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丝路重镇龟兹历史文明探索——《伯希和西域探险日记》中有关库车绿洲的记述

1906-1908年,法国探险家和汉学家伯希和在对西域的科考和探险活动中,几乎穿越了整个新疆,经济富庶和文明璀璨的库车地区,更是他考察的重中之重.对于古龟兹文明的探索,也是这次活动的目的之一.伯希和科考探险团通过发掘和收购而获的大量文物资料,长期在法国入藏于法国集美博物馆(文物)和巴黎国家图书馆(文字资料).伯希和西域探险团留下的最重要的文字文献,即伯希和沿途亲笔所记的实录性《西域探险日记》,却在长时间内未全文公诸于世,原手稿始终封尘于集美博物馆.直到2008年,在伯希和结束西域探险百周年祭的时候,法国集美博物馆才由当时的馆长和法国科学院院士贾立基主持编辑出版了《伯希和西域探险日记》.这部在百年间秘而不宣的文献面世之后,对于西域的历史、地理、民族、文化、古迹、物产、人口、宗教和艺术诸方面的研究,都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敦煌本2526号类书残卷新证

<正>1908年3月17日、20日,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在敦煌藏经洞发现了古类书残卷。他在《西域探险日记》中写道:"我又找到一份分类的类书残卷,带有反切读音。"又说:在世俗文献方面,发现"包括大量有关鹤与鹄的引文残卷"。~①伯希和将此"引文残卷"编为2526号,现藏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罗振玉跋此残卷,断定为《修文殿御览》(以下简称《御览》)唐抄本。洪业驳罗说,认为是《华林遍略》(以下简称《遍略》)。此后,学界论此残卷身世,或二说并存。法     

芬兰探险家马达汉视域下的清末中国社会——《马达汉西域考察日记1906—1908》述评

《马达汉西域考察日记1906—1908》是马达汉以芬兰男爵的身份,接受俄军总参谋部的指示,到中国西北搜集军事、政治和社会情报等的探险活动。马达汉历时两年横穿八省行程14000公里,既搜集并撰写了重要的军事报告,还给世人留下了大量旅行日记、珍贵图片和古代文物等有价值的科考资料,对我们认识和研究清末中国的社会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本文拟对该书做一简要评述。     

伯希和西域探险与中国文物的外流

敦煌藏经洞的开窟、敦煌文献的发现和敦煌学的诞生,已经一百多年了。我国西域与敦煌历史文物和文献的外流,也有一百多年了。在西方和日本的科考、探险、考古学家们劫掠敦煌西域文物的狂潮中,法国探险家、语史学家、东方学家和汉学家伯希和的西域探险,则颇为引人注目。本文试对伯希和西域探险团在我国新疆和甘肃各站,尤其是在敦煌从事考察和劫掠文物的史事,略作钩沉。一西域探险团的缘起自十九世纪下半叶起,西方列强在对海外殖民地分割完备之後,又掀起了一股中亚(西域)探险考古热潮。其实,俄、英、德、瑞典、美、芬兰等国进入西域并从事科考…     

伯希和西域探险与中国文物的外流

敦煌藏经洞的开窟、敦煌文献的发现和敦煌学的诞生,已经一百多年了。我国西域与敦煌历史文物和文献的外流,也有一百多年了。在西方和日本的科考、探险、考古学家们劫掠敦煌西域文物的狂潮中,法国探险家、语史学家、东方学家和汉学家伯希和的西域探险,则颇为引入注目。本文试对伯希和西域探险团在我国新疆和甘肃各站,尤其是在敦煌从事考察和劫掠文物的史事,略作钩沉。     

西北科学考查团故事

1926年冬,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从柏林出发,经西伯利亚大铁路人中国东北,于11月20日抵达北京。中国是斯文赫定的荣誉之地。1893年至1897年的第一次探险中横穿塔克拉玛干沙漠,1899年至1902年的第二次探险中发现梦幻楼兰,1906年至1908年的第三次探险中踏遍西藏羌塘和阿里无人区,[第一段]     

高地亚洲三年探险记

伯希和亲口叙述了他于1906～1908年在新疆喀什、库车等地进行长时间勘察、发掘．收集了大量文物,尔后又到甘肃敦煌,通过诱骗等手段,获取大量敦煌宝藏并顺利运走的过程。法国朝野各界因此把它视为“英雄”,举行了盛大欢迎会。本文就是伯希和在欢迎会上的汇报演讲。     

清宣统元年(1909年)北京学界 公宴伯希和事件再探讨

伯希和于1909年访问北京期间,向京师一批学者展示其随身携带的部分敦煌文献,北京学界随后公宴伯希和,达成今后影印、刊布法藏敦煌文献的口头协议。日本人田中庆太郎在1909年11月发表的《敦煌石室中的典籍》一文中,记录这次公宴时间为1909年9月4日。数十年来中外论著多采用此日期,但该日期明显有悖于其他相关史实。恽毓鼎在1909年10月4日日记中记录了公宴之事,为确定公宴日期提供了另一个选择,但仍属于孤证。2012年12月刊布的宣统元年八月廿二日(1909年10月5日)恽毓鼎致沈曾植信,再次将公宴时间锁定在1909年10月4日,并提供了更多的相关信息,从而最终解决了公宴时间问题。本文对这封恽毓鼎致沈曾植信进行了全方位的分析和研究,讨论了北京学界公宴伯希和的前因后果,论证了公宴伯希和日期为1909年10月4日的正确性,揭示了这封恽毓鼎致沈曾植信在伯希和1909年北京之行研究中所具有的史料价值。     

伯希和西域探险日记（二）

1906年8月6日于奥什 亲爱的先生（这是伯希和致色纳尔的一封信，却似乎从未被寄出过——译者）： 正如您所想的那样，您7月23日写自孔特雷克塞维尔的信件，我们还是在这里找到了它。我对您再一次所表达的祝我们的事业获得成功的所有恭贺，表示深为感谢。我向您保证，在我一方，我忘不了您为使这种成功变得可能而付出的一切。     

李顿赴华调查中国事件期间日记

1932年3月-9月．国联派出调查团专程赴中、日各地,对九一八事变以来的日本侵华事件展开调查。该调查团团长李顿在此期间所记日记,较为详尽地记录了以他为首的国联调查团同中、日两国军政要人、各界人士会谈情况,也反映了中、日之间存在的巨大分歧及其本人的一些看法．还有对最后形成的报告书的总结性陈述：这里所刊李顿日记与本刊前两期登载的李顿信件来源相同,可互为对照。日记记载时间虽不如信件完整,但内容上更侧重于工作事务方面,因而有更高的史料价值。     

伯希和1909年北京之行相关事件杂考

法国考古学家伯希和于1909年访问北京期间,与北京学界有过学术交往,直接导致中国“敦煌学”的起源.北京学界为了结社集资、影印、刊布法藏敦煌文献,曾在六国饭店公宴伯希和.但由于史料缺乏、混乱,关于伯希和访问北京、北京学界公宴伯希和等事件的相关日期和细节等,长期存在着争议和未解之谜.此文依据最近刊布的几条新资料,对作者以前曾探讨过的相关事件主要问题重新进行了考证,确证了北京学界于10月4日公宴伯希和、伯希和于10月11日离开北京等日期的正确性,确定了公宴参加者“宾主廿四人”中19人的姓名,并修正了以前的某些观点.     

“二十世纪西域考察与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举行

1992年,是瑞典著名地理学家、考察家斯文赫定(1865——1952年)逝世40周年。为了纪念斯文赫定在中国西北的探险及20世纪对西域的考察与研究,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联西域艺术研究会与瑞典国家民族博物馆、瑞典斯文赫定基金会联合主办的“二十世纪西域考察与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于1992年10月3——6日在乌鲁木齐举行。来自中国、瑞典、美国、英国、几本、新西兰等国家的65名代表参加了会议,有33位学者在大会上宣读了论文。讨论会的主要议题是:对20世纪以来各国学者西域考察与研究的回顾与评价;关于20世纪以     

关于敦煌写本廷栋收藏品

长期以来学术界普遍认为：（1）王圆禄于1900年6月发现藏经洞后不久,便给驻扎在肃州（酒泉）的安肃道道台廷栋赠送藏经洞出土写本;（2）这个事件标志着藏经洞写本外流之始,廷栋是第一个获得藏经洞写本的甘肃官员。本文在对廷栋生平进行探索的基础上,认为廷栋迟至1906年才从东北来到甘肃任职,不可能是第一个获取敦煌文物的官员。廷栋在清末于1906-1908年间任甘凉道道台,于1908-1911年任安肃道道台,辛亥革命后于1911—1913年短暂留任安肃道道台,1913-1918年在肃州经商,1918年初被杀。因此本文认为：（1）廷栋旧藏敦煌写本的入藏时间,只能在1906年以后;（2）廷栋大规模搜集敦煌写本的时间,应该在1908年以后;（3）廷栋旧藏敦煌写本的入藏时间,肯定在1906-1918年之间,而1908—1911年间是廷栋搜集敦煌写本的最佳时间段。     

伯希和1909年北京之行相关日期辨正

伯希和的1909年北京之行,直接导致中国、日本狭义“敦煌学”的起源,因而在近代学术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但有关伯希和1909年北京之行的各主要日期,包括他到达、离开北京的日期,及其在京重要活动的日期,众说纷纭,迄今没有可信定论.日本人田中庆太郎在1909年发表的《敦煌石室中的典籍》一文中记录了两个日期,即北京学界于1909年9月4日公宴伯希和、伯希和于1909年9月11日离开北京,百余年来经常被当作确切日期引用,但显然与其他史实不符.本文在现有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对涉及伯希和1909年北京之行的几个主要日期进行了考证和矫正,认为伯希和于1909年5月21日离开河内,应于1909年6月下旬或7月上旬抵达北京,于1909年10月4日参加北京学术界的公宴,应于1909年10月11日傍晚从前门站乘火车离开北京,最终于1909年10月24日回到法国巴黎.     

中国和瑞典有关学者商议举办斯文赫定国际学术讨论会

为了纪念瑞典著名学者斯文赫定在中国的探险活动和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于1989年7月1日邀集中国有关学者就举办斯文赫定国际学术研讨会问题进行会商。参加会议的有:王嵘(西域艺术研究会)、杨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邢玉林、阿拉腾奥其尔(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林梅村(文化部古文献研究室)。瑞典     

澳门外文称谓Macao渊源考

法国汉学家伯希和于 1 93 5年提出“Macao说” ,要点有三 :(一 )澳门的外文称谓Macao借用于缅甸白古境内的Macao;(二 )澳门于 1 557年之前是一荒地 ;(三 )澳门的产生发展 ,纯粹为葡萄牙人的建设。此说在海外学者尤其在葡萄牙学者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中国学者曾先后批评伯希和的“Macao说”。其说的第二、三点已在大量的史实面前被驳倒 ,但第一点碍于当时的史料不足和研究未够深入。本文搜集了大量的异源史料 ,亦采纳时人的最新研究成果 ,运用归纳、对比的方法 ,论证了伯希和“中国Macao借用于缅甸”之说不可信 ,并指出澳门之Macao称谓应源于古老的阿妈信仰     

热河密札考析(上)

《端肃遗事密札》,人称“热河密札”,是研究慈禧、慈安两太后于一八六一年暗中勾结恭亲王奕訢策动北京政变(亦称辛酉政变)的珍贵史料。之所以珍贵,不仅在于这些史料的真实性已为现存的清代档案所证实,而且在于其中很多内容为当时的官文书所不载,补充了档案史料的不足,因而密礼一直受到史学工作者的重视。热河密札,绝大部分是由入值热河的汉军机章京给北京同僚的信件。这些信件是在辛酉政变前夕,政局异常微妙,形势十分复杂的情况下产生的。这些信件的一个共同的特点是,无论寄书者还是受书者,以及信札涉及的其他有关人物,都没有直书他们的姓名,而是使用了     

日本学者品评伯希和对汉学的贡献

伯希和在学术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在欧洲东方史研究领域是出类拔萃的,而且他在日本都享有极高的荣誉.然而,大部分日本学者开始得知"伯希和"这三个字,仅仅是在伯希和从中亚凯旋归来之后.正如敦煌学界所普遍熟悉,伯希和先回到河内,并于1909年夏再次来到北京,此次他带着从敦煌莫高窟收取的一些写本,这次旅行也标志着中日两国敦煌学研究的开端.     

鼓楼医院书信:后大屠杀时期的南京

威尔逊(Robert O.Wilson,中文名韦如柏)是金陵大学附属医院(即南京鼓楼医院)美籍外科医生。南京大屠杀期间,他留在医院,救治了许多遭受日军暴行的难民。在此期间,他以日记的形式致信家人,记述了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及金陵大学附属医院对难民的救治情形。威尔逊1938年3月6日的日记(节录)曾发表于美国《读者文摘》1938年10月号上,《南京大屠杀史料集》收录了该日记的部分内容,而未全文收录。海伦·丹尼尔斯(Helen·Daniels)是金陵大学附属医院美籍院长霍顿·丹尼尔斯(J·Horton·Daniels,中文名谈和敦)的夫人。她于1938年11月回到南京后,经常以日记的形式致信家人,其中1938年11月4日、11月9日和11月15日三天的日记,记述了她在南京的所见所闻及亲身感受。信中还揭露了南京大屠杀后日军仍对平民施暴,以及南京城内鸦片毒品泛滥、市民生活困苦等社会现状,同时对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美籍教师魏特琳在南京开办实验学校救助难民表示高度赞赏。上述信件收藏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伯克(Burke)图书馆特藏室霍顿·丹尼尔斯与海伦·丹尼尔斯的私人档案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