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大中二年沙州遣使中原路线献疑

唐宣宗大中二年(848),张议潮在沙州起事,随即遣使入唐。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敦煌文献P.2748号文书做了进一步考订,认为虽然文中提及灵州等地理名词,但由于灵州的出现与沙州使者入朝无关,且没有证据显示文中"定远"即为"定远军",所以学者此前所得出的大中二年沙州使者由天德军经定远军,再南下灵州并最终入京的推论恐难成定论。     

敦煌写本S.1438背《书仪》残卷与吐蕃占领沙州的几个问题

敦煌文书S.1438背《书仪》残卷的作者是吐蕃占领敦煌初期的沙州都督索允,索氏为吐蕃和归义军时期的敦煌大族。吐蕃在敦煌等地设置的都督源自突厥和唐朝职官,吐蕃沙州都督在793年之后开始设置,由当地汉人(包括当地粟特后裔)担任,为敦煌汉人担任的最高职务,主管民政,有正、副(大、小)二职,位居吐蕃人担任的敦煌乞利本(节儿论)、节儿监军之下。而英藏敦煌吐蕃文Fr.80号文书的作者则是S.1438背《书仪》残卷中记载的,在795年或796年沙州玉关驿户起义被镇压后由瓜州节度留后使派来的新节儿。     

唐末宋初敦煌土地制度初探

北魏至隋唐实行均田制,敦煌的田土亦纳入均团制的范畴。贞元三年(787)吐蕃占领敦煌后,曾在沙州实行计口授田,每口一突(即10亩)。这种土地制度并未贯彻始终,吐蕃占领敦煌的后期,土地实际上已经私有化,土地的继承、买卖,不受限制。大中二年(848),沙州重新归属唐廷。此后,敦煌的土地制度发生了什么变化?中外学者很少论及。近见冷鹏飞同志《唐末沙州归义军张氏时期有关百姓受田和赋税的几个问题》与唐刚卯《唐代请田制度初探》两文,对归义军张氏时期户口制度、土地制度、     

唐五代归义军政权述评

安史之乱后,唐王朝由盛转衰,吐蕃乘隙而入,用武力占领了西北诸州。唐宣宗大中二年(公元848年),沙州人张议潮利用吐蕃内部矛盾,率众起义,赶走吐蕃人,收复伊、西、瓜、肃、岷、兰等十一州,同时献表唐朝廷,表示归顺。唐朝乃于沙州建归义军,以张议潮为归义军节     

吐蕃攻陷沙州城之我见

吐蕃占领沙州的时间,学术界一直未能取得一致意见.大致有大历十二年说,建中二年说,贞元二年说及贞元三年说,各家主张的依据不同,推订的方法不同,结论也就不同.笔者不揣冒昧,也想谈点个人看法,不妥之处,敬请指正. 我们知道,杨志烈死后,杨休明继任河西节度使,于大历元年(766)徙镇沙州.在沙州他的职衔为“河西兼伊、西、北庭节度使、检校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赠太子太保”.休明卒年尚难定考,然《唐方镇年表》将他列在大历元年至二年的河西节度使任上,而大历     

敦煌文书中所见晚唐五代宋初的灵州道

大中年间沙州使者循回鹘旧路 ,北趋居延海并假借天德军、迂回灵州而达长安 ,灵州道由是开通。咸通年间凉州光复后 ,灵州——凉州道空前活跃 ,并成为维系中原和西域交通的必由之路。其大致走向 ,基本上是在横穿腾格里沙漠后 ,溯古白亭河 (今石羊河 )南下而行走的。     

唐末沙州归义军张氏时期有关百姓受田和赋税的几个问题

一、关于张议潮时期的户口、田地登记唐代沙州自建中二年(公元七八一年;一说贞元三年,七八七年)陷蕃直至大中二年(八四八年)张议潮收复近七十年间,吐蕃统治者改州县制为部落制,并推行一套比较落后的征发制度,当时钱货不行,经济发展处于停滞状态。逮会昌之后吐蕃内乱,沙州一带又遭到战争摧残。张议潮于大中初年“遂摄州事,缮甲兵,耕且战,悉复余州。”张氏政权为了建立新的统治秩序和恢复发展农业生产,曾经进行过户口和田地登记。     

张议潮史迹新探

大中二年张议潮充分利用了吐蕃王廷内乱以及河陇地区边将混战、各族百姓思归唐朝的形势,率众起义归唐.张议潮等沙州起义骨干人员都是原吐蕃政权中的敦煌本土出身的官员,他们与政治主张相同的吐蕃鄯州节度使尚婢婢结成同盟,联手抗击不得人心的论恐热,驱逐其在瓜、沙、肃、甘等地的统治势力,收复了沙、瓜、肃、甘、伊等州,并遣使将包括尚婢婢部将控制地区在内的河、湟十一州图籍进献唐廷,建立起归义军政权.随后张议潮又在尚婢婢部众的协助下收复凉州,并向唐廷奏报婢婢部将拓拔怀光等击败论恐热,进献战利品的消息.此后归义军政权一直与尚婢婢部众及其后代保持着友好关系.     

辛亥“滦州兵谏”和“滦州起义”

1911年12月至1912年1月的滦州“起义”,和此前谋划的滦州“兵谏”,均发生在农历辛亥年内(辛亥年的除夕是1912年1月29日),而且事件相互关联,习惯上称之为“辛亥滦州起义”.它是辛亥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武昌起义的有力配合,孙中山给予了“滦州大计,建不世勋”的崇高评价.滦州起义爆发后第43天,清朝宣统皇帝宣告退位.1936年《国民政府令》的评价是:“辛亥光复,发轫于武昌,而滦州一役实促其成.”     

关于唐代沙州升为都督府的时间问题

本在中日学界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主要依据敦煌书及相关献,从唐代前期沙州长官的称谓、六曹机构及官员名称、吏员设置及称谓、官书的钤印等方面,系统考察了沙州的行政建制问题。认为开元、天宝以前,沙州的行政建制一直都是刺史州(太守郡)建制,而非都督州(郡)建制;又据渊阁四库全书本《唐会要》卷70的记载,确认沙州升为都督府的时间,是在唐代宗的永泰二年(766)五月,而非唐高宗的永徽二年(652)五月。沙州的这一行政建制变动,与同年五月河西节度使西迁沙州有密切关联。这一考定,对正确认识唐代沙州的行政建制演变和相关敦煌书,都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