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粮食统制

抗战时期,为了保障军粮民食的供应,国民政府对粮食实行了统制,其措施主要是田赋征实、军公民粮定量供应和限制粮价等。国民政府实行的粮食统制,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保障了抗战后期军粮民食的供应,稳定了后方社会秩序,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家的财政困难,为坚持抗战作出了巨大贡献。     

全面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出口贸易统制的建立

全面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已开始逐步对出口大宗商品实施统制,但面对重重阻力,政策执行成效并不理想。淞沪抗战爆发后,长江下游航运阻滞丛生,商人不得不在诸多方面主动向国民政府寻求援助。国民政府适时通过中央信托局推出兵险,为商品运输提供保障,使商人对之产生依赖,并成立贸易调整委员会等机构,在"调整"贸易的同时进行权力渗透。江阴、南京沦陷后,积压在汉口的出口商品只得通过政府控制的粤汉铁路运出,国民政府在初步完成权力渗透后整合中央与地方贸易机构,撕掉"调整"的面纱,将贸易调整委员会更名为贸易委员会,正式建立起对出口贸易的统制。     

统制经济与抗日战争

统制经济是国民政府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展开而逐步确立和实施的一种战时经济体制,其最高目标是为战争服务。虽然在实施的过程中有一定的消极作用,但从战争的角度衡量,它又是必须和必要的,是抗日战争环境下的特定产物,在维持战时生产,最大限度保障军需民用,支持抗日战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试析战时贸易统制实施的阶段及其特点

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国民政府即转入战时体制,并对战前所执行的种种措施加以变革,以适应战时局势的变化。在这些重大变革中,对外贸易政策上的演变极为显著,而且这些政策还随着战局的变化不断加以修正与变更。本文即主要依据原始档案资料,以财政部贸易委员会及其属下国营公司作为研究对象（有关资源委员会及特矿产品出口统制不在讨论范围之内）,深入分析战时国民政府各个阶段对外贸易政策的演变、内容及其特点,并在此基础上对于战时统制贸易政策的作用予以客观的评价。     

全面抗战前南京国民政府桐油统制的展开

全面抗战前,作为军事战略物资的中国特产桐油跃居出口商品首位,但中国未掌握世界桐油贸易的主导权。南京国民政府试图对桐油实施统制,使之为其经济建设服务,同时成为其在国际舞台运筹帷幄的工具。在中德易货借款谈判中,德国向中国提出了大量的桐油需求,国民政府顺势推出桐油统制。全面抗战前的中国桐油贸易形成以汉口为中心,由外商掌控,以出口美、德、英为导向的市场格局。在不彻底改变原有社会结构的情况下实施统制,意味着政府力量强行嵌入原有的市场格局,势必会触及相关各方利益。为减少阻力增强统制成效,南京国民政府在制度设计上做了诸多安排,一方面以改良之名,渐行统制之实;另一方面由实业部牵头,联合地方政府与商人,希望以官商合办的形式将华商纳入统制体系,以节约统制成本。由于湖北地方政府与汉口中外油商持消极甚至抵制态度,英美政府不断提出抗议,使得制度设计在执行过程中发生变异。强势政策遭遇弱势执行,南京国民政府权力只是有限渗入桐油市场结构中,统制成效并未完全彰显。     

统制经济视野下的1942年陕棉征购案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国统区资源短缺加剧,日用必需品价格暴涨。国民政府为平抑物价、管制物资,先后委派物资、农本两局主持征购陕西陈棉,保障市场供应。但在征购过程中,政府与商人囤户争夺利益,各机构相互牵掣。1942年12月,农本局总经理穆藕初因征购不力被撤职查办,相关机构亦进行了撤并重组。陕棉征购失败暴露的问题,源于国民政府整体管控能力的不足。在对日战争中,国民政府试图在前现代的社会经济框架下运用现代的统制技术,捉襟见肘在所难免。     

日伪统制中国东北学校教育的影响分析

日伪统制东北学校教育十四年,这种统制的影响问题,特别是人们易于言及的教育水平和价值理念等问题,是人们在探究伪满教育史和伪满洲国史时所无法回避的一个极为沉重的话题。令人遗憾的是,虽然众多学在研究中都曾触及此问题,但从笔所接触的现有成果看,研究还不够深入、全面,故而笔拟以目前所能收集到的材料,对上述问题进行再探讨,不足之处,请方家学予以指正。     

汪伪政府在南京的米粮统制

汪伪政府在南京的米粮统制包括运输管制、交易控制和价格限制三个方面。本文全面阐述了汪伪政府在南京的米粮统制政策的具体举措及其效果,并运用南京和周边地区的米价数据及价格相关分析方法,剖析了汪伪政府在南京米粮统制失败的原因。汪伪政府的傀儡性决定了其米粮统制的根本目的是为日本侵华战争服务,违背了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从经济上看,米粮统制政策背离了市场规律,最终导致了汪伪政府在南京的米粮统制政策的彻底失败。     

华茶销售衰败与祁红统制运销中的官商权势纷争

民国年间,华茶的生产和销售与国际市场联系尤为紧密,其产销受到国民政府和商界的高度重视。由于受到国际茶叶市场供需关系的制约,华茶特别是红茶销售日益衰败。为振兴华茶,皖赣两省实施红茶统制运销政策,祁门红茶是统制运销的主要对象。官商之间为祁红统制运销的控制权展开博弈。华茶销售的衰败和祁红统制运销中的权势纷争凸显出民国现代化转型时期商业社会生态的变迁面相,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民国时期商业发展的步履艰难。     

民国茶业统制述评

民国茶政一大措施是实行茶业统制，其先声是1936年4月1日皖赣两省发起的皖赣红茶运销委员会。在此基础上，1938年6月7日财政部颁布、行政院备案的“管理全国茶叶出口……     

日伪在华北新闻统制述略

1937年日本侵略军占领华北以后 ,即迅速建立起殖民地性质的新闻事业系统 ,对新闻出版予以严格统制 ,防遏一切不利于其殖民统治的思想言论 ,肆意传播其法西斯侵略主义 ,蒙骗沦陷区人民。近年来 ,学术界对日伪在东北、华东、华中等地区的新闻统制问题多有论述 ,而对日伪在华北地区的新闻统制则鲜有涉猎。为此 ,笔者谨根据接触到的一些档案、报刊史料 ,对这一问题作一简要论述 ,以使读者对该问题有所认识 ,以便比较全面地了解日伪新闻统制政策及其运行情况。一、日伪新闻宣传组织及统制机构与其他地区一样 ,日伪在华北地区也设有系统的宣传组织…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伪满的金融统制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东北地区成为日本战争经济所需的重要战略物资的供给基地。为满足日本的战争需要,伪满政权采取了一系列金融管制措施,使得日伪在中国东北地区的金融统制较此前更加严酷。本文从统一汇兑巩固“元元等价”、统制资金促进战争产业发展、强制储蓄直接剥夺劳动收入、管制利率强迫共同融资削弱金融机构经营自主权、改革《满洲中央银行法》消除央行独立性等角度全面分析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伪如何强化对中国东北地区的金融统制。     

日伪统制经济下的忻县商会

抗战时期的日伪忻县商会档案非常丰富,保留至今,尚未为学界关注和利用。本文主要依据此档案,以忻县商会为个案,考察当时日本对华北工商业经济统制的纵向体系、实施状况,分析该时期忻县商会与统制经济之间的关系,探讨日伪统治下地方商会的复杂角色,以期丰富沦陷区社会经济和商会史研究。     

黑水城所出宋代统制司相关文书考释

《俄藏黑水城文献》第六册汉文部分共收录宋代西北边境军政文书109页,在这109页文书中有几页文书涉及到北宋统制司设置的一些情况,本文对这几页文书涉及到的基本史实进行了考释,对《拣选状》中反映的宋代统制司的设置、宋代军带的拣选以及北宋末年西北地区与西夏的关系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抗战时期四川的粮食运输管理

抗战时期四川是大后方的粮源基地,担负着前方战场军粮和后方民食供应重任,因此保证四川粮食运输的通畅是夺取抗战胜利的重要保障。为此,国民政府和四川地方政府一方面设立了粮食管理机构以加强粮食运输管理;另一方面颁布了大量粮食运输法规以指导粮食运输,增强粮食运输力量,保证粮食运输安全。这些政策和措施的实施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大后方军需民食的供给,对后方粮价的飞涨发挥了一定抑制作用,但由于国民政府粮政的腐败以及粮运价格过低、运输手续繁杂等原因,粮食运输政策又未能完全发挥应有的作用。     

二战后美国对日本的粮食战略及其影响

二战后,日本经济凋零,粮食短缺问题严重,国民生计惨淡,社会矛盾丛生。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美国占领当局分别从外部和内部开展粮食援助和粮食强征。这一系列政策在实现美国自身的经济需求与政治目的的同时,也确实对日本的农业与社会步入正常化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之后日本的经济腾飞奠定了坚实基础。战后初期的粮食政策连同日本经济复苏后美国长期实施的粮食倾销,共同构成了二战后美国对日粮食战略的主要内容。美国的粮食战略缓解了战后初期日本严重的粮食危机,部分解决了美国国内的粮食过剩问题,改变了日本人的饮食结构与饮食习惯,挤压了该国粮食的生存能力和发展空间,影响了日本的粮食安全乃至政治、经济主权与独立发展进程,也加剧了美日间的贸易摩擦。     

伪满洲国中期金融统制的强化（1937—1941）

伪满洲国统制金融是伪满洲国史、伪满洲国统制经济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本文着重考察1937年至1941年,即伪满洲国第一次产业开发政策执行期间的金融统制问题。具体从伪满洲国第一次产业开发政策与资金需求、强化金融机构统制、加强对一般企业资金统制以及强迫资金供给等四方面进行分析。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交通立法与交通管理

抗战时期,为保证大后方交通建设的顺利进行,提高交通运输效率,保障交通安全和畅通,国民政府制定了大量交通法规,涉及到交通人事、业务、工务和财务方面,也包含了国民政府在这些方面的具体管理内容,这些法规形成了比较完整系统的交通法规体系。大量交通法规的颁布,体现了国民政府在交通管理上的一些特点,包括实行交通统制、军需优先、提倡节约和地方协作等特点,但由于在实际的交通管理中存在交通机构变动频繁、运价过低、管理人员腐败和执法不严等问题,国民政府颁布的交通法规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抗战期间日本对华中沦陷区经济的掠夺与统制

摧毁中国抗战的经济基础．对中国进行最大限度的经济掠夺,是日本侵华的主要目的之一。日军对中国比较富庶的华中地区的进攻、占领与掠夺、统制,即为日本实践这一侵华意图的突出体现。战争初期,以上海为中心的华中地区遭到日军的洗劫,日军掠夺物资,掠夺税款,发行军票,占领华商工厂企业（对其实行“军管理”）。相持阶段到来之后,日军“以战养战”、“现地自给”,对华中沦陷区进行“清乡”,加紧对敌后封锁;禁止物资移动,加紧矿产和物资的“开发”与掠夺;组建华中振兴公司,对产业严加“统制”;为笼络华方人士,“诱致资本”,提出“发还”军管理工厂,但实际进展却非常缓慢。随着战争的进程对日本越来越不利,1943年开始日本实行所谓的“对华新政策”,在物资掠夺方面,变直接掠夺为由“商统会”等伪组织出面的间接掠夺;在产业方面,日本宣布不再“独占”,对“国策公司”进行“调整”,同时“发还”军管理工厂有所进展;在金融方面,“统一货币”,不仅用伪中储券完全取代法币．而且用其回收军票,但伪中储券从此完全军费化。     

抗战时期国家元首视察“小陪都”

1936年春,经国民政府四川省政府批准,建立了“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区”,区署设于北碚。经过卢作孚等的努力,北碚规模日益完善,逐渐成为当时中国的“乡村建设模范区”。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北碚被划为“迁建区”。小小的北碚,迅速迁来的国家机关、学校、单位、机构达200余个,人口从6万激增至10万,社会各界精英3000余人也纷纷来此定居,因此被称为“小陪都”。由于其地位的重要,引来国民政府首脑以及外国领导频频前来视察,但他们视察的目的确是各不相同。