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乾嘉时期中亚与南疆的贸易

乾嘉时期,随着清朝对新疆的统一,中亚与清朝的贸易关系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贸易的形式主要有两种：朝贡贸易、民间贸易。文章认为,这种贸易关系对发展中亚的社会经济、中亚与清朝的关系等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不过对清朝而言,这种贸易也导致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的产生。     

略论清乾嘉时期统治者对教门的治理

明末,经济滞后,政权动荡。土地兼并严重,宦官串权、当政,加之关外满族的迅速崛起,造成严重的边患。内忧外患,民不聊生,社会动荡,孕育了大量的反社会、反政权的组织,秘密教门就是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产生的。进入清朝,尤其是乾嘉时期,教门的兴起和蔓延引起了清政府的高度重视,引发了封建统治者对教门大规模及深层次的治理。     

“别于众囚”：乾嘉道时期新疆废员的谪戍生活

清代新疆自乾隆朝统一后,曾接收过为数众多的因罪因过、不忍刑杀之废员。由于兼具“官”、“犯”双重身份特征,谪戍废员的生活待遇自是有别于寻常遣犯。本文以清代官私文献、新疆地方志、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及废员遗著为文本线索,探讨乾嘉道时期新疆废员群体随着身份的转型、生存空间的改变,“上层”与“下层”废员在谪戍新疆时的不同生活情形。     

乾嘉汉学治学宗旨及其学术实践探析--以戴震、阮元为中心

乾嘉汉学治学宗旨是由文字音韵训诂入手以寻求经书义理。但汉学家对这一宗旨的理解并不一致 ,学术实践的途径亦有差异。考察其代表人物戴震、阮元各自的学术主张与学术实践 ,比较二者的同异之处 ,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汉学治学宗旨的科学性与局限性。     

乾隆时期新疆自然灾害研究

本文重点收集了清代各类文献中有关乾隆时期新疆自然灾害的资料,梳理和统计了各类灾情概况,结合已有的研究成果,大致编制出灾况年表,并在此基础上,初步分析了乾隆时期新疆各种自然灾害发生的规律和特点。     

两汉时期新疆的经济开发

本文依据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对两汉时期西域诸城郭国人口、城镇和经济状况的发展变化,以及两汉政权一系列开发西域具体措施的论述,揭示这一时期新疆经济开发的概貌和成就,并认为这是新疆历史上第一次开发高潮。     

乾嘉时期泉家集藏纪事(下)——《中华珍泉追踪录续篇》(七)

四 乾嘉老辈集泉趣闻逸事 乾嘉之际各类古钱频频出土,引发各地收藏热潮.嗜古者广收博集,大力搜刮.乾嘉老辈对古泉如此痴迷执着,前所未见,有些行为更不可思议.本文记述一个个的故事,既看到乾嘉老辈之风趣,亦引发人们深思.古泉得来不易,常说有缘者得之.其实古物常聚于锲而不舍的寻觅之有心人士,他们就是有缘人.     

历史时期新疆北部城镇的形成与发展

历史时期新疆北部是草原游牧民族与汉族相互活动的区域,其城镇的形成与发展具有一定的草原文化景观特色。本文分析了新疆北部地区城镇的历史演变过程,提出其城镇萌芽于汉代前后,完善于清代后期,城镇的中心有一个从吉木萨尔-伊犁-乌鲁木齐的演变过程,并论述了新疆北部城镇形成与发展的特征和城镇发展的影响因素,得出研究历史城镇的发展对今天城镇建设与规划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乾隆时期新疆移民落籍政策探析

清朝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统一天山南北后,为填补新疆战后出现的人口空缺,从乾隆二十六年(1761)始,对迁居的内地移民,包括普通户民、商民、遣犯等制定了相应的落籍政策,迁徙新疆的不同移民群体陆续转换了移民身份,顺利落籍新疆。这些应时应势落籍新疆的移民不仅充实了新疆户籍人口,而且促进了新疆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乾嘉时期泉家集藏纪事(上)——《中华珍泉追踪录续篇》(六)

乾嘉时地不爱宝,北方诸省埋藏地下两三千年的古币频频出土,此起彼落,持续多年.所见者有中州出土空首布,燕地出土明刀、明月钱,山东出各式齐刀,山西出各类小布,陕省秦中出土半两五铢及新莽泉,四川出土南宋铁钱等.古币愈出愈奇,种类繁多,嗜古者目不暇接,兴奋莫名.此时期政局相对稳定,万民百姓休养生息,社会和谐,呈现一派盛世情景.天时、地利、人和催谷了"盛世多集藏"这一社会文化景象,出现十八世纪乾嘉时期我国第一次民间收藏热潮.     

清代新疆玉石的开采与输出

有关清代新疆玉石的开采与输出情况,向为人们所重视。但由于人们对和阗玉的偏爱,往往将输往内地之玉石概称为和阗玉,这与历史事实不相符合。本文认为输往内地之玉石,数量最多的是叶尔羌玉,其次才是和阗玉。和阗玉在新疆玉石总输出量中是有限的。除以上二者外,玛纳斯玉也占有一定比例。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沦陷区的言说环境——以北京上海文学为中心

由于受特定历史条件的局限,学术界和公众长期以来对中国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区学的认识模糊,认为沦陷区没有学或只有汉奸学。90年代初期以来,随着一批相关论的问世,沦陷区学主体的面貌和性质已经基本上明朗。尽管如此,对于它的怀疑、贬低和曲解依然存在。不容否认．沦陷区的政治化环境,在总体上是与中国新学活动相敌对的。但具体到各个沦陷区．由于被占领的时间和社会形态不同,言说自由的程度也各不相同。本用确凿的史实证明,北京、上海沦陷区的言说环境好于其他沦陷地区。具有相对自由的言论空间。北京、上海的中国民族学之所以能够在沦陷时期继续迂曲生长并蔚为大观,与两地相对有利的言说环境密切相关。     

宋金时期的屏风——以北方宋金墓资料为中心

<正>唐宋之际,家具的形态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形体由低矮而颀长,品种由单调而丰富。屏风作为室内布置不可或缺的部分,也与时代演变相契合。宋金墓葬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貌,其中多有墓主人的家庭生活场面,展现了屏风的使用情况,结合其他资料,可以较全面地认识宋金时期的屏风。一、北方宋金墓中的屏风形象北方宋金墓葬中的屏风,除少数实物外,其他以绘画和雕刻的形式出现。现就笔者收集到的资料,以时代早晚罗列如下。(一)北宋哲宗元符二年(1099年)河南禹州     

隋唐时期的临终祈福活动研究——以《资治通鉴》为例

我国佛教的发展在隋唐时期达到鼎盛,佛教对当时的社会发挥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在这种浓烈的宗教气氛之下,佛教思想也逐渐深入到人们的心灵,极大地支配着人们的行为。通过观察当时人们在生死之际所采取的行为,可以揭示出佛教生死观对当时人们的影响。     

试论商周时期关中地区的人群构成——以墓葬材料为中心

本文认为西周时期关中地区主要有周人和殷遗民两个大的群体,可以从墓葬特征上明显区分。这一分类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西周时期周人对殷遗民的安置策略。先周时期传统的周人聚落中,似乎只有周原和丰镐被安排了一定数量的殷遗民,说明这两地在先周时期的特殊地位。其余的殷遗民被安置在新建的聚落中,这些聚落往往位于传统周人聚落区以外,大部分位于关中东部地区,或许还有一定形式的监管。     

上古时期新疆的贝币和贝饰

“贝币”是指用海贝当作货币,“贝饰”是指用海贝组编的项链、头带、腰带、手链等各种饰物。贝币是货币,这是毋庸怀疑的常识。贝饰因为是由价值很高的货币组编而成,在商品交换中也能起到类似货币的流通中介作用,因此可以称之为“准货币”,其性质与后来的丝绸、布匹等实物货币相同。     

合作化时期农业生产合作社勤俭办社的历史考察——以贵州为中心

合作化时期,为了推进合作化运动,巩固和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中共中央就勤俭办社多次发出指示.贵州各地农业生产合作社切实贯彻执行中央倡导的勤俭办社方针,在不影响农业生产的前提下,根据自身需要和现实条件,有计划地发展农村副业,开展多种经营,减少非生产性的开支,反对铺张浪费,从而活跃了农村经济,扶持了农业生产,节约了开支,增加了社员收入和社会财富,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农业生产合作社,为发展新时代农村合作社、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和谐发展提供了历史借鉴与启迪.     

新疆宋元时期也木勒遗址出土玻璃的工艺与成分研究

也木勒遗址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城地区额敏县,是北方丝绸之路上的重镇,考古发掘确定其为宋元时期的大型遗址。为探讨该遗址出土玻璃的成型工艺和来源,本研究以该遗址中的9个玻璃碎片作为对象,通过观察成型工艺,并利用激光剥蚀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LA-ICP-AES)技术分析样品的化学成分。结果显示,这批素面透明的玻璃片为无模吹制而成的日常实用器皿,成分上属于钠钙玻璃体系,Na_2O含量低,K_2O含量较高,并含有P_2O_5,助熔剂可能是含有草木灰的混合碱,成分特征与同时期葱岭以西中亚地区、新疆地区生产的玻璃器相似。结合新疆同时期玻璃器发现,多是装饰简洁,出土地点等级一般的普通实用性器皿,说明玻璃器已进入平民的日常生活之中,反映出新疆地方民族政权较中原地区先融合了中西亚将玻璃器作为日常生活用具的文化,形成了与中原玻璃器功用的差异之处。研究结果为丰富国内宋元时期新疆玻璃器的研究资料,揭示新疆地区玻璃器的使用面貌,探讨宋元时期少数民族地方政权的文化交流提供重要信息。     

明清时期永州的地方医者及其书写——以地方志为中心的考察

现存明清地方志中记载了很多医者的史料,通过对地方志等资料的考察,地方医者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呈现。在明清时期的永州,儒医是地方医者的一个重要群体,他们或是为治疗自身和亲人的疾病而习医,或是因为屡试不中而习医业医,也有一些人是受范仲淹良医良相之论的影响而从医。由于明清时期医学文本的广泛流传和官方对医疗市场管理的疏失,通过师徒相授、家族传承和自学等方式都可获取医学知识、开展医疗活动。随着越来越多具有儒学背景的士人进入医者职业,医、儒之间的联系也日益加强。掌握文化权利的文人士大夫将一部分医者用自己的方式记入地方志,既表达了他们自身的伦理诉求也表现出他们对于医者道德的要求与期望;医者为提高自身地位,也会积极与地方文人士大夫接触,通过一些符合儒家伦理观念的行为塑造自身形象。医、儒双方的纠缠在儒家的强势地位下使得医学各方面出现明显的儒化倾向,进一步导致医者职业识别性减弱,医学的技术性被符合儒家伦理观念的其他特性所覆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