...     

正定发现的欧阳玄撰文碑

本文介绍了出土于正定县中医院的《真定路学乐户记》碑,此碑由元代著名文学家、史学家欧阳玄撰文,介绍了元代真定府学的礼乐教育情况,是研究元代礼乐制度的重要资料。     

清代《严禁婪索碑》

1988年10月15日,四川渠县水口乡的文物通讯员王光均反映：该乡居民王宇在修房挖地基时,在距地表约30厘米处发现一通清代《严禁婪索碑》。11月9日。渠县历史博物馆派工作人员赴水口乡实地调查,并将此碑运回收藏于馆。这通石碑埋藏于原水口乡政府所在地,青砂石质,长185、宽95、厚15厘米,保存完好。据碑考察,发现尚有一块应接于此碑之后,经再三访寻而不得,此碑碑文作楷书,工整,字径4×3．5厘米,共39行671字。碑版横置,文竖写。现全文酌加标点,录于下：渠县北路水口场士民为遵刊垂久镌书遵行事。光绪二十九年三月甘三暨四月初六日…     

泰山唐代双束碑与武则天

泰山唐代双束碑于一九八二年十二月重新移立于岱庙东碑廊中,这是唐代在泰山上所立碑中唯一遗存至今者(泰山大观峰上的唐玄宗《纪泰山铭》摩崖刻石不属碑类)。此碑原立在泰山脚下的岱岳观内(己圮,遗     

《何君尊楗阁刻石》考古发现和对南方丝绸之路研究的意义

2004年,荥经县烈士乡发现汉代《何君阁道碑》。此碑刻于公元57年,是迄今为此能见到的最早的东汉刻石。最早见录于宋洪适《隶释》,此碑的发现对于研究西南地区古代交通有极大意义,确认了耗牛道的实际走向。开边、治也、开发黄金、运输边茶都是耗牛道开凿的主要原因。     

西安新出柳书“唐回元观钟楼铭碑”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十五日,西安化工设计公司在基建施工中,出土了一通“大唐回元观钟楼铭碑”,于当日由陕西省博物馆收藏。此碑出土后,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兴趣。现将碑石的有关情况简介如下。碑石埋藏于距地表约三米深处。出土地位于太乙路北段,北距西安城垣东南角约480米。碑为横式,长124厘米,宽60厘米,厚18厘米,青石质。碑面刻字,碑侧及碑阴粗糙不平。令孤楚撰文,柳公权中楷正书,四     

正《郑太子寿墓碑》传抄之误

卢照邻撰文的郑太子寿墓碑,原竖立在山西省翼城县云唐村郑太子寿墓前,民国初期的《翼城县名胜古迹古物调查表》标注"此碑已佚"。所幸翼城县人民文化馆于1983年在云唐村外水渠旁寻到此碑,现藏于翼城县博物馆,经山西省文物鉴定委员会鉴定为国家珍贵文物。《全唐文》收录此碑文,题为《郑太子碑铭》;民国18年《翼城县志》亦收录《郑太子寿墓碑》全文。经与原碑对比,两种收录均有多处明显错误。今以现存唐碑与《翼城县志》所载《郑太子寿墓碑》及《全唐文·郑太子碑铭》对比,将所存讹异,一一列举并正之。     

夜讀偶記

"唐景教流行中国碑,记西教入中国之始,故西人屡欲盗去。前年有某国人欲盗此碑,已刻膺者谋易原石。适吾友方君以告。予乃亟白之学部尚书荣协揆,电陕抚令迅移至碑林,并着地方加意看护,此碑乃得无恙。某国人不获已,乃运膺刻之石以去。" 见罗振玉著,客庚校《俑庐日札》。此稿最初编成于光赭戊申(即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后发表于《国粹学报》,"民国二十三年"容氏校订重     

灿烂的尧寓村

山西省绛县尧寓村之所以引起了海内外专家学者和各大新闻媒体的极大关注,是由于在这里发现了我国最早的帝尧史迹刻石。首先发现的是大晋永和二年（公元346年）的古碑。此碑为浅褐色沙石质,半圆顶。碑身高92厘米,宽47厘米,碑阳斜阴刻“唐尧寓处”四个隶体字,字径16厘米。上款竖刻：大晋永和二年孟春创立。下款补刻：大清康熙五十四年重刊。碑阴四周文字风化漫漶不清,中心留有大字痕迹。此碑为我国发现的最早有关帝尧史迹的重要刻石,原藏于村中元代时建的三官庙中。距此碑不远处,还发现有《重修寨记》残碑一通,碑序中写“口邑殊为伏羲”,“绛邑南古帝尧寓处”,“耕田凿井时作帝,唐尧遗风为此庄”,．“大明崇祯六年（1633年）”。该碑早于康熙五十四年重刻之“唐尧寓处”碑83年。     

唐李愍碑考证

此碑于1954年10月,出土于长安东乡郭家滩(现划归西安市区),今存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碑额高、宽0.8、碑身高1.64、中宽0.84米。碑额三行,行四字,篆书曰:"大唐内给事上柱国李君之碑。"文共三十三行,行五十八字,正书。兹录如下:大唐故上柱国内给事李君之碑,(空三字)会昌寺释善威制文,(空二字)河东闻喜裴守真     

“通济堰图”考

“通济堰图”碑现立于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碧湖镇堰头村詹南二司马庙内,是关于通济堰灌区的渠系示意图。此碑镌刻于南宋绍兴八年（1138年）,重立于明洪武三年（1370年）。碑面清晰,内容丰赡,反映出南宋时期通济堰灌区的整体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