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以平教会为中心的考察

抗战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并未终结,而是在大后方进行,平教会的乡村建设运动就是一例.此间的平教会在湖南、四川等地开展了许多的乡村建设活动,梳理和考察这些活动,可以审视在抗战这一特殊的历史境况下,乡村建设运动如何与地方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产生互动与影响,并探讨抗战时期民间团体与政府的关系及对双方的影响.在此基础上,重审和反思了目前学术界对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研究的既有结论.     

吾民讲吾村 乡音叙乡村——村庄口述史“吾村吾民”项目实施报告

由溧阳市地方志办公室组织实施编纂的"吾村吾民"系列丛书,是江苏省首个系统化推进的村庄口述史项目。该项目通过采访的方式,由村民口述自己的村庄记忆,汇集乡民口中的"原味",记录乡村变迁的"风云",见证时代发展的"足迹",以此传承发展乡村文化,滋养乡民精神家园,让每个村民身上焕发出蓬勃向上的精气神,从而激发广大村民投身乡村振兴。     

近代以来华北乡村研究中的惯性表述及困境——以济南冷水沟村为例

百余年来的华北乡村研究,已经形成一套惯用话语体系。长时段视野下村落传统的形成与变迁的梳理、经验与理论的互证表明,冷水沟村借助优势传统和地近省城的便利,与外部市场联系不断增强,村落个性日趋鲜明,经济与社会文化发展水平相对较高,但既往研究却常常批评其封闭、保守、贫穷、落后。现代性主导下的乡村研究,形成了一套惯用话语体系,切割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地域性、连续性与整体性,误解甚至曲解村落历史与村落性质。要解决现代性话语困境问题,需要坚持正确的历史观,特别是要从长时段视野下考察,重视历史的整体性与连续性,凸显基层社会实践活动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乡村故事与社区历史的建构——以东凤村陈氏为例兼论传统乡村社会的“历史记忆”

广东潮州地区的东凤村原本是一个杂姓聚居的村落 ,后来逐渐演变为单姓陈氏村落。借助于实地调查所得之口述传说和族谱、方志等文献 ,再现东凤村宗族整合的历史过程和与之相关的庙宇活动方式 ,并由此讨论在乡村社会史研究中 ,理解口述传说和民间故事的若干方法论问题。如果可以将乡村故事视为乡民的“历史记忆” ,那是因为它们对于理解和解释现在我们所见到的乡村生活具有其独特的意义 ;乡村社会的格局和乡民的生活方式 ,自然又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逐渐积淀的结果 ,因而 ,对乡村故事的解析 ,实际上也可视为重新建构乡村历史的过程。“口述资料”和本地人的记述 ,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乡村历史的“事实”和内在脉络。     

论汉代的乡村社会组织--弹

在先秦至两汉的历史上,普遍存在着一种总名为“弹(或曰单、)”的乡村社会组织。这种组织的存在,乃是先秦至两汉乡村社会之所以区别于后世乡里社会的重要标识之一。汉代乡村保留着比较明显的古代官社共同体的影子,乡民间保留着比较密切的社会经济以及精神文化生活方面的诸多共同联系。从这些民间社会组织———不论是官办的还是民办官控的,抑或是民间自为的组织来看,其间所表现出的其时乡里民间社会自治、自助的精神还是很浓厚的;同时乡官权力重,政府对乡村社会的控制能力强,显示出古代官社共同体的遗风。     

乡村文化与新农村文化建设

乡村文化的发展变化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和影响,不同历史时期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乡村文化景观则呈阶段性发展：没有先进生产工具的原始氏族公社社会实施“共耕制”或称“耦耕制”,以道德主义为支撑的“周礼”是维持社会秩序和纪律的制度文化。铁器的出现实现了以家庭为单位生产,财富的生产和积累依然困难,与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小农经济模式使部落家族文化产生并延续千年,在传统乡村文化中占据重要的位置。1978年以来随着农村改革激发了生产力的迅速提高,有效的解决了乡民温饱问题,社会经济的逐步繁荣,深刻地改变着乡村的基本生活格局,落后的家族文化内部机制从根本上逐渐消解,代之以现代乡村文化。2l世纪社会经济繁荣发展,市场机制逐渐活跃,社会联系加强,社会流动扩大,党的十七大提出了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新农村文化建设正在这一背景下展开,向着生态、和谐的理想文化模式逐步演变。     

信仰民俗的历史传承与乡村社会秩序探析——以河北省高碑店市大义店村冰雹会为中心的考察

华北乡村社会秩序的形成与民间信仰习俗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大义店村的冰雹会至今已有600余年的历史,经过清初改制及数次历史变迁延续至今,其中所承载的丰富历史文化内涵已经充分体现在村民的信仰民俗里,植根于他们的现实生活中。张天师亲自传授这一传说对冰雹会正统性和权威性的确立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传统祭祀仪式亦成为该村村民的一种集体记忆。通过田野调查,结合口述资料和其他文本,对于梳理乡村社会信仰民俗的历史脉络,探析信仰民俗与乡村社会秩序的关系具有独特的价值与意义。     

千年灵渠的陡门与陡军传奇

<正>灵渠位于广西桂林市兴安县境内,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运河之一。灵渠由铧嘴、大小天平、泄水天平、南北渠、陡门和堰坝、水涵等构成,蕴含着古人水利建筑的高超技艺和智慧,特别是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陡门设施,使得南来北往的船只能够穿越崇山峻岭,书写了世界古代水运交通史上的奇迹。基于陡门的管理和维护,又产生了世界上最早的水运管理专门机构和队伍——“陡军”。这是千古灵渠形成的一种十分独特的文化现象,     

基于美丽乡村背景下乡村公共空间景观设计研究——以龙井市东盛涌镇东盛涌村为例

自 2013 年中央一号文件出台以来,“美丽乡村”建设便如火如荼的开展起来,乡村公共空间景观设计更是关乎乡村空间人居环境质量、乡村传统文化传承、村民活动等一些重要方面 , 同时也在开展乡村振兴工作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美丽乡村”建设力度的不断加大,在建设过程中也存在着空间布局不合理、公共空间活力低、忽略村民实际需求等一系列问题。本文对美丽乡村的相关概念、政策等问题进行了研究,选取龙井市东盛涌镇东盛涌村“美丽乡村”建设作为实证研究。     

“常”与“非常”：一个鲁中村落的信仰秩序

乡村信仰活动之中有“常”与“非常”之别：以家庭为单元而进行的村落内部的信仰活动，是村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以村落为单元、以村际互动为特征的跨村落庙会活动，营造出一种有别于社会常态的特殊文化情境，是民间信仰活动的“非常状态”。前者是后者的日常积累，后者是前者的凝聚与强化。本文以山东省淄博市洼子村民间信仰为个案，试图在广泛的意义上探讨民间信仰“常”与“非常”两种状态之间的相互关联与转换机制，以及对于当代乡土社会的意义。     

抗战时期晋绥边区的“二流子”改造运动

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晋绥边区开展的“二流子”改造运动,既是中共加强抗日根据地基层社会治理、增加农业生产的一大措施,亦是在革命话语下动员民众改变陋习、洗涤封建残留的一次尝试。加强对“二流子”的改造,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二流子”对根据地乡村社会的侵扰,增加了农村生产的劳动力,减轻了普通民众的负担。然而“二流子”改造运动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即改造过程中“二流子”范围的扩大化,以及过度“怀柔”。这都显示出“二流子”改造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工程,它不仅改变着“二流子”这一社会群体的命运,亦改变着传统乡村社会的管理模式。而现代政党权力的强力干预,更使得传统乡村社会的治理模式迅速向现代化方向转型。     

多元文化视角下乡村旅游与空间重构研究——以北京怀柔北沟村为例

多元文化视角是理解乡村旅游发展的重要渠道,文化比较亦成为旅游研究的共性思维。文章以北京怀柔渤海镇北沟村为例,探讨多元主体作用下旅游对乡村空间的重构作用,重新审视乡村旅游与多元文化的内在关联。研究发现,北沟村旅游发展受到基于不同文化的内外部精英的共同作用,本土精英的回流成为乡村旅游发展的重要转折点,具有不同文化性质的主体促进了乡村业态、空间组织和生活方式的转型。外来社会文化在与本土文化相互融合协商推动了旅游产业的创新,形成具有中西文化结合特征的旅游空间。多元文化交流背景下的主体不断实践,在日常生活中实现多元文化融合,逐渐摆脱“我者”和“他者”的文化隔离。在共同诉求的驱动下,村集体、村民与外来经营者实现社会空间的融合,组成空间生产的“共同体”。研究以期为优化乡村旅游的组织形式、乡村资源合理配置和人地关系的协调提供策略参考。     

地方水利开发与人水关系变革——基于道光曲沃县“沸泉水利图碑”的历史考察

道光二年“沸泉水利图碑”是研究沸泉水利社会历史变迁的一把钥匙。以水利图碑为中心,结合历代碑文、方志和田野调查,引入垂向视角,关注地域社会的整体性,将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相结合,研究时段以清代为中心,通过向上与向下延伸,将沸泉水利置放于一个更大的地理空间和市场空间中加以审视和解读,讲述图像背后人水互动关系的长期演变史,从而实现水利社会史研究从文字到图像的转换。     

苏南乡村社会生活空间特点及机制分析

江苏以其文化、历史与经济闻名于中国与世界,苏南是它的一个典型代表。开放的苏南乡村以其丰富的文化、悠久的历史和发达的经济而在全国乡村处举足轻重地位。研究其社会生活空间有它的必要性和现实意义。文章将基于自然生活空间并由村民的各种行为活动轨迹组成的苏南乡村社会生活空间划分为五种类型,它们分别是市场贸易生活空间、生产劳动生活空间、文化教育生活空间、家庭婚姻生活空间、社会交往生活空间。通过对各种生活空间特点分析,进而探索了促使苏南乡村社会生活空间形成机制,得出了"人的观点的转变是最重要的因素"这样的结论,为苏中、苏北乃至全国乡村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借鉴。     

水车与秧苗:清代江南稻田排涝与生产恢复场景

本文以稻田排涝为主题,从圩田形态、人群和苗情景观等方面分析太湖地区乡村救灾的生产场景。指出易于戽水的圩田既要有良好的大圩岸,亦需梯级小抢岸和各种排水沟道。在清代,戽水以大棚车制动员乡民力量,集水车布于圩岸。由于时间紧迫,许多妇女也参加了戽水。在长期与水灾打交道的过程中,乡村社会中出现了许多与戽水排涝密切相关的苗情用词,非常直观地反映了稻田与水面的关系,也反映了稻苗与灾情的关系。     

香港新界金钱村太平洪朝祭祀辨析

香港新界有许多乡村,每逢春节元宵,差不多都有举行以乡民的歌唱为主的祭祀,但是其中道士参加的例子,只有两个,就是粉岭彭氏村和金钱侯氏村,都称为太平洪朝。在这些道士所做的仪式中,我们才可以看到乡民向神灵恳求的内容。这两个例子之中,金钱更多保留原始春祈社祭的因素。因此,下面拟研讨金钱侯氏村洪朝祭祀。     

承德市乡村旅游发展自治管理机制研究

村民自治型乡村旅游地作为一种具体的“内生式发展模式”之实践办法,其在促进农民增收、保护社区利益等诸多方面都有着颇为积极的意义,然而其在相应的实践活动中,却也存在着为数不少的问题。文章以河北省承德市农村地区为例,对各种“村民自治型”乡村旅游景区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做出相应的探讨,并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对策,以期给同行提供这一方面的研究和实践活动之借鉴。     

论村规民约

一、村规民约的概念 　　有个别学者持“大村(乡)规民约“概念,即将存在于乡民社会中的所有习惯法规则都称为村(乡)规民约.这样,民族习惯法、家法族规等都可以收入村(乡)规民约这一概念的帐下.①本文反对这一做法.不仅因为这一做法不符合行之已久的学术规范,而且它也不利于人们对我国的习惯法作出历史地、理论地考察.……     

华北乡村的堡寨与明清边镇的社会变迁——以河北蔚县为中心的考察

堡寨是中国乡村社会一种常见的防御性聚落形态,明清华北乡村修筑过大量的堡寨,它们浓缩了华北边地数百年间的历史变迁。本文以河北蔚县作为华北乡村堡寨的个案,通过对它的研究,细致展现伴随着明清边镇战和局势、卫所制度、地方社会的变迁,乡村堡寨的修建、类型、功能、组织管理以及象征意义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与此同时,也可考察乡绅力量的介入以及乡民观念的转变。     

文化人论桂林文化城

抗日战争时期,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桂林,由于蒋、桂之间存在矛盾这一特殊的政治环境,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通过统一战线）,在一段时间内,文化名人云集,书店、出版社林立,报刊琳琅满目,文化活动高潮迭起,被誉为“文化城”。这是一个独特的历史现象,它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中国现代文学史以及世界反法西斯文化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辑录并重温抗战时期文化人、也是这一文化现象的见证人对桂林文化城的论述,对于我们了解那一段历史,认识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是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