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官府“临时工”的灰色收入

清朝县衙衙役、差役,如皂隶、快手、民壮、门丁、随从、禁卒、刽子手、轿夫、库丁、铺兵、仵作、盐差、粮差、稳婆、官媒等,是典型的“临时工”,他们人数众多,无正式编制,工资很低,每年不过3—4两银子,只够三口之家一个月的伙食费,光靠这点钱,一家人是要上山吃草的,但他们自有生财之道,小日子过得十分滋润。     

“南关封王”：清代广西边境朝廷差役的初步考察

“南关封王”夫役是清代广西边境社会的特殊差役形式,泛指镇南关启闭的仪卫、差遣等一系列的力役、军役。其最初征召范围仅限于沿边诸土州,在改土归流后又由新设的流州继承。按例,应役方式属于亲身应役,但随后又发展出征收实物、纳钱雇役等形式。该项朝廷差役在清朝与阮朝解除宗藩关系之后并未完全消失,而是转变为地方陋规继续存在。“南关封王”夫役对于维持清代中越宗藩关系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同时也加重了边境民众的生计负担。     

唐后期诸司与州县差役纠纷探析

唐后期直属中央的诸司侵凌州县、影占差役人户的现象较为普遍。这是新旧赋役体系交替和行政体制转轨背景下相关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两税法推行后,诸司吏役不再由计司与州县统筹调配,而是自行选补。由于使职差遣体制下诸司地位高于州县和二者在政务运行中关联不足等体制、机制问题,诸司选补吏役时多影占州县人户。为惩此弊,朝廷将由君相审核的挟名敕机制引入诸司吏役选补流程中,并在大赦文中多次申明。五代宋初,朝廷逐步调整诸司与州县的关系,落实吏役选补“不碍州县色役”“候州县回文”等原则,明确州县在差役事务上的统筹权。与此同时,加强对诸司吏役定额的管理。《天圣赋役令》等相关令典确立了“户”作为差役的计征单位,除官户外的所有人户都是州县差役承担者的原则。诸司与州县的差役纠纷现象由此消解。以上复线的历史过程,是唐宋之际以两税制度为核心的赋役体系演进的重要内容。     

北宋差役制度的几个问题

北宋的职役承担者,是差雇兼有。就制度而言,差役制度不是徭役制度。有人说:“当时徭役主要可分为两大类:职役(差役)与杂徭(夫役),二者又包括许多不同色役。”因而把北宋的差役制度断为“北宋徭役制度”。本文拟从差役的依据、对象、职责方面,对有关问题加以探讨。一北宋的差役有衙前、里正、户长、乡书手、耆长、壮丁、弓手、承符、散从、人力、手力,县曹司至押录,州曹司至孔目官,下至杂职、虞候、拣子、掐子、拦头等人,“各以乡户等第差充”。     

马端临“职役”概念及其意义

马端临“职役”概念产生于中国古代“职”不断“役”化基础上。马氏认为,“职役”本质为“役”,“困苦卑贱同于徭役”是其内涵特征。但《文献通考·职役门》又收录“差役”相关史料,而差役中“吏”阶层与职役“困苦卑贱同于徭役”内涵特征存在较大距离。这一编排,不仅与马端临职役概念内涵特征相冲突,也使差役被读者误为职役概念外延,甚至将差役与职役等同。马端临《文献通考》呈现差役面相及后人理解发生偏差的根源,是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存在的官民语境,使“吏”阶层处于被遮蔽状态。辨析马端临职役概念,对认识中国古代役制和行政管理体系有一定意义。     

关于北宋乡村上户的差役和免役钱问题

北宋的差役,或称职役,是宋代役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此外尚有所谓“执干戈,昌锋镝”的兵役和“营土木,亲畚锺”的力役。北宋的差役一般是由乡村人户承担的,官僚地主和城市商人等享有免役的特权。关于乡村下戶的差役和免役钱问题,我们已经撰文论述。这里将进一步探讨乡村上户亦即农村中地主的差役负担和熙丰时期的役法改革,同时进一步阐明北宋差役法和免役法的阶级实质,借以揭露封建统治阶级所进行的一切改良的欺骗性。不当之处,请同志们指正。     

职役概念与明代的徭役体系

<正>“职役”作为一个学术概念最早出现在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中,是马氏对中国历史上“徭役”类型化的深入理解,极富学术洞见力。但若将职役作为一个学术概念进行史学研究仍有若干问题需要深入讨论并解决。职役不是历代赋役制度中对徭役体系或某种徭役的惯用称呼。虽然马氏主要关注宋代的徭役,但“差役”才是宋代语境中的惯用概念之一。在明代,里甲、均徭、驿传、民壮“四差”,以及正役、杂役的分类方法才是明人对本朝徭役制度的认知方式。与宋代不同的是,     

纳粮也是当差

一、引子古代中国帝王取民之制不外两途:曰赋曰役。赋,或曰租,或曰税,或曰夏税秋粮,或简称曰税粮,或俗称曰钱谈、曰皇稂。役,或曰职役,或曰繇、徭;其中有贡,曰职贡。都是因一时取民之法不同,流俗不一,名有歧异,没有什么本质的差异存乎其间。其科派也,赋以田而丁存乎其中:其输纳也,定仓口之远近照户等,户等之分豁照丁田,而丁亦存乎其中。此正役也。至于杂泛差役与物料之科派,均照丁田,而田存乎其中,且居主要地位。古时赋与役之名可分,而实则不能分。①今人不如是观。以为赋出于田,是财政(经济)征收,役出于丁,乃国家强制之科差,把封建时代的赋与役(租税)看成是两种性质绝然不同的事物。有人甚至强为界说,将私人出租田地所得专名之曰租,国家征于地土者专名之曰税。殊不知此说与“租,田赋也”、“税,租也”(许慎)乖舛,而与租税本质同为差役的事实也悖谬。因对今说有疑,爰草此篇,试明税粮也是差役的道理。     

从南宋义役看江南乡村治理秩序之重建

本文从海内外学界对南宋义役的认识分歧入手,在摸清义役的实施概况、发展阶段和运作方式的基础上,首次区分了义役的不同类型,即有民间主导型和政府推广型之别。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相关原理,从乡村上户、胥吏阶层和地方政府官员在义役问题上的利益博弈入手,分析了义役败坏的诸般原因。认为民间主导型义役是乡绅集团在差役重压下,试图通过集资助役、自主排役之方式,主动参与赋役征收、地方治安等乡村治理秩序重建的有益尝试。     

清代云贵地区的驿传体系述论

清代云贵地区的驿传体系东联内地行省与京师 ,西北通西藏、四川 ,西南接缅甸 ,是在具体的历史背景下逐渐形成的。它以驿站为主构架 ,以塘、铺为补充 ,驿递合一 ,在信息传递、差役过境等方面发挥作用。在驿站的运转中 ,经费来源、官吏舞弊等问题也在本文的考察之列。     

阚氏高昌杂差科帐研究——吐鲁番洋海一号墓所出《阚氏高昌永康年间供物、差役帐》的再考察

高昌王国处于丝绸之路的交通要道之上,往来客使的供物、差役等杂差科是阚氏高昌赋役制度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柔然永康十年闰三月,焉耆王北赴柔然汗庭,途经高昌,得到高昌王国的供顿招待。《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所收《阚氏高昌永康年间(466-485)供物、差役帐》是记录焉耆王经过高昌王城时百姓杂差科的总帐。阚氏高昌杂差科分为供物、差役两部分。供物主要是木薪、苜蓿、土堆葡萄、酒等,同时也征用百姓驴、车等运输工具。差役主要有烧炭、取桢、作瓨等。阚氏高昌的杂差科在麴氏高昌时期得到了继承和发展。     

兵器殳的历史演变

<正>殳是先秦时期常用的兵器。先秦有"五兵"之说,殳即五兵之一。《周礼·夏官·司右》:"司右掌群右之政令,……凡国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属焉。"东汉郑玄注引战国兵书《司马法》云:"弓矢围,殳、矛守,戈、戟助。凡五兵,长以卫短,短以救长。"这里所说的五兵指弓矢、殳、矛、戈、戟,这是步兵使用的五兵。《周礼·夏官·司兵》:"掌五兵五盾。"郑玄注引郑司农云:"五兵者,戈、殳、戟、酋矛、夷矛也。"这是车兵使用的五兵。两类五兵中都有殳,殳的重要性可想而知。     

俍兵并未消失：清代俍兵俍田的制度与实践

据清代俍兵档案、刑科题本和俍目粮户凭照等官私文献可知,清代俍兵俍人并未消失,不过因制度和管理方式变化有了多样化发展：官府调征并设土官衙门建立兵堡而屯守桂东岭西的俍兵基本被裁（后部分恢复）;部分以招俍耕守方式东迁的俍兵俍人以民兵方式保留,耕俍田纳俍米,防守隘卡并免差役。乾嘉两次清查俍兵提供了清代俍兵俍田的数量及分布情况,而横州个案则反映出俍兵在清代的生存发展状况以及乾嘉清查俍兵政策对他们的深刻影响,现今以俍目粮户凭照形式留存的俍兵占田及身份凭证,正是俍兵后裔记录并坚守祖先俍兵身份记忆和祭祀仪式的凭据。     

汝瓷今日有传人──访汝官瓷艺术的发掘者朱文立

汝瓷今日有传人──访汝官瓷艺术的发掘者朱文立张毅兵在中国古陶瓷家族中,以汝官瓷最为名贵。史料记载,它烧造于北宋哲宗元元年至徽宗崇宁五年（１０８６－１１０６年）司。它以名贵的玛瑙为釉,色如天青,晶莹如玉,温润古朴,美观雅致。由于其烧造难度大,成功率低,...     

关於王安石“免役法”的几个问题

‘免役法’是王安石新法的一部分。它是针对北宋差役的严重弊害而提出的。由于北宋政府加在农户头上的差役的繁重,使得广大农户(包括农民和一个部分地主)陷于破产的境地。因此,当王安石提出改革措施时,便把他所拟定的变‘力役’为‘雇役’的办认——‘免役法’作为新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内容有有下列几条:     

清代佛山镇的义仓、祖庙与地方善举

在清代的佛山镇,义仓几乎承担了所有的地方善举,成为地域社会的"善举联合体"。佛山义仓的运作机制,不是对宗族公产房支轮值原则的简单移植,而是将"九社""八图""二十七铺"的里社组织融入到义仓的管理中,且在义仓管理中,力求革除豪族对义仓公产的强占,从而使义仓成为佛山地方善举的母体。在社会联结的意义上,围绕北帝信仰的祖庙,在空间和象征上成为佛山镇公共管理的黏合剂。     

清至民初重庆乡村公产的形成及其国家化

在清代以重庆为代表的四川乡村社会重建过程中,移民通过集资、捐献、缴纳厘金及罚没等方式形成了大量以会产、庙产、学产为名的各类乡村公产。清代重庆乡村公产形成方式、存在形式及管理模式具有强烈的移民色彩和突出的地域性特征。由于清代州县财政经费短缺现象始终存在且呈加剧态势,在"以公济公"的名义下,乡村公产被地方执政者改变用途,提拨他用。晚清新政,国家以筹办新学、警政及办理实业等名义不断提拨各类乡村公产。进入民国后,由于军阀混战和地方的公共建设,政府成立公产提拨机构,加速了乡村公产的国家化进程。乡村公产的国家化进程体现了州县财政从传统向近代转型过程中的某些特征。     

关于北宋乡村下户的差役和免役钱问题

北宋熙宁、元丯时期是王安石和宋神宗赵顼所领导的变法时期,其改革措施有青苗、免役、市易、保甲和农田水利等法。免役法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种新注,近来史家对此论述已颇多。但是,关于熙丯以前乡村下户的差役负担以及熙丯时期乡村下户的免役钱问题,却并未有一致的看法。在前一问题上,有的同志认为在变法以前下户的差役极重。但这种论断缺乏充分的根据。在后一问题上,有的同志认为,变法时期开封府界以外全国各地的下户是否一律交纳役钱,无法确定;有的同志则认为原来规定下户免输役钱,但未能贯彻执行。我们认为,根据我们现已掌     

晚清徽州吏治败坏及其成因研究——以《裕课清累全案》为中心

同治年间休宁粮差大案是晚清时期徽州吏治败坏的集中体现。此案中差役操纵勒索情形极为严重,对百姓危害巨大。官府腐败无能,长时间内无力解决差役危害,死灰复燃、愈演愈烈成为常态。此种局面的形成与清代胥吏制度有密切关系,而晚清徽州宗族衰落,对胥吏失去钳制能力,也是重要原因。     

汉代刑徒兵考略

汉代兵制的变化除体现在征兵制逐渐为募兵制所取代外,刑徒兵的大量使用,并由临时性征发演变为一项基本国策,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方面。本文试图通过对有关文献记载和汉简材料的综合分析,解决以下三个问题:(1) 汉代刑徒从军的由来及东汉广泛使用刑徒兵的原因;(2) 汉代刑徒兵的应役范围;(3) 广泛使用刑徒兵对当时社会经济、政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