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对德意日三国同盟的观察

日本与德意缔结军事同盟一事,牵涉国际局势变动,同时也影响中国争取国际援助。以往有关蒋介石与国民政府因应德意日三国同盟的研究成果,多是探讨三国同盟缔结之后的因应与决策,忽略了这些决策系奠基于国民政府对于三国同盟交涉期间的观察。国民政府在三国同盟酝酿至签订期间,亟关注此事发展,由原以为是防共协议的延伸,仍以苏联为对象,到包括英美,这种对象改变所造成的国际局势变动自不可同日而语。故对国民政府而言,三国同盟的重点不仅在于日本选择与德意结合,更重要的是代表日本决定南进,直接与英美为敌,如此必然直接影响太平洋局势的剧变。在认清此关键后,蒋介石与徐永昌均认为三国缔结同盟后不必急于表态加入英美集团,与轴心集团为敌,首要之务在促使日本南进,迫使美国真正重视亚洲战场。     

青年周恩来与“拒约运动”

1918年春,日本帝国主义趁西方列强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无暇东顾之际,打着防德奥为名,与段祺瑞政府秘密谈判《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以使中国军队充当反对苏联的附庸军,并取代沙俄在中国东北的侵略地位。日本政府的侵略图谋,段祺瑞政府的卖国行径,首先激     

蒋介石对日德意三国同盟的反应

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对结盟问题的理论推断,以"英法苏合作"和"民主国阵营获胜"为前提。由于1939年夏《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和1940年春英法在欧战中的溃败,这两个前提一时消失,并带来众多变数,致使蒋介石在对外政策上陷入观望和动摇。1940年9月日德意三国同盟诞生后,围绕中国的国际形势开始好转,但因为苏联的取向未明,蒋喜忧交加,故其初期因应系以中立谋左右逢源。其后,随着对德苏关系及英德战局观察的深入,蒋引导中国外交重返首重美国、促进中美英苏抗日合作的路线。在针对日德意三国同盟的多边外交中,蒋以国际形势压日本接受公正和平的尝试受挫,但其他方面均获基本成功。     

日军侵占香港经过

日●军●侵●占●香●港●经●过文／陈勤１９３８年１０月日本侵略军侵占广州,香港从此处于日本直接进攻的威胁之下。随着欧洲战争的爆发和德意日三国法西斯轴心集团的形成,香港上空笼罩着愈来愈浓厚的战云。日本法西斯很早就对香港这颗东方之球垂涎三尺,必欲得之而后...     

1936—1939年西班牙内战时期的不干涉委员会

1936年7月,西班牙内战爆发。8月26日,在英国和法国的积极倡导下,“关于实施不干涉西班牙协定国际委员会”即通常所说的不干涉委员会在伦敦成立。委员会由参加“不干涉”协定的27个国家的驻英大使组成。英法在推行不干涉政策时表现出极大的软弱性和自私性,暴露出其对德意的绥靖本质。对于西班牙共和政府而言,不干涉委员会的种种政策与行为恰恰给其带来了更大的灾难。1939年2月27日,英法两国正式承认佛朗哥政权,伙同意大利和德国共同扼杀了西班牙共和国。3月19日,不干涉委员会寿终正寝。     

1935年英德海军协定的缔结与英法关系

1935年6月18日签订的英德海军协定是30年代欧洲国际关系史上的重要条约之一,它的缔结对于当时欧洲的国际形势影响巨大,英法两国之间的关系甚至因此～度恶化。有关该协定缔结的原因和影响的研究,国外学者多有涉及,国内学者则鲜有著述。本文试图从英法关系的角度,对该协定缔结的原因及其对英法关系的影响作～初步的探讨,借以揭示两国当时在对德政策上存在的矛盾与分歧。     

1918年在华德侨处置案引发的中外交涉

1918年北京政府和以英法为代表的协约国盟友之间,曾围绕如何处置在华德侨这个看似无关紧要的问题展开过一场外交交涉。交涉双方的行为乍看之下虽不合情理,但又是合乎逻辑的。英法等国对北京政府一再施压要求严厉处置在华德侨,与其说是为了预防敌侨捣乱,毋宁说是为了牵制北京政府;而北京政府即便是参战以后对德侨也不改宽松友善的政策,与当时中国各界对德情感氛围相匹配,其做法完全符合国际法,体现了中国近代外交理念的进步。发生在1918年的这场交涉宛如一面镜子,折射出一战期间北京政府与协约国盟友之间关系的实质。     

拥抱国际主流社会:蒋介石的对日外交战略

正一、前言战后的1951年,日本首相吉田茂于外务省主持"战前日本外交总回顾"的一连串内部检讨会议中,将退出国联视为战前日本外交"走入歧途"的第一步,认为退出国联,不啻自绝于国际社会;不能与主流国际社会同步的日本,自然陷于被孤立的命运,能寻找到的奥援,只剩下和日本同等命运,同样被国联唾弃的德、意两国。日本之所以于1936年与德国签定《日德防共协定》,1940年再组日德意三国同盟,无疑反映此一时代背景。日本既然步入歧途,仿若过河卒子,自认惟有孤注一     

中国参加一战的美国因素——以驻华公使芮恩施为中心的考察

随着1917年2月美国政府对德绝交,以及对中国政府一起行动的邀请,再次开启了中国加入一战的步伐。时任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对推动中国追随美国产生了重要作用,正是芮恩施的推动,实现了中国对德抗议与断交。但是否参战的争论,激化了中国政府内部的矛盾,对于中国的内争,美国希望能够和解,但并不愿意干涉中国内政。而实际上美国并非反对中国参战,而是希望中国在实现内部和解与统一之后参战。同时虽然芮恩施一再争取美国对华贷款,但美国政府担心刺激日本,不愿直接援助中国,而联合英法等国,约束日本行为的意图也落空,最终丧失了其在中国参战问题上的优势地位,不得不与日本妥协。     

论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对日交涉

冀察政务委员会存在期间,在冀东察北问题、共同防共问题、华北走私问题、经济提携问题上与日本进行了多次交涉。冀察政务委员会在当时的具体情况下,根据南京政府的对日方针,与日本进行了艰难曲折的交涉,维护了国家主权,捍卫了中华民族的利益。     

对1935年《英德海军协定》的几点考察

1935年6月,英国在欧洲局势日紧的时候同德国缔结了海军协定,这在欧洲引起轩然大波。长期以来,对于英国缔结此协定的动机、其外交政策的走向及此协定的影响,在国际关系史学界引起了广泛的讨论。本文试图围绕《英德海军协定》作出几点考察,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一进入20世纪30年代,国际局势日趋动荡。大英帝国的利益在世界各地受到挑战,这突出地表现在远东和欧洲。在远东,日本一手制造了“九·一八”事变,占领中国的     

国共关系与日本——战争末期的“容共”纠葛

1944年下半年,随着战争局势的变化和国共力量的消长,日本政府和陆军参谋本部开始讨论拉拢中共的"容共"政策,推动这一政策的是外相重光葵,他根据对当时国际关系的观察和判断,希望以"容共"为前提调整日本与苏联的外交关系,遭到了中国派遣军特别是华北方面军的反对。重光葵的"对华新政策",军事方面以驱逐英美势力为目的,政治方面则承认存在重庆、延安、汪伪三个政权,以"中国人治理中国",意图分化国、共,维持与苏关系,因为这一政策也妨碍了华北方面军的反共宣传,和对中共华北游击队的清除,而遭到反对。1945年4月,日本政府又提出了"日中苏提携",在中国以"容共"为手段,利用苏联的影响谋求与重庆和延安达成妥协,最后因苏联反对而作罢。日本华北方面军一直宣传其驻军的目的是为了"防共",现在日本政府又打算承认中共的合法性,其战争末期的混乱可见一斑。     

“金蝉脱壳”:日本在五卅交涉中的外交策略及实践

从"追随英美之后",到"适处英美之间",再到单独对华妥协,日本政府在五卅交涉中经历了复杂纠结的外交决择与战略转向。与之相呼应的是,曰本与执政府的积极互动,对官、商、军、学、工等地方势力角逐的深度介入。大国博弈与地方争持这两个紧密关联的层面,相互影响,相互激荡,决定了日本在五卅交涉中的基本策略与实践。"金蝉脱壳",既是日本五卅交涉实践的真实写照,也折射出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来列强在华外交格局的重大变动。     

一·二八事变后日本对在沪“第三国侨民”的赔偿

一·二八事变后,在沪"第三国侨民"因战争损失向日本政府提出索赔。面对来自十七国侨民及政府的压力,日本政府一边极力推诿责任,一边又不得不面对现实。在赔偿过程中,日本政府通过严苛的审核标准驳回大部分索赔要求,同时将"赔偿"改为"救恤",以掩盖其战争责任。日本外交机构也在军部的压力下篡改了公文中暗含日军掠夺行径的条款,以否认战争罪行。整个赔偿工作涉及与各相关国家的外交交涉,其中以日美交涉最为典型和曲折。日本政府虽希冀通过赔偿问题缓和国际舆论压力,但其一再减少赔偿金额的行为则引起英美等国的质疑和愤懑。日本政府就在沪"第三国侨民"赔偿问题的外交交涉,折射出20世纪30年代初错综变幻的国际关系。     

日本对胶济铁路利权的觊觎和攫夺——以中日关于运价和货捐交涉为中心（1914—1928）

1914年日军占领青岛及胶济铁路后,日本政府对在胶济铁路运输的本国商品征收低于他国商品的运价,排挤他国商贸,把山东变为其势力范围。日本政府迫使北洋政府与之签订了一系列条约,将其对胶济铁路利权的攫夺"合法化"。在北洋政府的坚持下,中日条约订明青岛为中国自开口岸,这为日后中国自主制定运价提供了一定的法律依据。1922年中日签订《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后,中国收回胶济铁路管理权,自主制定运价,对铁路运输商品实行统一运价并按照运价征收货捐。日本反对征收货捐,不断提出交涉。但直到1928年北洋政府统治结束,日本的目的也未能实现。中日关于胶济铁路运价和货捐的交涉,其实质是中国反对日本侵夺中国铁路利权的斗争。     

何应钦与华北交涉(1933─1935)

何应钦与华北交涉（１９３３─１９３５）杨晨长城抗战受挫,国民政府被迫与日直接交涉。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秉承蒋介石、汪精卫的意旨,妥协求和,结果产生了《塘沽协定》、＂何梅协定＂和冀察政务委员会。对此,人们多持否定态度,本文拟对华北交涉的背景、经过...     

何梅协定前夕汪精卫致孔祥熙密电一件

何梅协定前夕,行政院长兼外长汪精卫致电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转告对日交涉情形。该电文主要表明了汪氏对日态度及蒋汪之间在对日外交上所达成之默契,同时说明了东北军五十一军在何梅协定前即已确定调往陕甘。这些对于研究此期中日关系及华北问题颇具参考价值。     

诺门罕战争：日本第一次惨败

诺门罕是位于内蒙呼伦贝尔盟与外蒙之间的一片半草原半沙漠的荒原,旧译“诺门坎”。1939年5月至9月,日本关东军、伪满洲国军与苏、蒙军几十万人,在这块不毛之地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战争。此战双方调用了除海军以外的所有兵种和现役装备,尽出主力大动干戈,以关东军惨败而告终,日本陆军省被迫承认“诺门罕之战是日本陆军自成军以来首次惨败”。     

从日德防共协定到中苏绝对密件的多边博奔及影响(1936.11-1937.8)

苏联在日德签订防共协定后,既进一步积极推动中国抗日,又为避免自身参战而拒绝谈判中苏互助条约。西安事变后,日本为拉拢国民政府,接受其以“共同防共”为名义的联日反苏,做出对华“温和”姿态,但因死守侵华果实而很快重返旧路。国民政府对苏联与日本在对华政策上的多面性均有认识。因此,在卢沟桥事变之前,国民政府在对苏政策上既谋求以苏制日,又防止“为第三国抗日”;在对日政策上既坚持要求首先恢复华北主权,又致力于和平调整关系。这种做法反映出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决策层既想抗日又不愿放弃反共的本质。这使他们在卢沟桥事变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仍在对日对苏关系上时现纠结与矛盾。最终,在确信没有苏联的支持就无法抵抗日本的全面侵略之后,国民政府才被迫同意通过中苏之间的“绝对密件”而使“共同防共”问题在条约层面得到决定性的解决。     

从日德防共协定到中苏绝对密件的多边博弈及影响(1936.11—1937.8)

苏联在日德签订防共协定后,既进一步积极推动中国抗日,又为避免自身参战而拒绝谈判中苏互助条约。西安事变后,日本为拉拢国民政府,接受其以“共同防共”为名义的联日反苏,做出对华“温和”姿态,但因死守侵华果实而很快重返旧路。国民政府对苏联与日本在对华政策上的多面性均有认识。因此,在卢沟桥事变之前,国民政府在对苏政策上既谋求以苏制日,又防止“为第三国抗日”;在对日政策上既坚持要求首先恢复华北主权,又致力于和平调整关系。这种做法反映出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决策层既想抗日又不愿放弃反共的本质。这使他们在卢沟桥事变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仍在对日对苏关系上时现纠结与矛盾。最终,在确信没有苏联的支持就无法抵抗日本的全面侵略之后,国民政府才被迫同意通过中苏之间的“绝对密件”而使“共同防共”问题在条约层面得到决定性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